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生活是火红火红的，热血是滚烫滚烫的。
　　 那年那月，别看缺衣少食，但大家都像喝了兴奋剂一样，人人兴高采烈，处处欢声笑语。
　　 小谢庄村头树上的破犁铧是全村发号施令的最高长官。当、当、当一响，队长一大嗓子“办三件事喽！”老老少少很快都出来了。你拿着热红薯，他端着红薯干，家家清一色红薯饭。馍是红薯干面放点苏打粉，捏成窝窝头，里面装点辣椒菜，嘴里有节奏地唱着：“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好面馍就肉越吃越瘦。”乡亲们虽然贫穷，但个个都是穷大方。如果谁家做个改样的饭，端来都不是自己吃的。你看：谢大娘把红薯用揦子揦成红薯渣，加点菜做成菜团子，这就是最好的美味。她在家是数好的，村里孩子一人一个不多不少，她端着空碗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开心心，脸上的皱纹笑成一朵花。
　　 三饭前必办的三件事，应该是一个红彤彤的仪式。孩子站前面老老实实，男人站后排规规矩矩，女人和大孩子站中间，位置是固定的。小村子也就五十多号人，每人拿一本红宝书，恭恭敬敬贴胸前，个个昂首挺胸向着红太阳。第一件事唱“东方红”，第二件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件事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完了还要齐背几条毛主席语录。虽然五音不全，虽然高低杂乱，但目光是虔诚的，情绪是高昂的。如果有人滥竽充数，拉出来单独再唱，那是最丢人的事情。
　　 那年那月，无人想象电视、电脑、手机长啥样，但文化娱乐还十分丰富多彩。村村有大喇叭，家家有小喇叭，声音是从大队广播室里发出的。广播员韩小风是最风光的，国内外大事小情、党的方针政策、都是从她这里送到千家万户。如果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那怕半夜三更，也会有人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
　　 宣传队是大队的面子工程，八个样板戏个个都是千锤百炼。我们牛庄大队是省重点，住队各级领导几十人，宣传队队长是县文化馆馆长赵天民，导演是信阳市剧团团长孙行远，还有不少往来县市的艺术骨干。孙团长一张嘴，咚咚咚、呛呛呛、达达达，弦子过门张口就来，场面上各个乐器，模仿得惟妙惟肖，他排练节目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口技表演。每一个示范动作都堪称艺术经典。他是演武生的，翻筋斗是人家的绝活，翻起来身体就是滚动的飞轮，连续几十个后翻还能稳稳站立。他为《智取威虎山》武打动作设计令人叫绝，表演滑雪动作脚下像踩了风火轮。四个男生同一时间从不同角度，鲤鱼跳龙门般杀向威虎山，那热气腾腾场面，那生龙活虎的气势、那精彩绝伦的动作，给人极大的心灵震撼。
　　 说起这个大导演的来历，也像一场摄人心魄的电视剧。曾几何时，两派斗争你死我活，哪怕亲爹老子也水火不容。孙行远回万冢孙庄老家时，追来的另一派人，把他梱着装进麻袋，扔到河里。老话说的好：人不该死有人救，说书的、唱戏的，当某人命悬一线的瞬间，突然“半路上杀出程咬金”的故事屡见不鲜，现实版的“刀下留人”真的不好见。据说是扔到张刘村南边的高底河里。当时人的警惕性很高，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抬的麻袋会动弹，张刘、牛庄只隔一条小荆河，一抬腿的功夫，大队书记王玉彬就知道了。说时迟那时快，王书记带人从冰水里救出孙行远，晚一步一定命归西天。
　　 从此他老孙成为牛庄的坐上宾。救命之恩只有涌泉相报，所以孙团长把自己的绝活拿出来。为牛庄培养出不少艺术少年。
　　 沒想到的是，几十年后，我和孙团长成了亲戚，他是我儿媳的本家二爷。活到八十多岁时，还在郑州老年艺术团当团长，时常在公园上演他的拿手好戏，翻起跟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如果不是他身手矫健在翻越护栏时遇一场车祸，估计现在还能带杨子荣“杀上威虎山”。
