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认知上的不同，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就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了活法上的不同。生活的酸甜苦辣咸，只有自己清楚……
　　 (一)
　　 像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左右着人的命运，当人们试图从困厄中解脱时，无论如何都难以办到。可偶尔抓住了一个机遇，命运之神却又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有一年，一个要饭的人来到祖父母的门前，说要用自己手里一个弹棉花用的两头大、中间细的“锤子”，换几张煎饼吃。祖母心想，要几张煎饼，至于用弹棉花锤换吗？再说，俺家里没人会弹棉花，要这个弹棉花锤有什么用？祖母一边想，一边回屋里拿了一叠煎饼，送到了要饭者的手上，转身就要离开。或许是于心不忍的缘故，要饭的人跨前一步，硬性把棉花锤塞给了祖母。祖母接过弹棉花锤后，随手就放到了院落的墙角处。
　　 两个月后的一天，大沂河西岸“竹园村”的一个亲戚来家里做客。这亲戚曾弹过棉花，后因村里“竹子”资源丰盛，又改行做起了编织竹器的活计。在闲聊中，七拐八拐地就谈到了弹棉花用的竹帘子上了。当祖母听了“弹棉花”这三个字时，随口便对亲戚说：“俺家还有一个弹棉花锤呢，放在家里用不着，你要是用的话，就拿去用。”
　　 亲戚说：“我编竹活的生意忙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弹棉花啊？不过，弹棉花的确是个能赚钱的营生。若您家想干的话，我送给您一个竹帘子，弹棉花的一些技巧，我也能给您讲解一下。只要舍得出力气，这个活儿做起来并不难。”
　　 祖父母有六个子女。当时，作为长子的父亲，也不过十来岁的年龄，且还在私塾学堂读书，一家子的生活颇显困顿。弹棉花养家糊口，不啻于一个机遇，抓住了，或许就能翻身。
　　 没想到，祖父一上手，棉花就弹得有模有样。加上他为人谦和，公平交易，生意做的日益兴隆，家庭生活逐渐地好了起来。
　　 凭着弹棉花赚的钱，祖父买了一盘石碾，一头拉碾子的毛驴，以及造纸用的设备、原材料等，在渐渐长大了的父亲和二叔的帮助下，开办起了手工造纸的小作坊。别看这生意不起眼，因干的人少，利润丰厚，有时一天能赚一两块大洋。当时乡下质量中等偏下的土地，每亩的销售价格，也就是三四块大洋的样子。“家有黄金，邻有斗秤”。祖父母虽然未借机置办多少田亩，乡邻们还是认为祖父是一个有钱的人。
　　 钱能给人带来快活，也能给人添加麻烦。在“反乱”的年代，维持会、游击队、烂煎饼队等杂牌子“队伍”，不断地进村搜刮百姓。他们变着法儿地向村民要钱要粮。因短时间内筹集不上来“完银子(上交的官差税费）”的钱，保长就会找到祖父母借，等三两个月筹集上来以后再行归还。因当时“物价上涨像气球”，归还的钱比借出的要贬值大半。这种借钱还钱的事件，偶尔一次也就罢了。可是，或许因祖父母好说话的缘故，往往前一次的钱还没还上，又来借下一次。明知是个当，也不得不上。
　　 至于亲朋好友来家里借钱的人，更是不可计数。手头能够周转过来的人，钱能按时还上。手头紧张，又不太重视信用的人，逾期了，就还不上。因大部分的钱都借了出去，家里吃穿用度，该花的钱有时也周转不过来。这时，父亲因不敢问祖父，就私下里对祖母说：“咱家省吃俭用，为什么还把钱都借给了别人？再说，对不还钱的人家，咱也该上门催要啊？”
　　 祖母说：“没当家过日子，你就不知道过日子的难处。俗话说，财大发外人。社会上有钱的人少，没钱的人多，吃饭上顿不接下顿的也有，总不能看着不管吧。把钱借出去，权当给人救救急，能还的就还，还不上的，也是因为穷的没办法。咱又不是穷的揭不开锅，怎么好张口向人家要呢？再说，居家过日子，处人接物，吃亏积攒阴德，对过以后日子有好处。”
　　 母亲曾对我说，不上门讨债，是祖父母定下的家规，家里人从来都没违反过。
　　 确实如此，从我记事时起，即使因没钱急得团团转，父母亲也不曾去欠钱的人家讨过债。
　　 (二)
