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老建筑，那可太有学问，太有讲究了。不管是建筑专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能像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但鱼龙混杂却也是相生相伴，与海内外闻名的中央大街，那些凝固着欧风古调华彩音符的精美建筑并存，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遗存下来的小日本楼，也同样在老哈尔滨人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拭去的疤痕。
　　 日本楼前面加了一个“小”字，跟电视剧常提到的“小日本儿”，还不是一回事，这里的“小”，就是一个中性词，因为曾经是那么熟悉的日子里，它真的很难同“大”联系在一起。
　　 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我们家搬到了偏脸子安字片的一个有两幢日本楼的大杂院儿。朝东的是红楼，朝南的是灰楼，都是不大的二节楼。大院儿里的人习惯叫法，都是小红楼咋咋地，小灰楼怎怎样了。
　　 要说这两幢小楼，真是跟它们原来的日本主子一样招人恨。本来都是小矬子，可偏偏端不端，正不正地愣充大瓣儿洋蒜。日出东方，起码要超过八竿子，院儿里的小平房住户才能见到阳光；日头转南，太阳虽已高升，小灰楼却还把小平房捂在“日下黑”的阴影中。一到冬天，西北风越刮越乐呵，太阳也越来越懒惰，就是不往高了爬，楼下不远的小平房住户更惨了，连一缕阳光都见不着了。
　　 老哈尔滨道里和南岗常见的欧式建筑，追根溯源，每一幢的风格，都能在世界近现代建筑史中，找到他们相应的位置。像古希腊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巴洛克风格，新艺术运动风格，折衷主义风格，俄罗斯木结构风格等等，《辞海》里都有记载。而唯独同样属于舶来品的日本式建筑，尤其是留存于偏脸子安字片，还有毗邻的正阳河，南岗马家沟的日本楼民居，即便踏破书山，淘遍书海，绞尽脑汁，也找不到能对得上条目的“经”，能合得上牙的“典”。而有一点却不约而同地一致，就是那一个“小”字。
　　 大院儿里小红楼，是红砖本色一砖到顶，上覆红瓦；小灰楼是水泥抹成起褶皱的灰墙体，楼顶铺着“洋铁”盖儿。就像是在普普通通的火柴盒平房上面又摞上一层，没有一点儿出奇出众的地方。两幢楼还有一个最鲜明的共同点，开的都是小窗套子，镶的都是小块儿玻璃。一打眼儿都不用言语，就知道它们是姓“日”的姐妹俩，只不过那个灰的，是套了件“马甲”罢了。
　　 里面呢，房间也间壁得太小了，举架又低，拿它和俄罗斯的欧式楼宽堂大屋高举架比，那简直就不能称其为楼房了！十来个平方的就叫大屋子了，一家一户挤的跟鸽子笼似的。特别是那个小灰楼，一上破楼梯，里面还是筒子楼一通到底的长走廊。过日子哪能少得了坛坛罐罐，家家都摆在了自家门口。好在那个时候瘦子多，要搁现在这么多胖子，怕是连“礼让三先”侧着身通过，也得碰倒两边住户的东西。
　　  而最不招人待见的是，建的是楼房，却都没有下水道。楼里的住户都得一天不落地拎着“伏流儿伏流儿”，就差溢出来的泔水桶，一步一挪，战战兢兢地下楼梯，到大院儿里露天的公用泔水窖子倒泔水。 那个泔水窖子位于院心，夏天臭烘烘，招得苍蝇狂飞乱舞；冬天滑溜溜，嘀嗒的泔水汤子，落地成冰，冻成了一圈儿每天都在增高的污冰斜坡。夜里黑灯瞎火看不见亮，滑一跤是常有的事儿，没摔坏臀胯骨手腕子就得烧高香了！
　　 哦，说吃喝拉撒，还忘了一个少不了的大项目。五六十年代，从新阳路往北，过了安道街铁道上的大铁桥，老道里那边的欧式楼都有俄国人叫的“嘎斯”，就是煤气管道。而安道街以南，偏脸子安字片这边的人，就得眼巴巴地望“气”莫及，垂涎三尺了。大院儿里本来就不大的空间，两个楼前又都盖了一溜的小棚子，为的是装煤搁柈子，这就更拥挤不堪了。以至于后来，连掏茅楼儿马拉的大粪罐车都赶不进来了！
　　 楼挨平房烟火盛，地气人气气气足。几十户人家挤住在这样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肯定是够热闹的了。从春寒料峭的早春开始，每一天的大院儿，都在发生着家长里短不重样的故事。
　　 初夏天刚亮，老爸就起来生火做饭了。先掏灰，架柈子，火苗上来了填两铲子煤，再找个小板凳一坐，就“咕哒，咕哒”拉起风匣催火了。脚跟脚儿进了厨房的老妈，系上围裙，挽起袖子，和上半大盆苞米面儿，掺点儿豆面，捏一小捏儿“面起子”，看着锅里的水翻花了，便两手“噗哒，噗哒”地团弄好大饼子，“吧唧”一下就贴到了锅边上。等转圈儿贴满了，就在锅中央放上一碗已经切好的秋天腌的青萝卜条老咸菜，再放上点儿葱花儿，滴上两滴金贵的豆油，这才拿起木头大锅盖一盖。一家七八口子的早饭就料理过半了。
