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家乡过年，是有“小年”与“大年”之分的，也是要分开来过的。也许是为了延长过年的时间，作为我们这些吃饭不管事的娃娃，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倘能天天有年过，那就是一件万分稀奇的事了。
　　 年三十为小年，元宵节为大年。像一个人的小时总会格外受宠一些，这小年比起大年来，就更隆重也更庄重些了。
　　 起初，我只执着地听从了人们关于过大年的说法，而没弄懂这小年与大年的区别，大人们便给我作了如前的解释。我想也对，每个人不是从小孩开始而往大人里活去的吗？也就认可了他们的说法。更加坚定地盼着每个小年与大年的到来了。
　　 其实，把年三十定义为“年”不一定就很准确。当然，也不排除只把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当成是个纪念性的日子来过这种事。如果是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事，那自然就另当别论了。
　　 在我们幼小的心中，随时都在盼过年。哪怕是才过完今年的年，心里马上又在期盼着下一个年的到来——这的确是事实，只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要对过年如此感兴趣呢？那是因为只有过年，期待中的“三好”才会同时出现，才能让我们尽情地去享乐其中。
　　 首先是吃得好。可以说，这一年中的三百六十四天，都在为那三百六十五的到来做着充分的准备。平时可以是挨着肚子饿来省粮的，也可以是吃些见不得肉和油、米和面的粗茶淡饭的，为的是把本来就不多的好东西存在那里。好在年三十那天中午把所存的好东西风风光光地端上桌来，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
　　 其次是穿得好。我们每年一套“扯”布做的新衣服——应该是冬装吧，因为过年在冬季，只能是扯厚布料做衣服才对。那所做的独一套、只在过年才第一次拿出来穿一下的新衣服，一经“亮相”后就失去了它的新鲜感。它自然享受了一衣两用的待遇——既可以拿来夏天穿，也可以拿来冬天穿。夏天穿上，里面空荡荡的——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内容可穿在最里面，可那还是给热得慌。热得不行就把它脱下来，露出上身的赤裸来；拿来冬天穿，像装了粗糠的绣花枕头那样，套在破衣烂衫的外面，它多少有些表里不一。多数时候，我们在过年那几天是过足了瘾的，自觉就把新衣服脱下来洗干净后收起来。一是大人们说，第一次穿的新衣服，穿久了会蓬头垢面的不好洗。二是得用到下次走人户时再穿上。不然的话，像其他那些要么破烂得不成体统，要么短得缩在腰间像个灯笼′，多少有些穿不出世；
　　 再其次是耍得好。那时，大人们一星期要上六天的班，我们的学习也亦如此。那仅有的一天名义上是休息日，连大人们都没享受到休息的乐趣，我们这些本来就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娃娃，又能到哪儿去找连大人都无法找得到的休息时间来玩呢？放学回家，书包一放，我们就得忙着去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诸如放牛割草捡柴煮饭洗碗之类的杂活儿，有时甚至还要到队里去挣工分养家。每天都在忙乎着，并且已经习惯于忙的大脑，哪儿还有要闲下来去耍那么一小会儿的概念呢？即便有这种想法，也不敢去对大人们提出来。只有过年，这种玩耍啊，才是名正言顺的，对我们来说也才理直气壮。
　　
　　 二
　　 须知这年三十要过的小年啊，是从腊月二十九过度来的，再往前追述更是从腊月二十八日转来的。它自然就不得不留有前一天或前两天的很多痕迹。我们年三十丰盛的那顿年午饭，其准备工作一般是从腊月二十八日才开始的。
