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飞机时刚好是正午。和预期相反，天气很晴朗，阳光灼烧着皮肤，和耳边不断响起的车鸣混淆蒸干了异国的气息。与我预期相同的是打开家门后父亲恶劣的脸色。我被告知休学两天，用于家庭教育——不过我来去新西兰和漫游的时间相加就已超过三天，想到这我不禁在心里窃笑。
　　 父亲没有多言，叫我二十分钟后和他在商场的咖啡店汇合。我闻言松了一口气，这是我设想过最好的状况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继续学或者直接打工。不过我让你学下去的概率很低。”咖啡店内灯光暗淡，父亲把一杯冒着冷气的拿铁摆到我面前，开门见山道。我发现他没有给自己买饮品，因而推断出：这杯拿铁绝非代表积极的态度，反而预示着事态的迅速恶化。
　　 “我知道这是自己的错误，我没有任何理由或解释，”空调直直吹在脊背，我仿佛嗅到了社会的严酷，花了十几秒平静心态才终于开口，“但我保证，以后不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我会写一篇检讨，到时候你再决定。”
　　 “你的老师说，你欺骗了她两次。”父亲并没有买账的意思，“我怎么再去相信你？”此言一出，我一阵语塞，只能垂头盯着那杯拿铁。
　　 “你明天就去厂里的车间装箱吧，”父亲没有过多犹豫，“这算是轻松的工作了。”说完直接起身离开。——公道地说，我尚未从新西兰漫游的体验中抽身，因而这时还有些迟钝。好一会儿过后，才牙床颤抖地起身，抓着冻彻手掌的拿铁落荒而逃。
　　 我忐忑之极回了家，“所幸”没有父亲的影子。那杯拿铁通过一路的颠簸，尽管有塑料盖的防护，还是撒满了右手。加之阳光和热浪的共同作用，冰冷的液体将近凝固，稍一动弹便是刺骨的疼痛。我面无表情把手伸到水龙头下洗净了污渍，然后看到了右边碗架上的一把刀。
　　 我将其抽出。刀刃并不很锋利，但想必依旧对各种动物表皮极富威胁性。阳光欢快地跳跃在不锈钢刀面，涌入我的双眼。与以往不同，我并未躲避这猛烈的侵略，却感受着光芒覆盖视野的灼烧与失明的眩晕。不知多久过后，心中的耻辱与愤怒一并发酵膨胀，终于击溃了防线。我举起钢刀，使力向左手砍去。令我失望的是，后者没有应声断裂，无能的刀刃只在手腕上留下了微微淌血的、细细的口子。
　　 我耸耸肩，洗罢刀面又将其放回碗架。血液缓缓爬行在皮肤，形成了数条支流，最后滴落到地面。我正走出厨房，家门的锁孔响起钥匙转动的声音。父亲进门见到地板的血，瞥了一眼我的左手，说：“自己整理一下，去写检讨吧。”
　　 草草拖了地，我锁上房间门难抑恼怒之情。这恼怒并非缘于父亲对我伤势的无视——我不至于那么脆弱；主要源头是我所认识到的、人生无处不在的限制。我本以为世界之广阔容得下人们自由奔波，但自己却只能为体制和观念所困，在应当自由的时节，被迫放弃着自由，最终甚至失去对自由的感知。
　　 这是现代人的宿命吗？我自问。
　　 不过在暴怒之后，待所有无谓的奋进平息，一切浅薄的浮躁休止，我透过自己的观念看见了一个漏洞——总结我的人生，我的大多失败，大多丧志之源，都是这个漏洞所致：操之过急，且想要不劳而获。
　　 从何谈起？我这样问自己，企图获得能够触摸到的细节。对于前者，例如自从我几年前开始写作，不断览阅名家书籍，试图借此达到那般的高度。可惜直至现在不过区区能记录和抒发自己残缺的感受，对历史、文学之类其实没什么造诣。为此，我曾因迫切自暴自弃，这种丧心病狂的心理消耗最后也没帮助我得到实质性的进步。
　　 对于后者，例如我一切物质生活依靠父母。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学生到底没有独立存活的能力。但胸怀的高傲让我不能接受如此的事实，按照网络上的说法，就是“想要掀翻桌子，又不得不吃桌子上的菜”。此外，尽管莫名的高傲让我不断排斥这种现状，我却从未主动尝试改变现状。我还想到学习，虽然我在天资上或许有落后之处，但成绩一般的因由主要是所分配时间和努力上的缺乏——难道把文章看得比学业重要，把学业单纯地归于“身外之物”，成绩会如愿以偿吗？对我而言一定是不会的。
