大山的路，总有一条走向市场，这条路上，步伐是兴奋的、律动的。只是，用“律动”来形容山里人走在市场的路上，未免有些冠冕堂皇，但如果用“律动”形容山里人走向市场的统一行动，我觉得无可厚非。
　　 尽管大山对音乐的阐述，大都是一种声音，比如鸟语声、雷鸣声以及溪水的汩汩流动声。用“律动”来形容山里人脚步，是因为山里人都在赶集的日子统一行走在市场的路上，大山也有追求美丽的权利，赶集的人们会穿上好一点的衣服，大山不只是泥土象征。就像爷爷的“纸票”很少，但他也会穿上那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这是山里赶集的规格。所以，在我的思维里，“律动”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如果赋予一种音乐的旋律，那么，这种旋律是兴奋的。
　　 我知道，或许只有在桂西的大石山区，赶集才叫作“赶场”。不过，我觉得“赶场”挺好，这切合的大山对赶集的描述。当然，还有的地方把赶集称为“赶圩”，这会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晓得“圩日”就是“赶场天”。无论什么样的叫法，大山的赶集是个走向集市和走回山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大山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售卖和购回的一种交易。
　　 爷爷赶集的交易方式是卖杨梅壳。我不知道杨梅壳的作用是什么，我也不会去深究杨梅壳的作用，我只知道，集市的收购站会收购杨梅壳，杨梅壳可以卖钱。爷爷会用卖杨梅壳的钱买回盐、味精和火柴。在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山里人打杨梅壳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一棵杨梅树会被砍倒，然后剥皮，皮晒干后就变成可以售卖的杨梅壳。我没有去担心剥杨梅壳时杨梅树是否会痛苦，我担心的是，山里人一遍遍地寻找杨梅树，然后一遍遍地剥壳，是否有一天，杨梅树会销声匿迹。
　　 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杨梅树越来越难找，最后打杨梅壳的过程变成了把杨梅树连根刨出，然后连杨梅根的壳都要剥取，这应该是一个残忍的过程。
　　 我不会责怪爷爷剥取杨梅根的行为。因为，爷爷需要盐、味精和火柴。我要责怪的，是大山太贫穷，如果山里人的口袋里都装满着“纸票”，还有谁去打杨梅壳，爷爷不会去，我也不会去。我总在隐瞒我打杨梅壳的事实，原因是，打杨梅壳的过程会吸引路人的异样眼光，那是一种贫穷划分，只有最穷的人家才会打杨梅壳。我不愿承认我家是卖杨梅壳的，我更想以一种我家不用卖杨梅壳也能买得起盐、味精和火柴的姿态呈现。所以，当我看到一棵杨梅树被剥皮而不是爷爷的操作，我的心里不是失去，而是获得，我感受到一种同样的操作和同样的人家，就像找到了同类。
　　 大的山母猪藤、和苕藤、九牛力……我不知它们的书面名字，我也不想去深究，或许，这样叫着更加亲切、自然，更符合大山的规律。母亲非常反对父亲到山上割藤蔓植物或采挖根茎植物。如果说爷爷是打杨梅壳的高手，那父亲应该是把爷爷“打山货”的范围扩大了。父亲不仅会打杨梅壳，还会割母猪藤、扯和苕藤、挖九牛力。
　　 “打山货”是特困户的操作。这种操作在大山的最深处，在荆棘灌木丛中，在人迹罕至的边山角落，还有，“打山货”根本赚不了什么钱。所以，“打山货”似乎是生活最后的逼迫，更是一种思维落后的象征，甚者会被认是智商较为低下一类人。我不知道母亲对父亲“打山货”的想法，大概是“打山货”与外出打工相比，外出打工更划算。我想，我的想法或许没有错，因为父亲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而且经常打光脚。于我，不想让父亲“打山货”，主要是我不想让人们知道我有个穷爹。
　　 很多时候，我不愿走在走向市场那条路上。因为别人的父亲总是穿着没有补丁的衣服，而我的父亲总是挑着一担没有什么价值的山货，这让我的脸上总是忧郁的，我在渴望着我有一个迈着轻松步伐的父亲，我渴望父亲穿着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而且穿着一双新的鞋子。所以，我家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让我的自尊倍受煎熬和挣扎。
　　 不过，我不反对父亲找金银花。原因是金银花的收购价相对母猪藤要高出好多倍。父亲很清楚大山那个角落的金银花什么时候开放，这应该是父亲的一项技能。当父亲从大山里扛回几大麻袋的金银花时，可以从母亲的脸上看到喜悦，这是母亲惟一一次没有反对父亲“打山货”。母亲还会帮忙着把金银花中的叶子挑出来，这让我感受到和谐，也是我童年难得的一次温馨。
　　 此时，父亲不再是那个“穷得卖母猪藤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找到金银花的技能选手。我想，父亲担着一担压得很紧实的金银花走进村庄，他的心里是不再那么卑微，因为一担压得很紧实的金银花绝对不是一担松垮母猪藤的价值。人们看向父亲，一定在想，“他到底在哪里找到那么多的金银花。”于是，我会很感谢大山的某个角落，感谢那种叫金银花的藤蔓植物。
　　 只是，父亲走在那条通向市场的路上不是每次都挑着金银花的，他大都是挑着母猪藤或和苕藤。所以，我无比羡慕那些不用挑着母猪藤或和苕藤的人们，我总在期待父亲走向市场的路上是穿着一件新衣服而不是挑着一担母猪藤或和苕藤。因为，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有一个卖母猪藤的父亲。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每次赶场都穿得那么破烂，因为他完全可以像爷爷一样穿一件没有破洞的衣服。其实，父样有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而且还有一双“晴雨适用”的鞋子。但他就是不穿，用他的话来说，穿有破洞的衣服凉快。