　　 这会儿的老妈解下围裙就上了缝纫机，开始干她取来的服装活儿了，厨房剩下的活儿就都撂给了老爸。
　　 “埋汰呀！埋汰，快回来吃饭啦！”这边风匣响，大饼子还没出锅，那边又传来了满大院儿喊儿子的大嗓门儿。不用问，是小红楼楼梯口的那家爷们儿又开始“每周一歌”了。那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关里爷们儿，每天天不亮，就站在自家门口打一通武术的什么拳。听口音，老家好像就是河北吴桥武术之乡那两溜的。打完拳，活动了身子骨，就像我老爸似的，赶紧操持全家人的饭食了。
　　 等做好了饭，一看四五个半大小子、姑娘没凑齐，小名叫“埋汰”的大儿子没见影儿，就还得出来可大院儿喊。他媳妇呢，也没闲着当太太。当家爷们儿好像是一个工厂的机修工，手艺好，就给老婆鼓捣成一个小型的织手套织袜子的机器。在临街的窗户上，还挂起了一个不大的招牌，“加工手套袜子”。
　　 厨房里，爷们儿放下锅铲拾炊帚。屋里头，娘儿们儿聚精会神忙织活儿。不知道应该是夫唱，还是妇唱，反正就是像董永和七仙女那样，夫妻相随一块儿忙活。我老妈有句话，“守着勤的没有懒的，守着馋的没有攒的”，勤劳致富啊，人家的小日子呢，自然也就过得跟一盆火似的那么红火。记得演第一部国产电视剧《敌营十八年》那年，他家买回来全大院儿第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可是刷了一把大手笔！一到下黑，他家门里门外真就冒烟了，差点儿没挤倒了门框子！半大孩子哪有不喜欢热闹的，我还跟着去他家，紧贴着别人脊梁，站椅子上看过两集。
　　 小灰楼呢，上班时间，只要看楼栋口急急忙忙出来，抬上腿，骑车就走的人就知道，忙得同样不得清闲。区教育局把小灰楼收去当了教师家属宿舍，楼上楼下相当一部分住户都是小学老师。可能是为人师表一定要注意仪表的关系吧，别看住得小，吃得差，可出来进去，人前人后，却都穿得体体面面锛儿精神。
　　 改革开放前的哈尔滨，不是有那么一句嗑嘛，说街上走的人，是“的确良裤子，苞米面儿肚子”，要脸面，讲洋气，比保肚子重要。这可能与早年那些俄侨的穿着打扮的传统影响有关。老师们要面对学生，当然就更不能穿得邋邋遢遢了，一身正装是最起码的。好美的女老师，更忘不了总对着镜子搭衣配裤地捯饬，还想着能新潮一点儿，前卫一些。大院儿里有人在背后指划他们，说他们是打肿脸充胖子，“驴屎卷子外面光”。这样的人就是没过过脑子想想，人家都是要站讲台桌，面对学生的，日子再紧再穷，也得讲职业道德，不顾及职业形象行吗？
　　 那个时候，不管是像老师这样，被贬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还是家里家外都穿一身蓝色工作服，被捧得挺老高的工人阶级，具体到一家一户，日子过得都不富裕。
　　 午后，我正在门前搓洗着泡了一大洋铁盆的炕单子，小院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小灰楼里的邻居，是当时的”领导阶级”施师傅的妻子。她手里捧着一个大号的能装三斤半酱油的瓶子，进了屋有些怯生生地坐在老妈缝纫机旁的椅子上。
　　 你这是去粮店打油了？老妈停下手里的活儿问。
　　 我刚刚去把我家小施单位发的保健油领回来了。
　　 “宋嫂，我们家小施穿上你给做的大棉袄，太合身了，他说浑身一下子就感觉热乎乎的，再也不愁今冬出门没有扛风的大衣了！”她告诉着老妈。
　　 这是一个有两个孩子，老婆还长年累月病病歪歪，总得搁药溜着的家，过着就靠外当家的施师傅一个人工资生活的紧日子，连一件大冬天必须穿的棉大衣也买不起。老妈是一副热心肠，就帮她把施师傅工厂发的劳保用品，一个大棉坎肩子配上了两条袖子，又格外上了个领子，一件又既像样又可体的棉大衣就置办成了。
　　 “真的好好谢谢你，宋嫂，这么忙还帮我。要是去服装店可得花不少钱，俺哪舍得呀！” 她边说边站起身把豆油瓶就放到了缝纫机里边的桌子上，整得老妈一个劲儿地直摆手。
　　 那个啥啥都凭票，啥啥都定量的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五两豆油，炖半锅菜都只能倒一个小锅底儿，恨不能一滴一滴地数，贵金得很。她送来的这一瓶子油，足足是七八口人一个月才能领回来的供应量。可老妈心里更清楚，保健油是特殊工种才有的，那是厂子发给她家小施补身子的。再说了，都是一个大院儿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互相能帮衬一下也是缘分，还用搭哪门子人情！小施家的还要推让，老妈假装生气了。也只能千恩万谢了一番，把油拿回去了。
