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雍红就已经烫了满头细碎的卷发，有时披在肩上，有时用橡皮筋扎起来，走路时甩得高高的,很有气势。不知道其他同学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很好看，也很洋气。
　　 我很多时候都想和雍红说几句话，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我坐在靠近讲桌的第二排。教室后面的门一年四季都是开着的，上课铃声一响，我看着雍红慢悠悠地从前门走过，越过几扇窗户，就从后门进了教室。
　　 我很羡慕雍红，她很自由，没有老师管她，也没有课代表问她要作业。她坐在最后一排可以趴着睡觉，只要不弄出动静来，用班主任的话说，“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就随她去。
　　 我其实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雍红和这个班成了这样的关系，她的成绩不好，但她的人好，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班上打架的早恋的学生已经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学校，有些开除，有些劝退，有些转校。就如我那个同级不同班的二哥，在我父亲来了几次学校后也被劝退了。
　　 “社会青年”是个贬义词，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都带着鄙夷的味道。每次开班会时，班主任讲了一大通学习的重要性后，就会望向后排，对着雍红说，你不学习也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更不要把那些社会青年带到班上来。雍红一直坐在班上最后一排，她的朋友换了一拨又一拨，这些朋友都不是我们班的，用老师的话说，都是些“社会青年”。我的二哥早早地就成了社会青年，那时也不过十六岁。
　　 班主任姓蒋，是数学老师，他的备课本永远抄着工整的教案，课堂上，又工整地把教案抄到黑板上，他的个子不高，从黑板最高处写粉笔字时总要努力地踮起脚，右手伸得笔直。蒋老师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他中途被耽误了没有顺利地读上大学，在他对我们的讲话中，大学是他一生永远也醒不了的美梦。蒋老师最喜欢成绩好又刻苦的学生，他认为是“可造之材”，对不爱学习的学生有时讽刺几句，说他们是“烂泥巴敷不上墙”，大多时候就置之不理了。
　　 我谈不上喜不喜欢蒋老师，他在讲题时永远少那么一两个步骤，很忽然地就直接有了答案，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有刨根问底的同学再三问，问急了，他就恶狠狠地来一句，多想几遍就明白了，我都讲完了你们还需要思考吗，下课！
　　 雍红那么漂亮，她在班上从来不张扬，说话的声音不大，一天七节课，一节早自习两节晚自习，她都安静地坐在后面，我坐在前面有时候也会分神，想着后排的雍红又在做什么呢。
　　 我们的教室在一楼，一边外面是一棵大梧桐树，一边外面是一片农田。雍红的朋友找她都是在靠近农田的窗户玻璃外，都是些穿着黄色吊裆裤的男生，长得都好看。那时，我是有些羡慕她的，怎么有那么多好看的男生喜欢啊？也不知道班上其他同学羡慕不。
　　 和我同桌的是另外一个文静内向瘦小肤色很白的女同学，叫吴小丽。小丽和我一样，星期天下午背上米和腌菜爬过一座山到学校，星期六下午背上空背篼爬过那座山回到家里。她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哪一天我不爬这座山了，我就对了。蒋老师也喜欢把小丽当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来讲，人小志气大，那么艰苦的条件还要坚持学习，不像有的人，明明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就是不肯学，浪费！
　　 蒋老师说的有些人就是雍红，她家就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公路边，骑着自行车上下学，不需要在拥挤潮湿的集体宿舍里睡觉，也不需要吃耙兮兮的泡米蒸饭。
　　 雍红和班上的老师同学都有距离，我和她的交集也不多，但是我们俩要是碰面了都会相互笑一下。人其实是很奇怪的动物，不一定非要有实际的接触，关系也会很微妙，就如我和雍红。某一次，学校贴在校门口的通报批评上，我看到了我二哥的名字，也有雍红的名字，原因是，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学校外面的涪江乱石滩上打群架，凡是参与的人都通报批评了。我二哥除了不喜欢坐在教室里学习，还有很多优点，比如喜欢帮助人，写得一手好字，三国演义里的各种兵器画在作业本上，栩栩如生，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也被老师表扬过。尽管他被通报批评了，我也只是同情他，没有一点讨厌。就如雍红，她的名字同样出现在那里，我也不讨厌，心里想，恐怕也不过是去看了一场热闹就被逮住了。再见雍红，因为她和我二哥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一张通报上，我感觉跟她的距离又近了一些。