　　 其实，大山是普遍贫穷的。因为没有人能改变大山的高度和山路的长度。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山里的某一人家穷到无米下锅的程度，但并不代表我看到的都是事实，就像父亲总是穿着一件破洞的衣服并不代表他没有新衣服，这同出一辙。只是，有些人喜欢隐藏自己而已。难道不是吗？就拿“打山货”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隐藏。或许，父亲是个不善于隐藏的人，他不怕别人说他是个“穷得卖母猪藤的人”。
　　 父亲没有逼着我跟他“打山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我家地少人多，那么，我应该至少是个走向那个开满金银花角落的人吧？因为别家的孩子都会被勒令走向土地，扬起那把只有大人才能扬得起的锄头。父亲不善言语，像大山一样沉闷，我与父亲的交流较少，像隔着一座山。我不知道父亲的想法是什么，他不会勒令我和弟弟们劳动。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天放学，我都会跟着堂哥爬上高高的山岗上摘獠竹叶，“獠竹叶”是山里人的叫法，一种生长在桂西喀斯特地形地貌大石山上的竹子，阔叶细枝，是马的好夜草。“马无夜草不肥”，可我家只有一头整天打架的黄牛。堂哥辍学后，他更改了摘獠竹叶的时间，于是，我只能一个人走向学校，再无他事。
　　 每到“赶场天”，我都会漫无目的地迈步走向市场，而且我从到结伴，这是我到山下读书的一种步伐，这种步伐不会带着太多兴奋，因为我的口袋里没有半毛钱，看着市场上飘香的冰水，我只能路过，顺便闻一闻，这或许是我走向市场的一种收获吧。穷到极致的时候，并不需要有太多高尚的想法，我会期待在马路上捡到一毛钱。只是，我从来没有捡到任何一分钱。我也不期待在市场里遇见父亲，因为我知道他的口袋里也不会有多余的一毛钱。父亲的节俭让我害怕，别人的父亲赶场会买上一碗香气四溢的米粉，父亲坚决不买，他觉得饿了挺挺就过。
　　 我不想父亲在学校的大门口等着我，我不想同学们知道那个穿着破洞衣服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会从他的口袋里艰难地掏出几毛钱，我总说不需要，这不是搪塞。我是确实不需要，因为我没有在学校门口吃米粉的习惯，而去市场闻一闻冰水的飘香是不需要花钱的。我没有任何攀比的姿势，我的最大乐趣是解答书本上那道叫“思考题”的最难题目。或许我太生就是来攻克“思考题”的，越难的“思考题”我会越上瘾，花时间越多的“思考题”我会越兴奋。或许，是在攻克“思考题”的过程中，我会屏蔽所有诱惑，哪怕是冰水的免费飘香。
　　 当我“破天荒”第一个走出大山到远方城市读书时，在一片无比羡慕和佩服的眼神里，我却没有太多的兴奋，我在担心父亲如何用“卖母猪藤”的钱凑够我每个学期的学费，几千元的学费不知用多少多少担母猪藤才凑够？当我听到父亲说，“两千多块嘛，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父亲第一次说出如此豪迈的话语。不过，我知道，父亲是在给他自己打气、加油，他卖母猪藤的钱根本不会积累到两千多元。开学越来越临近，我对远方求学并未怀抱着太多兴趣，换句话来说，我对父亲为我筹足两千多元的学费并未抱着太多希望。
　　 当父亲把两千多元学费摆在我面前时，我一下子愣住了。一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二是我不敢想象父亲是从哪里拿出这么多钱。同时，我的担心又来来，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是凑足了，那第二个学期呢？第三个学期呢？一共有八个学期啊！
　　 不过，父亲依然为我凑足每个学期的学费，而且每个月的月初准时为我汇款伙食费用。我听说，父亲除了卖母猪藤，还为别人铲油茶林、搬运最重的水泥、挖最深的地基壕沟……“你父亲太累了，哪里有活他都去，不管给多少钱”。我想，为了给我凑学费，父亲一定不和别人谈工价，哪怕别人趁机压低工钱，父亲也会去做，但父亲一定要求在完工后马上拿到现金，他宁可工价低些，也要在每学期开学前凑足我的学费，这是父亲的性格。
　　 我在感恩大山的同时也在责怪大山。正是山高路远，贫穷让多少孩子被迫走向土地，扬起那把只有大人才能扬得起的锄头，就像堂哥，他家的土地确实需要耕种，他的父亲在披星戴月中确实需要添加一个新的劳动力担着农家肥走向那条离家无比遥远每天只能走一个来回的山路上。
　　 随着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山里人纷纷搬出大山，搬离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山里人不再把全部的力气用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上，他们走进工厂、走向工地。大山不会再有辍学现象，一大批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我问父亲可不可以不再去“打山货”，要多少钱我都给。父亲说，“我现在是打着玩的。”也罢，我已觉得父亲挑着一担母猪藤走向市场的面子我丢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