　　 为什么要“准备”得那么早呢，也还是从节约出发，充分利用它的剩余价值来考虑的。
　　 那天的早上，母亲要把从房梁上悬空挂在木杆子上的腌肉，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用根竹竿将整个春节期间要吃的猪肉给取下来。
　　 取下来的肉之多，装满了接它的一个筛子。那全是大人们在一年中舍不得吃而积攒下来的宝贝。平时我们则只能在它的下面眼馋地偷偷望着。
　　 那些诱惑我们眼馋的东西，也只是猪身上的一些稀罕部位。有面带“微笑”的猪头——那上面的猪舌子、猪耳朵，是能在年午饭的桌子上做出两道肉菜来的；还有烘干的猪脚、猪尾巴、大肠，以及切得方正的背皮搭子；更有特制的猪小肠——在它还新鲜着的时候，就要进行一阵弯弯绕的折腾，然后把它切成片，那美味便是难得的下酒菜了。当然，猪身上其他部位的肥与瘦，自然也会取下一些来的，用它们共同组成一桌的美味佳肴。如果仅靠猪身上那几个部位的肉，也还算不得丰盛，得有其他菜，如米豆腐、灰菜、豆腐、糖糯米等的帮衬与配合才行。
　　 除此之外，印有二十八日那天“痕迹”的，还有母亲一大早满脑子对这个年的谋划。
　　 我们这些娃娃们一年不同一年了，连最小的也能动起筷子来夹肉吃了。最大的呢，一看那平时口淡的怂样，就知道肉少了是不行的——她心知肚明每个人的情况，毕竟一年才过这一次年，至少年三十中午的肉要管饱要吃好，否则这年就没什么盼头了。
　　 她长时间都站在梯子上，把那杆子上的肉望得都有些羞答答的了，把站在底下举着筛子接肉的我，也弄得手酸酸的，母亲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看那杆子上挂着的肉。但我并不忍心打扰她，怕的是受影响而把肉取少了因此不够吃。
　　 一吃完早饭，她就开始用热水洗肉，一边洗一边再盘点一下肉的多少。如果觉得肉拿少了，得再从木杆子上往下取——这情况又不是没出现过。
　　 一大锅令人垂涎欲滴、透着香喷喷的肉食，在筷子柴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连同一起煮到铁锅里去的干萝卜茄子，都渐渐地有要耙了的意思。
　　 这时，母亲便开始往盆里捞肉，趁热把骨头从肉里剃下来。那升腾起来的白烟，以及从那肉里窜出来的热度，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有些难办，但又不得不趁热进行。
　　 从肉上分离下来的骨头，通常还要丢进锅里去再煮煮的，那里面还有油水可以再释放出来一些。萝卜茄子吸油，再多的油，它都不嫌多。再说，煮得粑粑的萝卜茄子才吸引人呢。
　　 在广大的农村，白萝卜可是个随处可见的寻常物。为了能填饱肚子，母亲每年都要在菜园子里种上它，用各种粪便肥料催得它个大皮白，诱人得很。感觉它也还算争气，每年都作为粮食补充，大人们变着花样地用它来填充我们的饥饿。我们让它给吃腻了，却毫无办法。
　　 这辛苦种出来的白萝卜的旺季，都快到成灾的地步了，又不得不想办法尽快消化掉，不然几天时间它就要空了心，喂猪都不吃。记得那个时候，母亲便自己先带头、再动员我们洗萝卜、切萝卜、晒萝卜片——变戏法儿地把它做成干萝卜茄子。
　　 看着那些在篾条上串成串的萝卜片，搭在树上、铺在垫席里、晾在一些高地方，这又引起了她的一些忧虑。老天爷出出太阳嘛，你吹吹风也行，就是不能下雨啊……她心里的这份意念，有时被老天爷接收到了，被老天爷接收到了后，合了她的心愿，很快干了的萝卜茄子就雪白雪白的；有时又没被老天爷接收到。“信息”没被老天爷接收到时，天不但阴沉得很，还一个劲儿地飘着霏霏细雨。即便弄干了的萝卜茄子，也有很多霉变的小黑点粘在上面。
　　 有着小黑霉点的萝卜茄子，在今天看来它是一定不能吃的，吃了就有致癌的风险。可那时哪管得了这些呢，只有填饱肚子才是真正的王道。