　　 所以一个结论不甘心地浮出水面：我所说的自己在学业上乃至各个领域上的困难，天资的如何不足，都是我因为没有付出等价牺牲，自然而然得到了这般结果。我将这种结果放大了，以为自己真的一无是处或者智力低下，只可笑始终不愿作出实际行动。在我看来，当下精神的支柱是文学，现实的支柱是学业。既然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平衡是最终目的，而非舍弃某一追逐另一。这样总是会出差错的。
　　 于是再从年龄段出发审视自己的选择。首先我十七岁，是一个学生。与写作“不同”，该阶段的学习只有一次，那么按理说就得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中去。但就这个问题，我和多个长辈与同龄人有所议论。我表示虽然学业紧迫如兵戈刀光直逼后背，但在写作上，有些体验、经历、灵感也只有这个年龄段可领会、得到，这点就和学习没什么区别。
　　 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那么暂时忽略两者当下价值，使目光长远些——学业的尽头是文凭，所以总是和物质紧密相连；写作似乎没有尽头，或者说，尽头是死亡。而它单纯的进行似乎无需物质介入。但如恩格斯提出，一切的精神建立于物质之上，物质是一切的基础。我曾试图反对这种说法，却都无功而返。如果没有物质的支持，精神便会从理想的高塔粉身碎骨，化作一小堆分不出原先面目的废墟。思索抵达此处终于得到了进展：无论我是否愿意，物质永远是第一位。这也应验了有舍有得的道理。如果要得到文凭，舍的是：写作。再延伸写作代表的意义——精神需要。因此，为了让情况从根本上改变，我将舍弃另一个对我影响颇深的精神需要：和文韫的关系。
　　 但是我做得到吗？我坚信自己无法逃离矛盾的深潭。文韫的印象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习惯乃至灵魂中，假设随意地放弃，对我的伤害无疑难以估量。最令我忧虑的是，文韫该如何接受这个结果？我该如何向她解释这选择的缘由，而不至于使她作出冲动的行为？
　　 这个时候我蓦地想起乔的话：“只有打破陈规和固有看法才能成长，只有摆脱某些桎梏，你才能有主观选择的余地”。其实这句话早就慢慢悠悠地在我脑子里打转了，在离开新西兰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一个力量冲击着我维持如此境况的想法。我呼出一口气，开始定义我当前对文韫的情感。有爱吗？或者说，所谓“爱”还存在吗？我尝试通过一些经历让自己意识到对文韫的爱，但愈是尝试，愈是歇斯底里地发现：没有爱，只是喜欢她的性格，喜欢和她睡觉。即便喜欢她的一切，也没能达到爱她一点点的程度。更大的冲击是，我所喜欢的文韫绝非现在的文韫。现在的她虽然敏感得令我心痛，却再也不能给我以往所追求的感受了。难道是我厌倦了？我瘫坐在椅子上，还是她真的改变了，变得消极，变得……就这点上说，我宁愿承认自己的可恶、自己所有能够想到的错处，也不愿她在我心中的印象发生任何恶化。
　　 她本是我的精神支柱，现在，她被我自己推翻了。
　　 不知第几次地，我扶着窗台逼迫自己冷静下来。理性地看，一直处于某个状态，“拘泥于成规”，想必是没有太多益处的。而现在我已自证对文韫没有爱的情感，那顶着心理、学业、家庭等压力和她继续下去，是否依旧值得？
　　 “值得”！我发现自己正使用这个词去估量一些事物，无力地对枯萎的盆景露出笑出声来。我不理解为何这个社会要让所有的人或事都变得“值得”，否则便将其淘汰。不值得又如何？一切的一切都得“值得”才有存在的必要吗？想到这里，我望向外界。阳光浸透路边一排高耸舒展的樟树，翠色的叶反而显示出火辣辣的诡异与固执。车辆在道路上轰鸣，这噪音几乎使我晕厥。转过身，悲哀不止一次填满我的大脑，又被慌乱地驱赶散尽。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我用仅存的警觉怒喝，你即将流落社会，应该坚定一些了！如果不能坚定，至少用麻木蒙混过关！该舍弃的舍弃便是，别再犹豫了！
　　 怀着撕心裂肺的不甘与绝望，我扑到书桌前，开始写《检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