　　 牛庄也算人杰地灵，还真挖掘不少艺术天才。他们天生好嗓子，加之名导授以发音技巧，还真让几个靓男俊女轰轰轰轰火了一把。名师自有高徒。解连芝的阿庆嫂漂亮、机智、干练，声音清脆悦耳，尤其是“智斗”一场，阿庆嫂与刁徳一、胡传魁周旋时那微妙的眼神，清澈而犀利，那机智勇敢的动作，至今难以忘记；谢喜梅天生丽质，美超群芳，一颦一笑皆花趣，柔美之中显刚强。她演的李铁梅扮相俊美，声音甜润委婉，绝对不亚于当年刘长瑜；王爱荣《红色娘子军》的吴琼花，那长相、那身段、那唱腔真的妙不可言。男一号王春宏扮演《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红灯记》的李玉和都非常成功，原本就是帅小伙，上了妆威武霸气声音宏亮，唱、念、做、打经名导千锤百炼，样样炉火纯青。最让人感动的一次演出，至今历历在目。他父亲突然离世，下午棺木从平舆运回，晚上他擦干眼泪安放好父亲，又去大队演《红灯记》。当他身披镣铐、浑身是“血”，一步一颤赴刑场的时候，台下不知道多少人在流泪。他却完全进入角色，演的大义凛然“慷慨就义”。这件事我曾问过他，回答是：我演英雄人物，心里总把自己当英雄，天大的事情一人担。这就是一个中学生崇高的思想境界。
　　 少年的启蒙，这几个人艺术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几个人都是端着艺术饭碗吃一辈子，王春宏至今还活跃在郑州市老年艺术团舞台上。
　　 那时生产队也定期去大队汇演，节目五花八门。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头上戴条破毛巾，抓把锅底灰脸上一抹就是坏蛋，红纸蘸水脸上一涂就是好汉，用红薯干面把脸擦的白乎乎就是汉奸。最有趣还是就地取材的三句半：有人端个盆，有人拿个洋瓷碗，还有人掂把大铁锨：“咚咚呛、咚咚呛，咚呛、咚呛、咚咚呛”“敲盆打碗上台前，四人表演三句半，我没家伙怎么办？敲铁锨。（合）对！敲铁锨！”第一句是根据手里的工具，第三句根据不同情况变换如：“台词不熟怎么办？照本念。（合）：对！照本念。”有的先上三个人，“还缺一人怎么办？”第四人跑步接上：“我来干！（合）对！你来干”笑是主旋律，台上台下没界限。这里是欢乐的海洋，也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战场。
　　 我也曾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上小学时，看到大人演巜老俩口学毛选》喜梅用奶奶破毛巾头上一系装老婆子，我头上裹件破衣服装老头子：“收了工啊，吃罢了饭，老俩口儿坐在那窗前，咱们两个学毛选。老头子！哎！老婆子！”唱的有模有样的。后来大队来自全国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俩的节目也用上了。其实我们演过无数次，观众反应特别好，没想到一个胡子夹让我走了“麦城”。喜梅表演特别好，只因我带了个大男人的胡子夹，表演捋胡须动作时，胡夹掉地上了。慌乱中低头捡起胡子，头上系的白毛巾散掉了，我现了原形，老头子一下子变成小姑娘。台下引起轰轰烈烈掌声和笑声。这应该是演出事故，我俩吓坏了，毛选没学完就仓皇逃跑了。现在想来小孩子来个小插曲，增加欢乐气氛也没啥大不了的。可喜梅爸爸和奶奶也在台下。他爸爸觉得丢人，抓着棍赶着女儿打，奶奶掂个鞋子去打爸爸。那混乱场面持续好大一阵，引来好多人围观。
　　 那时那地我是罪魁祸首，虽然没人管，也无地自容。低着头泪流满面，自责自己犯了错，让伙伴受牵连，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现在想起那个事我都笑出眼泪来，可当时我是实实在在痛苦了好长时间，那个节目也成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那年那月早已远去，那人那事却在心里。我不想评判哪个时代的是是非非，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每个作品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我就想不虚构不夸张的记下那些个真真实实的故事。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的苦辣酸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