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泱泱五千年历史，我独爱民国的历史。民国风流，风流民国。时值清末民初，国家危亡，各色人等，或救苦救难，或拼死挣扎。仁人志士，贩夫走卒，莫不如此。变革的思潮来势汹汹，在短短的三十七年中，群星璀璨，给后人留下了回味无穷的轶事谈资。今史苑掇英，供大家莞尔一笑。
　　
　　 迅戏传芳（1）
　　 鲁迅和孙传芳，一个是被誉为民族魂的大文豪，一个是雄霸一方的大军阀，他们竟然有了交集。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却缘自于民国的女性流行装——旗袍。
　　 在民国的影像和画报里，美女着旗袍装是很典型的衣着。据说宋美龄的旗袍数以百计，张爱玲等才女们也爱旗袍（她们的照片为证）。旗袍体现了东方女性温柔性感的曲线美，历百余年而经久不衰。
　　 彼时街上流行争奇斗艳的旗袍，好比八十年代流行红裙子一样，都是一道具有时代特征的风景。
　　 孙传芳曾说道：“（旗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且女人露臂袒膀有伤风化，易招人想入非非。”他甚至看到穿旗袍的女子会双手掩目，转身而逃，以标榜自己非礼勿视。
　　 鲁迅说：“一见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孙传芳颇具‘民族性格’，一时传为笑谈。不过敢于说真话实话，流露真性情。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肯定孙传芳的，他总比那些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的人高尚了许多。”
　　 后来，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躲到天津吃斋念佛，却真的遭到了因果报应。因为乱杀无辜，被仇家女儿施剑翘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名人打赌（2）
　　 生活中，打赌是朋友之间经常发生的趣事，东北也叫嘠东。凡是赌都要有筹码的，或大或小，有的赌一次小酌，有的赌一顿大餐，有的赌些银子，如《潜伏》里吴站长和李崖余则成接电话时打赌，站长若无其事地把钞票揣入裤兜。当然也有人人因为打赌输了性命，在83年严打时，两个年轻人打赌敢不敢亲一下村里的女孩，结果勇敢者献上了死亡之吻，被定流氓罪处死了。打赌往往要有个见证人，这样双方才不至于耍赖不认账。
　　 民国时的两位名人也打了一场赌，而且赌注还很有趣。怎么回事呢？
　　 话说清末的1910年9月，彼时武昌首义的枪声尚未打响。在美国邮轮“中国皇后”号上，胡适见到竺可桢身材矮小、身体瘦弱，于是和他打赌，断言竺可桢活不过六十岁，说道：“你要是活到六十岁，我在你的寿宴上当着你所有亲友的面给你磕三个响头；你要是比我活得长，你可以在我的尸体屁股上踢一脚！怎么样？”竺可桢当即表示奉陪。
　　 后来，胡适活到1962年，享年七十二岁；竺可桢却活到了1974年，享年八十四岁。只是二人一个追随了蒋介石到了台湾，一个追随了毛泽东留在了大陆。结果胡适没能在竺可桢的六十寿宴上给他磕三个响头，竺可桢也没机会在胡适的屁股上踢一脚。
　　 历史选择却让他们命运各异，是那一弯浅浅的海峡见证了这一没有践诺的赌局化作了一缕这头与那头的无尽乡愁……
　　
　　 白石赠虾（3）
　　 齐白石是中国近代国画大师，他是名字前面不需要加注“著名”字样的泰斗级别的超级大师。他学画之前是个闻名乡里的巧木匠，后来痴迷绘画，从湖南几度进京，后名扬天下。他擅长花鸟虫鱼、人物山水，尤其以画虾最为著名。
　　 说起齐白石画虾，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好比大家都知道徐悲鸿擅长画马，黄胄擅长画驴一样。但是，齐白石赠虾的故事，可能许多人还不一定知晓。
　　 话说某一天，有人请齐白石画虾图，画好后买主非要齐白石再添一只，有点像现在的买十赠一，齐白石也没拒绝。但多画的这只虾子，呆板僵硬，了无生气。那人以为败笔，质问齐白石。大师回道：“你要添的这只虾子是不在价钱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子。”那人无语。
　　 为了避免纠纷，齐白石曾写有“润例”，如现在保险条款中的“如实告知”，告诉客户：“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十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二十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
　　 现在，齐白石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一路走高，天价作品屡破记录。如那个被免费赠虾的作品重现江湖，或许还可以作为炒作的卖点，再来个天价之外的惊喜也莫须有。如果还在，也算是歪打正着，因为贪小便宜却捡了一个大便宜，荫及子孙。一切都来自于齐白石大师的赫赫威名。
　　
　　 实秋胸怀（4）
　　 梁实秋是民国时的文学大家，在鲁迅成为无产阶级文学阵地的伟大旗手之后，梁实秋则被赤色宣传为鲁迅的笔战对手，甚至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言人，因而不受大陆年轻一代待见。似乎存在鲁迅的对手就是我们不耻的敌人这样想当然的结论。其实，许多事情不该一概而论。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杂文像匕首投枪一样刺向敌人的心脏，他是个不屈不挠的战士，鲁迅对恶劣的国民性和黑暗的政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畅快淋漓地批判，是左翼作家的伟大舵手。而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英国文学史家、文学家、翻译家。他的主张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
　　 一次，梁实秋质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梁实秋认为鲁迅实为了杂感而杂感：“有一种人，只是一味不满足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唯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鲁迅怎能吃亏，于是一场笔战就此开始，但是他确实从未说出自己的正面主张。
