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他扯谎！非讲不欠我的钱，明明还欠两千七百多啊！我有证人的。我讨了六年，讨他骂，讨他打……”
　　 他声音大，语速又快，像一梭梭呼啸而来的子弹。他说他叫光宗，光宗耀祖的光宗，过去四处帮人放鸭子，经常路过牌楼，熟悉我父亲，“你老子是个能人唉！那么大一个窑场，十几个人都忙不过来，我还去打过零工……”我有些疑惑——父亲办窑场是很久远的往事了，远到已经没人再提，远到我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
　　 “老爷，派出所给我电话了，要我去录口供。他欠我的钱，我还不能讨啊？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呢！”
　　 “老爷，派出所把我烧锅的拷走了，打也不打，问也不问，就那么铐着，拷到半夜才放来家，屎尿都在裤裆里，臭子不能闻。”
　　 “老爷，他一大早就来堵我的门，说我坏他名誉。我烧锅地跪下来磕头，是真磕头唉，许多人望子，都不照！难不成要把我逼死啊？”
　　 ……
　　 三天时间，他给我打了十一个电话，在家门口打，在田畈里打，在稻场上打。他翻来覆去地诉苦，低声下气地，求我帮他追讨十几年前的一笔欠账，如今，对方不仅赖账，还电话威胁，上门恫吓……我含糊其辞地应着，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帮不上忙。乡村社会有自己的运转法则，两个人一旦闹僵，往往就是死结，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是很难解开的。
　　 作为一种职业，“放鸭人”曾短暂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和逐花而居的养蜂人一样，放鸭人每年也有大半年时间流浪在外，从暮春到初冬，出发时春风满面，归来时满面尘霜。民谚说：“世间三样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打铁撑船磨豆腐我都见过，都是苦力活，放鸭不需要这样的苦力，只是常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其苦异于常人。
　　 我见过不少放鸭人，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卑微的笑容，水波一样漾满每一道皱褶。我记得他们在白荡湖上奋力撑篙的样子，叼着烟，憋着气，手臂上青筋鼓胀。记得他们在滩涂上套着大水衩，一只脚吃力地抽出来，另一只脚吃力地踩下去，放开喉咙喊，“唷—哦———，唷—哦——”，短一声，长一声，四散开来的鸭子张开翅膀，嘎嘎嘎，嘎嘎嘎，一路跌跌撞撞……铁打的营盘流水地放鸭人，我无法确认谁是“光宗”。光宗开口闭口喊我“老爷”——老小老小，“老爷”其实是“小爷”的意思——在父亲窑场干过活的人最起码也有六十岁了，他如此低三下四，让我惴惴不安。那个黄昏，当又一次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只好实话实说，表示自己帮不上忙，“哦……哦……那怎么办啊？老爷，那怎么办啊？……”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最后成了低低的啜泣，若有若无，像晦暗的山林慢慢坠落一粒水滴。我不知所措，这样的啜泣，我只在葬礼上听到过，太揪心了！深重的绝望扑面而来，令我几近窒息。
　　 大约三分钟之后，他终于缓了过来，响亮地擤着鼻涕，接着是“嘟”的一声，电话断了。那一刻我很后悔，我应该给他指一条路的，至少让他葆有一线希望。他不识字，不会发短信，没有QQ，没有微信，闭塞而卑微的生活，匍匐在尘埃里。面对滚滚而来的世俗力量，他束手无策，又孤立无援，像一个被母亲抛弃在闹市里的孩子。他在即将溺水的时刻抓住了一根稻草，但这根稻草只是打了个漩涡，便挣脱了，又顺流而下。
　　 他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这个我没有任何印象，或许也从未见过的老人，将如何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他无助的啜泣让我相信，如果没有援手，他日后的处境将会异常艰难。
　　 在他眼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
　　 2014年初夏，我在北京出差，约好某天下午和双强见见面。双强小我十岁，大学毕业之后闯荡北京，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在首都工作的牌楼人，“上下班都要经过天安门”“一个月工资一两万”“经常坐飞机，四处跑”……牌楼人津津乐道。人不可貌相，“双强”谐音“双抢”，那个“双抢时掉在稻田里的猫一样大的孩子”已经出息了！那天下午，当我兴冲冲赶到那幢菱形的写字楼，双强忽然发来短信说，“老爷，我临时要出去一趟，对不起啊！”我回复说，“皇城根下，居大不易！你忙你的，我没什么事，等你下班。”下班时间尚早，我在大栅栏周边闲逛，直到暮色四合，四面八方的人流潮水一样涌进大栅栏。我有些焦虑，忍不住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还在外面，一时半会还结束不了。老爷，要不我们下一次……”我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能提醒他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分透支身体，他在电话里连声称谢，一再表示“下一次”。