　　  也别说，那时候的邻里关系真就是这样，相互之间比较熟络，彼此走动得也挺近乎，有个为难遭载儿的事儿出手帮一把，就像太阳出，日头落那么正常。哪像现在楼上楼下住着，多少年都不知道谁家姓啥叫啥这么冷淡。
　　  小红楼二楼的雨搭下面挂了一块大红匾，上书“烈士之家”四个大字。烈士的老父亲，已经快八十的老成头儿住在这儿，听说他二儿子是在解放锦州的战役中牺牲的。可极富有戏剧性的是，小灰楼一楼也有一个从锦州战役活下来的人，那是一个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
　　  “文革”刚一开始的那年，正是给地富反坏右戴高帽，游大街，开批斗会的时候。街道办事处，那个时候都叫革命委员会了，传来了信儿，说这个活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高级将领，是在锦州战役的防空洞举着双手出来被抓了俘虏的。对于街道革委会的造反派来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岂有不斗之理！
　　 批斗大会在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开始了，我当时被居民委拉伕去当了记录员。那个国民党大官儿，我们一个大院儿住着挺熟悉的，平时挺斯文，见面儿也挺和善。得知我考上重点校的时候还夸过我。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在战场起义过来的。可现在必须得高喊打倒他的口号了，心里头真是转不过这个弯儿，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小红楼的烈士是锦州牺牲的，小灰楼的大官儿是锦州被俘的，一红一灰，阵线分明。当时定的调子，这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定要狠狠打击他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其实，当时真没有掌握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革命气焰。可整个社会颠倒个儿了，面临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气候，你要不“振臂高呼”，打倒XX，怕立马就叫人抓了你立场不坚定的现行，说你划不清界线。严重了，能不能也给你糊一个高帽子扣上，也不好说。
　　 结果，还是和他的儿子，比我稍大几岁的那个大哥有了芥蒂。直至“文革”过后50年再遇到他，还对我冷眼相看，就因为当年参加了批斗会，喊了打倒他老爸的口号。他也真的是没有与时俱进，都半个世纪了还想不开，这能怨谁呢？
　　  斯人已去，斯楼已拆。20世纪80年代，大铲车，推土机日夜轰鸣，把那些占着好位置，被说成是长在金銮殿上的“狗尿苔”一类的老建筑，老街坊都推倒了，铲平了。那两幢伪满的小日本楼自然也没躲过去，终于寿终正寝，与大杂院儿一块儿被拆的灰飞烟灭了。
　　 但回头看，这两幢小日本楼，和周边的大杂院儿，与它们那些无辜的同类相比，也算没有白白牺牲，因为代之而崛起的是，偏脸子新阳路最大的高架桥建起来了。安发一桥跨西东，偏脸子南岗两相通。从安字片去南岗哈工大和哈西，再也不用绕道霁虹桥了。
　　 作为舶来品的日式小楼，虽然在建筑艺术价值上乏善可陈，但它毕竟见证了一段屈辱的历史，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满洲国，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凝固且无语的证据。
　　 好几年没能回去了，听说在道里田地街与买卖街交口，也曾站立了多年的那两幢小日本楼，后来在那个街区的大拆迁当中，终于被幸运地保护下来，心里十分欣慰。那两幢小楼好像原来也是两层的，与我最熟悉的，大杂院儿里的那两幢，外表一无二致，应该是一母所生。何年何月又接上一层，想不起来了。不过稍有变化，也不足为奇。与能够依然留存，警醒后世相比并不重要。毕竟能印证那一段历史的小日本楼，在哈尔滨都已经难得一见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已经构成老哈尔滨人久远记忆的小日本楼，大杂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