　　 这费尽心机才做出来的萝卜茄子，当然自有它的用处——只有在过年才有机会炖的铁锅里，必须得用它来吸附那渗透出来的油水，不然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三
　　 从大铁锅里捞起来的肉们，不必再作处理，很快就装进了“保险箱”——用一个大瓷盆装着，锁进了木柜子里。
　　 接下来，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任务，就是要赶在年三十的中午前，把浸泡了油水的萝卜茄子连同那不可多得的肉汤，都统统装到肚子里去。
　　 腊月二十八日的早饭，一如既往地跟平时一样，是要往酸菜稀饭里加入吃了经饿的红苕茄子的。但从中午开始，炖肉的萝卜茄子可以吃了以后，这稀饭里的内容就有所调整了——直到年三十的早餐，基本都是这样，不会再发生什么新的变化。
　　 这发生变化的稀饭里，不再有红苕茄子的身影了。泡菜下稀饭吃的款式，也换成了萝卜茄子下稀饭吃的款式了。
　　 酸菜稀饭与萝卜茄子，都不是我们这些娃娃们的所爱，每次大人喊吃饭时，我们都要磨磨唧唧的，仿佛能把那不合口味的饭菜给磨掉似的。
　　 坐到饭桌上，桌子中间装萝卜茄子的碗里，只有大人们的筷子在不停地动来动去。我们见过意不去了，这才装模作样地从那里挟些内容来往口里送，伴着稀饭吞到肚子里。
　　 你们几个要发忙的吃哟，不然稀饭吃了一会儿肚子就饿了。要是你们不发忙的吃，过年那天我都要端出来给你们吃……
　　 母亲这些话里的“你们”，当然指的是我们几个娃娃。她所说的“发忙的吃”，显然是针对肉炖的萝卜茄子说的。我们对那腻味的萝卜茄子，一点好感也没有。宁可光吃那酸菜稀饭，也不想用萝卜茄子来下饭吃，它加在里面有种不酸不咸的怪味儿。
　　 可一想到母亲说的“如果吃不完，过年那天也要端出来吃”的话，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吃下去。也许，看到大人们不但在忙着挟那碗里的萝卜茄子吃，还把那油汤往酸菜稀饭里掺和，简直像受了鼓舞似的，我们在心里也彻底放弃了对肉炖萝卜茄子的排斥了。奶奶不是说过这样一句“人心齐、泰山移”的话吗？也许在此时用上它是比较合适的。
　　 谢天谢地——几乎每年都如此，我们在大年三十的早上，总算还是把那剩下的肉炖萝卜汤、连同萝卜茄子，都煮进了酸菜稀饭锅里，一股脑儿地吃光了。
　　 这样做的结果也好理解，奶奶就曾安慰过我们说，只有把不好吃的全吃完了，后面剩下的才是好吃的。母亲则说，过年要一连吃几天好吃的，年前就吃点粗茶淡饭，先清清肠嘛。
　　 这“功劳”里，应该也有我们的一份吧！
　　
　　 四
　　 千呼万唤的年三十这天终于来到了。一大早，应该说天刚麻麻亮，与其说是自己醒来的，不如说是被吵醒的。近处有大人们做事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近处还有鞭炮零零星星在报“喜”的声响，又听急促的敲门声在无节奏地催促着，快起来吃饭了，几下收拾完了才好煮中午的饭……我们便揉揉惺忪睡眼、摸着黑穿衣下床。
　　 早上是随便吃一点的酸菜稀饭，有时加了苞谷馐馐，有时加进了头天仍没吃完的肉炖萝卜茄子的汤汤水水，舀到每个人碗里的数量并不多，一看就是随便吃点、只保持肚子不饿的那种。当我们还在磨磨蹭蹭细嚼慢咽的时候，大人们就搁下了碗，快速进入到了下一个主题。
　　 接下来，是“七个厨子八个客”最忙碌的时候，这动员起来人人参与其中的场面，也是那时候的一道风景。
　　 按照母亲比较讲究的说法是，年饭要吃得早，一年四季庄稼才收成得早。她还有一点最“要命”的讲究，就是不能望着那些诱惑得你残涎欲滴的熟食，比如正炸着的香喷喷的酥肉，而去“捞嘴”地先吃起来……这样就给山雀儿们随便飞到成熟的庄稼地里啄食，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样板——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因此我们就嘴里动着、喉咙发着痒地忍着，盼那激动人心的年午饭早日到来。