　　 发现问题很容易，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所以，鲁迅只好“呐喊”，只好“彷徨”。有人曾问毛主席，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会怎么样？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政治的进步，不但需要思想家理论家和批判家，更需要伟大的实践家。当然，鲁迅不是完人，或许他的确看不到将来的革命道路该怎样走，会是什么样的历程。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爱自己的孩子老母鸡都会，重要的是怎么样教育他。延伸一下——爱国思想谁都有，问题是怎么做。
　　 梁实秋作为鲁迅论战的对手，没少遭到鲁迅的破口大骂，但他只反对鲁迅的观点，却欣赏鲁迅的文笔。在鲁迅去世五周年时，他说：“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的，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
　　 说文人相轻自古使然，我不否认，但是凡事一定有例外。批判鲁迅的人都说鲁迅尖酸刻薄，甚至狭隘阴暗。而梁实秋则不然，晚年在台湾对当局查禁鲁迅的著作他就很不赞成。为自己的对手争口袋，这是何等的胸襟？梁实秋如此大度，不知道在九泉之下的鲁迅可否得知？而文学是否有阶级性这个悬案还一直萦绕在文学界，但是在人们的心中，似乎胜负已定，不说破更好。
　　
　　 思成夸妻（5）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奠基人，是解放后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旗帜性人物。当年，如果毛主席能听从他的意见，保护古城，再建新城，如今的北京绝对不会成为现在不伦不类的样子，北京人也不会没事就在云里雾里的雾霾下艰难地呼吸度日。在不破不立思想的作祟下，北京的城墙没了，残存的胡同屈指可数了，老北京被肢解了。
　　 这里且不探讨，提起梁思成这个人他可是事业和爱情双丰收的人。在强烈的攻势下，一代才女林徽因选择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一等好男人——梁思成，致使众多的追求者纷纷败下阵来，徒留羡慕嫉妒恨。
　　 在文化圈里流行着这样一段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一是因为文人都有自负的心理，文人相轻，自我感觉良好者居多；二是文人好色多情者众，从古代司马相如、白居易、辛弃疾、柳永、周邦彦、唐伯虎到近代的袁克文、徐志摩、郭沫若，再到刚刚仙去的张贤亮等等莫不如此，狎妓成风、青楼艳遇，趋之若鹜。似乎只有温柔乡里才方显文人本色。
　　 而梁思成则不然，老老实实，忠于爱情。一次他曾对朋友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看看，一句妙语，幸福无限，充满了对林徽因无限的欣赏和爱恋，同时也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妒煞旁人。
　　 林徽因不但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学者，更是著名的才女、诗人、评论家，与张爱玲、陆小曼、凌淑华等人闻名风流时代，是许多才子的梦中情人、追求对象。而梁思成独占花魁，抱得美人归，自然是最后的胜者。和徐志摩、胡兰成、胡适等人的爱情对象来比，无疑，林徽因是幸福的。
　　 当然，梁思成和林徽因婚姻也出现了危机。而危机的化解却充分显示了梁思成对林徽因的无以复加的爱。
　　 话说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金岳霖，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当晚梁思成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当时他和林徽因都哭了。后来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爱着你，不愿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
　　 为了真爱而放弃真爱，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写到此处想起一句诗：不是所有的花都代表爱情，但是玫瑰做到了。引申——不是所有的追求者都那样的爱林徽因，但是梁思成做到了。这一招四两拨千斤，不仅打退了情敌，而且赢得了朋友。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此后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不得不说梁思成和金岳霖都是可敬可爱的谦谦君子。
　　
　　 语堂烧书（6）
　　 结婚证书是适龄男女结为合法夫妻的法律凭证，据说在清末诞生的，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了它，夫妻们的婚姻就有了法律的保障。如今，人们办理落户、房屋产权、申请贷款、遗产继承等等，都离不开它。记得冯巩和吕丽萍演过一部电影《谁说我不在乎》，说的就是主人公夫妻双方谁都找不到结婚证了，宝贝女儿担心他们离婚，为寻找结婚证而翻箱倒柜，从而演出了一部啼笑皆非而又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生活剧。
　　 可见，结婚证在家庭生活中那是相当的重要。我的结婚证是当时在民政局工作的熟人给办的，照完合影照粘了上去，盖个大红戳就算完事，连内容都是我自己填的。以后，没事就和媳妇开玩笑说，我们的证是假的，没在民政局备案，为此她还和我磨叽了好久，非要再去补办一个。我说想补办得先离婚，别再弄假成真，她消停了。
　　 好好保管自己的结婚证，不但是其有用性的需要，更是爱情和婚姻的书面证明。但是，朋友们，历史上还真有人把结婚证故意地烧掉，而不是失火使然。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民国著名作家林语堂身上。话说才子加帅哥的林语堂在媒人的撺掇下，来到了廖翠凤家相亲。女方的母亲说林家穷，嫁给他是“呷饭的人家嫁给了呷糜的人家”，意思是“吃饭的嫁给了喝粥的”。廖翠凤仰慕林语堂的才华，当即表示贫穷不要紧，她愿意。这下子老太太也无话可说，儿大不由娘啊！
　　 1919年1月9日，二十五岁的林语堂与二十四岁的廖翠凤宣布结婚。婚礼上，林语堂拿出结婚证，对妻子深情地说道：“我把他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随后，他将其付之一炬。他们二人白头偕老，果然没有用到。
　　 在民国时代的风流男人中，相比徐志摩郭沫若这些明骚型的男人，还有怕媳妇江冬秀杀子威胁的胡适等闷骚型男人，更有蒋介石这样既有有原配，又有侧室，既花街柳巷放浪形骸，又有抱得新欢再次红杏出墙的混合型男人，林语堂无疑是难得的没有绯闻从一而终的好男人。只是不知道他们没有结婚证书，有没有影响当时去有关部门办理业的需要。或许，那时的制度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