　　 谁能想到呢？就在我不知何去何从，沮丧地走向地铁站时，忽然看到了双强！他左顾右盼着走出那幢菱形的写字楼，又左顾右盼着穿过马路，最后一滴水一样，急匆匆地，在夜色里消失了。
　　 他矮而瘦，小碎步，大幅度甩手，从背后看，像一只逃跑的猿猴。
　　 我愣住了！原来，他并不是忙，而是不想见我，又不便直说，尽管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他是怕我找他办事，还是准备和过去彻底告别，从牌楼连根拔起呢？
　　 没有人能从牌楼连根拔起。坟山岑寂，祖宗牌位还在废弃的老屋里，这是谁也不能丢，不敢丢，也丢不掉的。腊月里，远走他乡的人总会背着大包，拎着小包，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一手推开蛛网密结的木门，一脚踏进黄叶漫卷的院子。岁月走失了，老井还在，归乡的人掀起厚重的井盖，提水（冰凉彻骨的井水），生火（温暖的火焰，绸布一般慢慢腾起来），刷锅（锅底长满了一层厚厚的铁锈），洗碗（粗粝的蓝边碗，釉面宛如屋顶上的月光），擦桌子（几寸厚的灰尘）……热腾腾的生活扑面而来，一年的疲倦忽然消失了，归乡的人慢慢淌下了热。
　　 父亲经常告诫我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别忘了你是牌楼人。”牌楼埋着我的胞衣，我怎么会忘呢？我在牌楼生活了十九年，这粗茶淡饭的十九年铸就了我生命的底色，永生不会磨灭。漂泊多年，我时常想起白荡湖，雨天白浪汹涌，晴天碧波荡漾，长长的堤岸像一把弯弓，健壮的水牯摇着粗黑的尾巴，埋着头，呼呲呼呲地啃草。时常想起水草丰茂的小圩，蔓生的鸡头米、软糯的野菱角，这儿时的恩物，味蕾上的乡愁，如今已是珍馐。沟渠里的绿菖蒲剑一样挺立，红蜻蜓张开透明的翅膀，鼓突的眼珠滴溜溜转，像一个初次登台紧张到忘词的歌女。时常想起碧绿的田畴，雨烟濛濛，秧田里的白鹭拎着长长的小脚，机警地觅食，乡村教师一样优雅地散步。时常想起那些幽凉的夜晚，苍穹深远，星落满身，蛙鼓声声里，失眠的萤火虫捧着小小的灯盏，在田畴里四处漫游……谁能决然地抛弃自己的籍贯，斩断和家乡之间的一切联系呢？我做不到，也无法想象。
　　 那一次，我在北京待了十一天，一直没有见到双强，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如今，几年过去了，双强成了一只越飞越远的风筝，慢慢淡出了亲友们的视线。没有人再议论他光鲜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那个“双抢时掉在稻田里的猫一样的孩子”，以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抛弃了家乡。流动的乡村自有其伦理，双强突破了牌楼人的伦理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怜他年迈的双亲，泄气的皮球一样迅速瘪了下去。
　　 双强母亲个子矮，脾气好，总是笑眯眯的。她很会做菜，经常掌勺村里的红白喜事。我吃过她做的麻婆豆腐，香喷喷的，真下饭！双强父亲是个热心人，农闲时，常看到他蹲在屋檐下，戴着一副断腿的黑框眼镜，埋着头，义务帮乡亲们补锅，修伞，磨剪子。他是乡村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能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小修小补，很少有他不会的。孩童时代，我喜欢蹲在他旁边，一面看他劳作，一面缠着他说“女鬼”。他说故事的能力不输鼓书艺人，一到紧张处，慢慢站起来，瞪大眼睛，双手握拳，仿佛真有一个女鬼站在他前面，片刻之后，又“噗呲”一声笑了，松开拳头，松松垮垮地蹲下去……他是牌楼为数不多的几个“进房人”之一，村里无论谁老了，入殓，举棺，安葬，烧灵屋，这些必不可少的仪式，他从不缺席。双强一去不返之后，他渐渐冷了下来，总是懒洋洋的，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晚年他愈发深居简出，既不再帮人修补，也不再替人进房，抛头露面的，是他白发苍苍的老妻——这个忍辱负重的老人是牌楼最长寿的老人之一，之前，她从未在乡亲们面前夸耀过儿子，之后，她也没有数落过儿子半句不是。
　　 他的晚年，和我父亲的晚年大体相似。在牌楼人眼里，我和双强一样忘恩负义，只不过我从未失联，清明和冬至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我总是风雨无阻，回牌楼祭祀。祭祀既是生死之间的一种仪式，也是血脉源流的一种维系。人生多寒露，我们要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这些年，拐弯抹角找我办事的老家人，一直没有断过，一开始是上大学，找工作，现在主要是求医。
