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家法，是指调整家族或者家庭内部成员人身以及财产关系的行为规范。它作为一种家族自治的行为规范，从道德、宗教、法律、礼仪、风俗等诸多方面调整家族（庭）关系。它的产生与法律本来是同源的，两者都是源于原始社会的习惯，一直到后来"大家"即国家出现后，两者才开始逐渐分离。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人们大多以宗族或家族群居的方式生活，随着人口不断繁衍，宗族的规模逐渐扩大，依附于宗族或者家族的小家庭日益增多，必然在社会生产关系方面产生许多问题和矛盾。单纯依靠血亲情感说教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维持家庭生活的运转已经显现其局限性。因此，为了家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必须调整宗族或者家族内部的各种关系，对宗族或家族成员进行必要的约束，从而产生了规范宗族或家族内部成员的行为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家法”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维系家族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确立继承顺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经过历朝历代的持续演进，不断对其内容加以充实，“家法”变得越来越加系统和完备，成文的家法族规因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愈发凸显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们通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法（族规）”作为家族内部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实际上起到了“国法”的辅助作用，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管理规范体系的必要范畴和有益补充。在国家不安定或者国家法律制度不明确的时候，家法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效能。
　　 秦汉时期，随着土地“分封制”的推行，产生了一些豪强地主。这些豪强地主家族凭借政治地位、经济力量以及人丁兴旺等优势，形成了地位显赫的强宗大族，享有政治以及经济上的特权。为了使宗族能够长久把持国家政治，这些士族门阀不仅需要在国家的法律中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规定，而且需要制定家族规范进行地位上的自我提高，借以培养约束本族子弟，因而制定了一整套规制完备的“家法”，并且被其他宗族或家族学习和效法。
　　 中国古代著名的寿星张公艺，经历了北齐、北周、隋朝、唐朝等四个朝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治家有方的典范，其家族九代同居而未分家，合家九百余人团聚一起，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和睦相处，多次受到朝廷旌表，倍受历代人民敬仰，传为人世间美谈。据载，张公艺(公元577年—公元676年)，郓州寿张(今河南台前县孙口镇)人。唐高宗仪凤元年去世，享年九十九岁。唐朝麟德二年，唐高宗与武则天率文武大臣、宫妃命妇去泰山封禅。车辇经过郓州寿张(今台前县)时，听闻张氏九世同居，累朝都有旌表，因而也慕名前去访问。唐高宗问张氏何能九世同居？张公艺回答:“老夫自幼接受家训，秉承家法，慈爱宽仁，并无殊能，仅以诚意待人，唯一‘忍’字而已。”遂请出纸笔，书百个“忍”字以进。唐高宗闻言，连连称善，并赠绢百端，以彰其事。
　　 唐宋以后，大规模的家族转变为中小规模的家族，同时平民之家自主性不断增强。为了约束家族子弟，不断强调家庭礼治，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家法。既有权贵之家的家族法，也有平民家庭的家法。权贵之家的家族法的代表是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共十卷十九篇，贯彻其"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一贯主张，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和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在社会上层仕宦之家广为流传。朱熹在借鉴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一套繁琐的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即《家礼》。《家礼》在内容上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和劳作规律基本一致，其中各种规矩、礼仪都十分详备，所以逐渐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家礼》的内容多以训诫、规劝的形式要求子孙家人敬老爱幼，相敬和睦、为人忠信仁义等。同时，又用四个条文规定家内仆人违反行为规则要处以家族刑罚：男仆人对主人要忠信，能干家事，不能有欺诈、背公、徇私、盗窃等行为，做得好者则“重其禄”；违反者则“杖之”“逐之”；女仆人不能“两面二舌”“饰虚造谗”“离间骨肉”，如有违犯则“逐之”等等。
　　 此后，明朝的朱用纯（字致一，号柏庐）在朱熹所著《家礼》的基础上，编纂了《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其内容更加贴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仪廉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关于勤俭节约，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其二，关于祭祀，如“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其三。关于家庭伦理，如“薄父母，不成人子”，“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其四，关于品德修养，如“人有喜庆，不可生妨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其五，关于报国、如“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等等。《朱子家训》成为平民家法的典范，被后世广泛流传和借鉴效法，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客家民系作为中原汉族遗民，从秦汉以后为避战乱，四散流离，告别安放祖宗灵位的宗庙祠堂，从中原大地广袤的平原沃地向南迁徙，与南越当地的土著在一个地域上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相互影响，逐渐“磨合”融合为新的民系——“客家族群”。