　　 中学红砖砌就的围墙外，是那条冒着白色浪花奔流不息的涪江，枯水季节，河面缩小了一半，露出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子。学校里，只要有打架，都会约在校外的河滩，并且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数石子”。不爱学习的男生都好打架，只要没学生告没家长找，打也就打了，老师们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很少有女生参与一场混战，看到那些双手插兜留着长发高昂着头的男生们神气地旁若无人地走在校园里，如果知道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约了一场架，说不定我也会跑出去看热闹。青春岁月中的我们谁不渴望围墙外的自由呢，哪怕是那种紧张又慌乱的自由。
　　 雍红对于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张贴的通报上毫不在意，她骑着自行车依然自如地在校内外穿行，接受所有关注着她的目光，或者鄙夷或者喜欢。
　　 吴小丽不一样，她看见我朝着雍红笑，就会拿胳膊肘捅我，小声说，离那种人远一点。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讨厌吴小丽，她看不起雍红也就看不起我二哥，她又有什么不得了呢，除了听话一点学习努力一点还有什么，她有雍红漂亮的卷发吗，有雍红骑着自行车的潇洒吗，有帅气的男生喜欢吗？
　　 我偏偏还要去和雍红说话！
　　 1990年的“五四青年节”，学校要举办文艺活动，每个班都要出一个节目，蒋老师要我们自己选一个节目报上去，条件之一就是不要选成绩好的同学，不让耽误学习。
　　 我早就想到了雍红，听二哥说过，她的霹雳舞跳得好得很。雍红也没认真学习，正好符合蒋老师的条件，一场舞说不定也会改变很多人对她的看法，包括蒋老师，吴小丽。
　　 我去找雍红了，她趴在课桌上正在掰手指头，细长的手指头掰成了一盘姜的样子，小手指压食指，食指压中指，中指压无名指，这是我们无聊了都会做的事。
　　 我和雍红说话的时候并不多，她在我心里的位置一直高高在上。我告诉她，“五四青年节”准备一个节目，代表我们班去表演。雍红看着我笑了，一点都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后面的时间我们聊起了我的二哥，她说，你二哥脾气大哦，都通报几次了。我听了和她一起笑起来，说，我也看到了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想亲近雍红，也没有觉得被通报是一件可耻的事，总感觉她是一个谜，很神秘，很想一探究竟。
　　 “五四青年节”那天下午，前面的节目大多数是朗读，合唱，一点都不精彩，我就盼着雍红上场。
　　 雍红上场了，宽大夸张的深色喇叭裤，红得灿烂的蝙蝠衫，有着清脆声响的皮鞋，大波浪的长发扎在头顶，整个人光彩夺目，漂亮极了。舞台下的其他学生也兴奋了，音乐还没放就响起了掌声。当很大音量的的士高音乐一响，雍红就像一只豹子开始了她的舞蹈，每一次伸臂，每一个摇头，每一步移位，都充满了力量，她的身体随着高亢的音乐节拍而舞动，眼神好像在看每一个人，又好像谁也没有看。可惜，我是个舞盲，时隔多年，也不能准确地描绘出雍红那一刻的美和我那一刻的感受。台下的掌声越来越热烈，叫好声此起彼伏，我使劲地拍手，偶尔也跟着尖叫。后来，吴小丽对我说，她以为我也疯了。
　　 是的，那一刻，我宁愿也是个疯子，没有父母老师翻来覆去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也没有一张有一张的试卷，什么都没有，只有我自己。
　　 “五四青年节”后，雍红更红了，还有几十里外县城高中的男生跑到学校里来找她。蒋老师好像忘记了雍红带给这个班的荣誉，他气急败坏地吼了我，组织一个合唱也行啊，怎么让雍红上台了。
　　 喧嚣一阵过后，雍红还是每天从后门走进教室，坐到最后一排，安安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
　　 偶尔遇见她，我们还是会相视一笑。一切都没有因为一场舞蹈改变。
　　 吴小丽死了，死在1990年的冬天。
　　 课间十分钟，我们除了跑着上厕所，男生就靠着墙壁相互挤一挤，有一些女生在教室门外的过道上跳绳。吴小丽也在跳绳，跳了几下就倒了下去，校医赶来不久就送医院了，后来就听说人没了，心脏的问题。
　　 那天是冬季的一个星期六，学校没有其他安排的情况下，我们十多个同学都会背上空背篼，一起去爬那座回家的山，那些同学中有我，也会有吴小丽。
　　 我们去了区卫生院，听说吴小丽还留在那里，等她的父母接她回家。医院的大门开着，没有看到人，我们在一间青色的砖房外，隔着缺了玻璃的窗户看到了吴小丽，她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单，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周围很安静，我抓住窗户上生锈的钢管，再也没有忍住眼泪鼻涕流了出来，我不相信，吴小丽怎么就没有了，怎么就被一张白布盖住了，怎么就一点生息就没有了。
　　 从医院出来，碰见了骑着自行车的雍红，我没有问她是不是去看吴小丽，我看了她一眼就走了，眼泪又冒了出来。
　　 雍红终于还是没有呆到毕业，她的名字再一次被贴在了校门口的通报上，这一次是勒令退学，我二哥的名字也在上面。
　　 吴小丽也没有读到毕业那一天，她的父母没有接她回去，而是把她留在了学校对面那片长满芦苇的荒坡上。
　　 1990年，经历了一些事后，快乐似乎离我远去，我变得沉默寡言，开家长会，蒋老师对我母亲说，我懂事了。
　　 很多年后，我问过我二哥，还记得那场“五四青年”活动时雍红跳的霹雳舞吗？那首劲爆的曲子叫什么名字。二哥说，那是《猛士的士高》中的一首曲子，《it\'s up to you》——取决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