　　 刚解放那阵子，乡下识字的人很少。因父亲上了五六年的私塾，他就成了社会上有学问的人。于是，乡里的粮管所、供销社、信用社等单位的领导，就来到家里，热情邀请父亲前去上班。甚至“小乡”(乡下面设的区，一般由几个村子组成，俗称小乡）的乡长，也亲自前来，邀请父亲到区里做文书，也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父亲说：“家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对于出去工作，或给公家问事，真的不适应。”实在没了办法，小乡的乡长说：“哪儿都不愿意去，在本村里当个会计，权当帮个忙，这总该行了吧？”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父亲也就不得不答应去村里做了会计。
　　 在大队做会计，有做不完的报表。比方说，全村庄稼收种进度，副业创收进度，积肥造肥完成进度，小型农田水利兴修进展情况，甚至每天收集的青草、尿液等事宜，都要汇总上报。
　　 那是一个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会计人员除了做具体业务外，还要应付上级无休止的检查、评比。还要应付永远也开不完的各种会议。明明没什么事情可说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村里的管理人员及各生产队长集中在一起，东拉西扯地闲聊，经常是半夜时分才能散去。
　　 最让父亲不能接受的是，村里对上一级经常性的吃喝招待，以及村干部们毫无意义的聚餐。
　　 那个年代，大多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夏天穿裤头、光膀子，冬天穿单裤、穿草鞋，是常有的事。而村里当官的、管事的，竟常常悠闲地围拢一起吃吃喝喝，心下何忍？
　　 每逢聚餐，父亲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脱。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就偷偷地离开。次数多了，他与一同共事的人就产生了隔阂。人们私下里议论，父亲脾气“古怪”，喜欢特立独行，不懂得团结合作；也有的认为，父亲是自恃清高，看不起一同共事的人；更有个别人认为，父亲不参与饭局，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正廉洁，等等。
　　 俗语传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猫教老虎生存之道，还留一手爬树的技能呢！可令人费解的是，父亲私下里不仅把自己的会计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一个年轻的助手。同时还培养他独立工作的能力，以便接替自己总账会计的岗位。
　　 经过两三年的工作，父亲郑重地向村里领导提出，辞去村里的工作，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参加劳动。人们惊讶地说：“这人可真是怪了，将(现成的意思）铁不打炼铜，何苦呢？”
　　 尽管办公室的工作没有风吹日晒，没有筋骨疲劳之苦，可办公室的空气，让人窒息地喘不过气来，冲出藩篱，呼吸新鲜空气，在希望的田野里，享受自然，享受生活，有什么不好？
　　 父亲，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他踏踏实实地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恢复高考时，我和弟弟都是二十岁左右的人，正是成家立业的年龄。那时，农村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家庭生活依然贫困。
　　 我和弟弟抛却家庭劳动，双双进入县城的补习班学习，邻人们纷纷投来不解的目光。有人私下里劝父亲说：“考大学是望不到影的事，哪能把家扔了都去花钱上学呢？万一考不上，这日子可怎么过啊？”父亲笑着说：“日子过到哪步是哪步，就是考不上，多学点东西也不后悔。”
　　 我和弟弟在学校吃的是小麦煎饼，而父母亲在田里劳作，吃的却是杂粮煎饼。我于心不忍，在父母亲面前总想哭。父亲安慰我说：“我和你娘身体好着呢，熬过这阵子咱就好了。”
　　 暑假的日子里，父母亲下地干活，就把我和弟弟锁在家里，为的是让我们安心复习功课。这事被邻里发现后，他们都唉声叹气地直摇头。
　　 我和弟弟还算幸运。经过两三年的补习，虽没考取什么像样的学校，最终还是跳出“农门”，了却了父母亲的一片心愿。
　　 (三)
　　 哥哥大门前有一个面积约两亩地的大水汪。这个水汪面积的四分之三属于本生产队集体所有，其余部分属于临近的第一生产队所有。
　　 水汪是由于村民建房子取土、集体三年两载地扒汪泥肥田而形成的。夏季多雨时节，塘子里会灌满雨水。有时雨水多了，还会溢出塘外，流到地势低洼的地方。到了冬季干旱时，塘底的大部分面积则会因缺水而裸露出来。