　　 客家人作为中原世家，衣冠旧族，秉承中原士族的遗风，对于治国齐家、修身养性的“礼法”自然奉为圭臬，作为家族礼制和治理的核心内容，重视用道德教化和家法规范的力量调整家族内部关系，注重劝导性教育与强制性惩罚相辅相成，礼法并重。因而，家法在客家民系各个家族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多通过修订族谱时以“家训”专章的形式予以详细记述，将应当“褒扬”和“惩戒”的内容固定下来，是家（族）长借以管理本家或本族人的基本法度，也是家族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极其普遍的强制约束力。至于家法所蕴含的内容，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大抵可归纳为“褒扬类”和“惩戒类”两个方面，既有正面教育的开导训诫，又有强制性的惩治责罚。一般应当加以褒扬奖励和开导训诫的内容有“敦孝悌、睦宗族、力本业、慎交游、和兄弟、训子弟、尚勤俭、戒争讼、遵法律、禁非为”等等。并且，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家族管理的方向和目标，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一套明确具体的表彰奖励措施：如上旌表、录恩荣、立牌坊、举孝廉、荐生员、授丁权、立家传、艺文志、记寿叙、赏金银等等，给各个家族成员以人生的指引和行为的警策。
　　 综合家法的各个种类和诸多来源，可谓门类齐全，形式繁多，规范备置，惩戒严厉，甚至有的还显得极其粗暴和残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警戒类:包括叱责、警告、立誓、罚祭、记过、驱逐、削谱等。二是羞辱类:包括请罪、贬抑、标志、押游、共攻等。三是财产类：包括罚钱、罚物、赔偿、充公、拆屋等。四是身体类：包括罚跪、打手、掌嘴、鞭笞、割耳、砍手指等。五是资格类：包括斥革、革胙、罚停、革谱、出族、驱逐等；六是自由类：包括拘禁、工役、兵役等。七是生命类：包括自尽、勒毙、溺毙、打死、活埋、丢开(锁在木板上丢人江河，生死归属完全靠碰运气)、闷死(塞进缸中盖上)、枪毙等。此外，还有家族主动“送官严究”或“鸣官处死”等规定。这些规定即便是文字内容，也让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不寒而栗，颇具震慑人心之效果。比如有的家族规定：妇人无故哭泣者，需要跪香。而且，必须“蚤起夜眠，闻犬吠声即起”，不得延误。比如某些家族的“重祭典”法条中，对于卖祭田、祭器，伐坟木，毁墓石，废时祭等行为，“皆重惩之，毋得容隐”。在“戒淫盗”法条中，则“少有干犯，即当痛责”，“致若犯劫盗之罪案，经族正会议，立予除名，不准入谱”。明初的家法族规，如曹端的《家规辑要》，已经将处死列入家法族规之中。如犯有与人通奸等淫乱行为的妇女，要逼令其自尽，或者绑石沉潭、落屎缸、割耳朵、喂蚂蚁等，借以洗刷其家族的耻辱，以昭示族人，促其守法，以正视听。
　　 我们在农村的老家，从小就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总是带着些许神秘莫测的隐晦色彩，让故事的叙述者有所顾忌，只能若有所指，点到为止，而不敢过于直白明了地表露自己的观点。这些故事大多是当地发生的事情，主要说是某某人的叔公，曾经因为与婶婶通奸而被打折了腿，又被族人逐出祠堂去了江西避难，此后音讯全无，从未回过老家。还有某某人的伯父，因为砍了祖宗祠堂后龙山上的树木，被斩掉了两根手指，此后郁郁终生，孑然而逝。另外，还有某某人早年丧夫的婆太，曾经与外族男人通奸，发现后被绑到其丈夫的坟墓前，割掉了半只耳朵，此后再也未曾抛头露面。诸如此类近乎荒诞的传闻故事，令人闻声色变，毛骨悚然，浑身长起了鸡皮疙瘩。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有一些人当时还健在，人们难免对其指指点点，评头论足，颇多非议。我们也会随着大人们的议论导向，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迅速将这些人对号入座，与道德败坏的人划上等号，从内心浮泛起既同情而又鄙视的感觉，实在感到异常的矛盾。如今认真地回想和深切地思考起来，这正是说明了家法家规的严厉实施，起到了深入骨髓、铭心刻骨的警示作用，以至于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让人望而生畏，闻风丧胆，不敢造次，重蹈覆辙。可见作为严刑峻法的家法家规，既有其侵犯人权、令人发指的残酷性，也有其潜移默化、警钟长鸣的权威性，对于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行为准则，应当认真加以甄别、批判和扬弃。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如何对待历史遗留的家规家法问题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随着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确立，传统的家族和大家庭的家族法治理模式被彻底否定，从而出现了家族规范上的真空状态。对于家族中违反立身处世准则和人际交往规范的现象，没有人进行必要的疏导、干预和制止，甚至家族中发生一些肮脏龌龊、甚至违法犯罪的事情，也往往无人过问，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以至于有些地方出现严重的违法犯罪窝案，形成人文缺失和道德沦丧的社会氛围，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进一步而言，如果加强平时教育和管束，进行必要的疏导和惩治，这些不良后果完全可以避免。二是在一些荒僻偏远、愚昧落后的农村，依旧存在着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家法族规，姓氏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司空见惯，或者恃强欺弱，或者滥施刑罚，弊端丛生，不一而足。有鉴于此，极有必要在认真检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家规家法，发挥其积极因素，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堵塞其中的漏洞。因而，认真研究家法的改良和适用问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仅具有历史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研究历史上家法族规的目的，主要着眼于它的实际效能，注重于它的借鉴和适用的意义。说得更加浅显一点，就是为了现行社会的家族和家庭，设计一套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新型家法治理模式，从而起到引领先进意识、约束落后行为的积极作用。首先，要坚持事物“两分法”和“两点论”的辩证思维，既要对现行家族法规的程序和内容加以甄别，条分缕析，权衡利弊，适者为用，进行必要的“扬弃”，批判地吸收历史上家族法规治理模式的合理之处。同时，又要遵循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理念，对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和法律规范，以维护家族民主和个人自由为基础，强调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份地位完全平等，都有同等享受参与家族事务决策的权利，履行遵守家族规范的义务，做到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其次，新型的家族规范应当强调内容的合法性，遵循现代法治精神，落实民主法制原则，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为依归，以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为准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损害公序良俗，不得禁锢个人自由，不得侵犯基本人权。再次，新型的家族法规应当适应当代的形势变化，坚持现代文明方向，遵循社会文明准则，维护家庭伦理，讲究文明礼貌，以尊老爱幼、赡养老人、孝敬父母、抚育子女、建设美好家庭为主要目标，在内容上要与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强化方向性的引领和实践上的指导，便于全体家族成员认真履行和切实遵守，共同构建文明守法、幸福美满、和谐共融的现代家族家庭关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