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一生有很多爱好，小时候喜欢放牛，上学时喜欢读书，农村生产队时喜欢劳动，担任山村邮递员时喜欢写作，可是由于命不好，拼搏大半生，仍然碌碌无为，没有成功，回想起来，真的让人寒心。
　　 也许大家认为老吴干事不够努力，如果努力了，为啥没有成功呢？说出来，大家就相信了。的确，一是自己命不好，没有遇见“伯乐”；二是没有后台靠山（当官亲戚）你工作干的多么出色，可以说等于白搭，尤其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80年代，只要上面有人，就有工作，就能当官。
　　 84年，因为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一篇稿件出名（内容是反映山区青年读书看报难），把我从农村抽到当时公社邮电所担任邮递员，白天拼命工作，晚上拼命写稿，由于是农村户口临时工，工作干的再好，评先进根本没有你的份，那个年代对农村户口很歧视，当官的从心里看不起农民，当然，还有没关系的城里人。
　　 90年，机会来了。公社文化站长，在他公社副书记爸爸的“关照”下，被抽调至公社供销社下面一个分社当主任，因为文化站是个没有油水可捞的清水衙门，可以说是个要职没职，要权没权的闲差，副书记的公子，那能受了这个罪。
　　 文化站，虽然是个清水衙门，可是公社干部们争抢的位子，子女挤上文化站长后，再到上面“活动活动”，就可转为文化专干，文化专干，是国家正式编制，拿国家工资吃皇粮，如果没有靠山，通过严格考试合格，才能转为文化专干。
　　 因为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连年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公社几位好心干部背后找到我，让我去县委宣传部找领导，自己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邮递员和通讯员，能不能推荐担任公社文化站长，考个文化专干，解决城镇户口问题。
　　 听了公社几位好心干部的话，得知公社缺文化站长，马不停蹄乘上公交车赶到县城，当时任宣传部副部长陈学文老师，听了我的介绍后，一边对我深表同情，一边鼓励说：孩子，宣传部大力支持你，现在就写推荐信，给你加上宣传部和通讯组公章，回去交给公社办公室主任。
　　 离开县委宣传部，怀揣加盖公社的推荐信，激动得热泪盈眶，跑到公共汽车站，乘上公交车赶回公社，把县委宣传部的推荐信，交到了公社办公室主任手里，办公室主任看过推荐信后，一脸无奈地告诉我：这个位子已经有公社干部从上面活动了，不过，这封推荐信暂时放在我这里，有机会给书记看一下。回家等消息。
　　 走出公社大门，感觉心像掉进冰窟窿。一颗滚烫的心，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冷，泪水夺眶而出，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让我又想起：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出生不由已啊！谁不想出生在有权有势当官的家庭？谁不想出生在有钱人家？如果自己背后有靠山、有后台......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等来消息，公社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文化站长，已经安排好人了，是公社某委员的千金，为了争文化站长这个位子，委员把自己千金许给公社书记做侄媳妇了，这下你想都不要想了，推荐信还给你，这事不要去找宣传部了，找也没用。
　　 推荐信肯定要，拿着推荐信离开公社办公室，去大队送报纸和书信半道停下自行车，从衣兜里掏出推荐信，用力撕烂推荐信，边向树林里抛撒，边大声吼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不当文化站长，照样有饭吃和有事干！这件事让我看清了官场的黑暗。第二年春节过后，我辞掉家乡工作，踏上了漂泊不定的打工之路。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打工虽然让我吃尽了苦头，也让我尝到了甜头，取得收获。我通过自学和拼搏，从一名大别山区走出来的打工人，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十年前，在信阳某县采访途经一林场时，发现有人在山林中用丝网捕杀鸟类，高价卖给鸟贩子挣钱。
　　 返回郑州后，把拍摄的丝网捕杀鸟类照片，配上文字说明发给了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刊登后，当地林场和森林公安局打电话，告诉我：他们见到河南日报报道后，引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领导高度重视，将对用丝网捕杀鸟类的犯罪分子严惩。从此不仅成为一名鸟类保护志愿者，也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拍鸟人。
　　 如果当初当上公社文化站长，不选择外出打工，还能成为记者和摄影师吗？还有时间背着相机去拍鸟吗？老家不少亲朋好友这样问我。想想也是，有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当初不是赌气外出打工，永远圆不了记者梦，更不会成为摄影师和拍鸟人。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