　　 2015年，桂生的儿子高考落榜，我建议复读，桂生拒绝了，“他不是那块料哦，跟我一号的，猪脑子……”桂生和我从小玩到大，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桂生高中毕业之后外出打工，走南闯北，吃了不少苦，印象最深的，是他睡了一年多涵洞，有一次半夜醒来，身下硬硬的，压着一条蛇，已经被他压死了。他起早贪黑地贩蔬菜，卖水果，肩挑手扛，风雨无阻，每天来回奔波四十多里。他处对象了，“吹爷”家的小女儿，在破罡街上做裁缝，“扎个大辫子，爱笑，小虎牙露出来，不晓得多白。”他推倒了父亲的老房子，重新盖，楼上楼下修了两个卫生间、两个浴室，卧室里装着空调，屋顶上挂着太阳能热水器，里里外外花了四十七万元，即便是在今天的牌楼，这样的装修也近乎奢侈。他结婚了，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叫春蕾，儿子叫什么好呢？他拿不定主意，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桂生知道我写作，却从不避讳自己的隐私，三十多年来，我分享了他的一点一滴，有时为他高兴，有时替他揪心。我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看重那种简单而纯粹的友情。桂生也是。他没有向我借过一分钱，也没有托我办过一件事。他是有过难处的，四面楚歌，却没有和我开口，“你这是见外啊……”他笑而不语，好半天之后才慢腾腾地说，“找你的人那么多，不讲一百个，五十个有了吧？旁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嘛。”这是贴心话了，握着桂生的手，我眼窝一热。这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开口了——“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你想想办法，需要多少钱，你讲就是了。客气话，我俩不讲了啊！”——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开口，我无法拒绝。然而，高招工作很透明，从高分到低分，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桂生当然也知道一些原则，但他对我的办事能力寄予了不切实际的信任，他胜券在握，信心满满地等着我的好消息。三十多年的深情厚谊让他笃信，他开口了，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我确实想了不少办法，结果自然是四处碰壁。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答复桂生。桂生希望儿子能像我一样体体面面地离开牌楼，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他接受现实，不生一丝芥蒂呢？
　　 “你打算怎么搞啊，没法子想吧？”父亲比我还要焦虑，牌楼人已经在议论，桂生的小儿子要到合肥上大学了……我苦笑，父亲知道我没有办法，又说，“桂生和你不外，你实话实说就是喏！”我也只能实话实说，电话那头，桂生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真没法子想啊？”
　　 “真没法子想，能想的法子我都想过了。”
　　 “真没法子就随他去了，谢你费心啊！”
　　 “桂生，你和我还说这话！”
　　 “给你添麻烦了！”
　　 “桂生，你这是见外了啊！”
　　 “……”
　　 “桂生，再复读一年吧？”
　　 “……”
　　 桂生欲言又止，挂断了电话。他是想说什么的，又为什么不说呢？更令我讶异的是，他求爷爷告奶奶，最后把儿子送进了合肥的一所民办电脑学校，牌楼人以为是我出的力，问桂生，他笑而不语，一直没有否认。他不止一次来过合肥，每次都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
　　 事后我联系桂生，他总是淡淡的，我说，他听，我问，他说，寥寥数语。2017年正月，我给桂生打电话，说，“明天中午你要是没事，搞个生腐突炉子锅，我来找你喝酒啊！”他笑呵呵地应着，说，好好好。第二天上午，当我兴冲冲地赶到牌楼，却见他家的铁门上挂着一把锁。“桂生不知道你回来吧？”浇水归来的拐枣大婶有些意外，“今天一大早，夫妻两个就走了，说是去看外甥女儿……”我有些尴尬，桂生不愿意见我，说明他心结还没有打开，不愿意和我当面和解。拐枣大婶留我吃饭，我谢辞了，不想给她添麻烦。留守老人的饮食都很简单，拐枣大婶一天只吃两顿，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下挂面，放一颗小乌菜，偶尔也奢侈地潽两个溏心蛋。有时候懒得动，就冲一碗女儿送过来的奶粉，麦片，黑芝麻糊，随便对付一餐，“家里吃的东西多哦！就是吃不下去，也想不起来吃，一天到晚不晓得饿。”拐枣大婶中年守寡，长年累月地劳作，积下了一身的病痛，她有严重的类风湿，十指蜷曲，关节粗大，拳头握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