　　 我们才顾不得去管那些呢，什么庄稼地里的粮食早不早收那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眼前沟河两岸开始是东一处西一处地在乱响、继而又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的鞭炮声，吵得我们心慌了——那才是最让我们无法接受的事实。
　　 用鞭炮来报道家家户户吃年饭的喜讯，是我们那儿早年间就养成的习惯了，一直祖祖辈辈在沿用着。只不过那时的鞭炮，很少有人拿来成串的炸响，而是一声不接一声地零放着。为了将报喜的声音传播得更响，放的多是些大火炮。弄得到雷管的家庭，干脆就放起了雷管，那声音犹如惊雷。
　　 我们家放火炮的任务一直是我在完成。眼看各种盘盘碗碗都摆上了桌子，酒也煨热了，与上桌的美食一起，都不停地往外冒着白烟。父亲便提醒我说快放鞭炮了。同时他也催促着家人们上桌准备开席了。
　　 早已被撩得心痒痒的我，从灶屋里用火剪挟来一块明晃晃的“火石”，点起一个火炮丢了就炮，等那炸响的声音响过之后，才又去点第二个……通常要点好几个。我放的是大火炮，威力大，卖它的人早就吩咐说，放的时候要当心，里面装填的是炸药。
　　 在火堂里热酒的酒罐子是个传家宝，每年年三十它都会与我们一起上桌。此时从它肚子里倒出来的酒是热的，里面加了红糖，酒是父亲好几天前亲自到酒厂打的散酒。我记得他说过，管他妈的，这一年又是一年，过年了还是要喝点好酒的——在他心中，自己打回来的散苞谷酒就算是最好的了。
　　 每样菜，在盘子里都要留点，不要吃光了……对母亲说出的这些话，奶奶的解释是，表示我们家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我们就严格地遵循着这样的臆想，在每个盘子心里并不情愿地都留下那么一撮。好在是冬天，我们“吃不完”的那些饭菜，留在阵容庞大的盘盘碗碗里，冷冻的天气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酒足饭饱之后，作为主厨的母亲说她有些醉了，遂坐到火塘边一言不发。她那意思很明白，忙了整整一个上午，该是她好好休息的时候了，接下来就该我们没怎么忙的人出场了。
　　 我们自然心领神会。大点的负责洗，小点的负担扫，人多力量大，只一会儿工夫一切就都归整到位了。
　　
　　 五
　　 吃了年午饭，时间自然就来到“年”这天的下午了。
　　 按照规矩，我们是要洗完过去一年所留下来的积垢的。奶奶烧锅，冷水在煮饭的铁锅里加热。
　　 木盆就放到了灶屋后面的泥地上，只有那里还算暖和些，屋外还是严寒肆虐的数九寒天呢。我们挨个在木盆里洗了腿、洗了脚——要洗的只能是这些部位了，想全身都洗，是没那个条件的。
　　 穿上新衣服、新袜子的下午，像变了个人似的“亮”了。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个个神抖抖的威风八面。
　　 这呼吸着全新自由空气的下午，可以是用平时积攒下的零钱，去大路上买甘蔗来吃，可以是站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奔村里唯一的秋千架而去……总之，那是个可以从家里跑得无影无踪的下午。
　　 晚饭仍是大人们在操劳。昏暗的油灯下，桌子上的饭菜仍是中午的克隆版。只不过中午的米饭，换成了下午在我们玩耍时，大人们利用那段时间，忙着做出来的“包面”。
　　 剁进包面的主要成分，是在柜子里放置了几个月也舍不得吃的油渣。
　　 没有礼花的夜晚，仍有鞭炮声响彻在夜幕下。
　　 没有电视与收音机那个时候的夜晚，我们只能在萤火虫般吐着微光的煤油灯旁，一家人靠疙瘩柴燃起的火堆，把“岁”守得长些、再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