　　 农村改革开放初期，村里把庄上家前园后所有的汪塘子收回，统一有偿发包给村民经营。哥哥通过竞标与村里签定了期限为三十年的合同，承包了这个汪塘子。
　　 花钱承包汪塘子，程序合法，没什么不妥。可是，哥哥对汪塘子开始经营时，个别人从心里就不高兴了。私下里说三道四不算，还有那么两三个人，竟在冬季明晃晃的太阳底下，纵身跳入干涸的塘子里，以“圈地”的形式，拿着铁锹堆集了一个又一个规格不等的方格子，以昭示自己的“主权”范围。
　　 见此情景，好心的二大伯愤恨地对哥哥说:“这不是欺负人吗？若不管不问的话，人家会把你的汪塘子全占了，甚至会在临近你宅基地的塘子边上栽树，那时你再与人争斗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其实，那些圈地的人，也不过就如同蚂蚁一般，一泡尿便冲跑了。经过哥哥摆事实，明事理，据理力争，以及村领导对“起哄”的人的劝导、解释，人们才不再纠缠于汪塘子的“权属”问题，圈地的人自然就悻悻地、知趣地退了出去。
　　 为了养鱼，哥哥请来挖掘机，深挖了塘底。为看护鱼苗，父亲无论冬夏，都住在水塘边七八平方米、四面透风的小屋子里。有一年冬天的夜里，父亲被偷鱼人的声音惊醒，他一骨碌从地铺上爬了起来。当跨出门槛试图抓贼时，没想到，门前还站着一个双手紧握“钊勾”(刨地用的铁器）、像是要准备搏斗的年轻人，没想到这年轻人竟然还是本生产队的一个邻居，这使父亲觉得很愕然。
　　 眼看哥哥养鱼有了收益，汪塘子周围的个别人就动起了歪心思。有的人偷偷地往里面倒垃圾；有的人大白天如若无人地在水边上钓鱼；有的人在塘子边上栽树、种菜。更有甚者，一户养鸡的人家，竟把新鲜的鸡粪往塘子里面倒。时间久了，塘子里的水，就变得又黑又臭，进而里面的鱼也被呛死了很多。
　　 为了弥补损失，哥哥花钱买了三百多个土方，加宽了汪塘周围的路面，并在接近邻居的汪塘子边上，用水泥大砖砌了一道六七十厘米高的墙，并在墙的底部预留了两三个向汪里流水的进水口。在不影响雨水流入的情况下，垒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警示人们不要再往塘子里倒垃圾或倒鸡粪。同时，对人们行走在汪边上，也能起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作用。
　　 我们与塘子西南角的小脚老太太是亲戚。她喊着哥哥的名字，指手画脚地说：“你在汪边上垒墙，不让淌水，是想把俺淹死啊？你安的什么心啊！”还有在庄上有威望的人，私下里劝哥哥说：“从来没有人在汪边上垒墙一说，你这样做让人不能接受，还是拆了算了。”
　　 正南面养鸡的那家人家，因隔着一道墙，给他往塘子里倒鸡粪带来了不便，于是他就抡着大铁锤，把墙从中间砸开了一个三米多长的豁口子。“墙倒众人推”，慢慢地，整个墙体基本上就全部倒掉了。甚至连垒墙的水泥大砖块也没了踪影。
　　 有人说，哥哥经营汪塘子的目的是想吞并集体资产，是为了给他的子女创造一份“家业”。也有人说，他是钱多了“烧的”，钱多没地方花，不能做点善事吗？
　　 垒了一道墙，就是为了方便养鱼，也是为了村民安全，哪有那么多的古怪想法？子女都在城里安家落户，谁会来继承乡下的这点家业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地与邻里相处，唯恐一片树叶子掉下来砸着头。我究竟得罪谁了？哥哥常常扪心自问，有时竟急得夜间睡不着觉。
　　 人生并非那样的云淡风轻。生活是在一个个痛苦、委屈、不被理解，到走出困境、被人认可的过程。
　　 祖父母不上门追债家风的形成，除了天生的仁慈和隐忍之心外，很大一部分源于债务人家境的贫困，源于个别人诚信的缺失；父亲远离职场，“性本爱丘山”的品格值得褒扬，可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职场风气的不尽如人意所导致；哥哥本想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可现实是，他好心却办了不被人理解的“坏事”。这种结局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人心刻薄所造成的。
　　 但愿在小康、法治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讲原则、讲和谐，讲诚信。相互团结、体谅，开开心心地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