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铺炕从农人的房子里拆走，剩下的就只有寒冷了。火炕，在北方，那就是温暖的代名词。农人们，一年的日子，多半在火炕上，他们为了一铺炕，自春天开始，制坯，拆旧抗，盘新炕，铺炕席……享受家庭的温暖。
　　
　　 一
　　 “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事都要提前打算。山的最背阴处的残雪也已褪去，布谷鸟还没有来催促，燕子刚刚返回，正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的时节。送粪，犁田，耕地尚早，可勤劳的农人却总是闲不住，往往趁此时节制坯搭炕。所以春旱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春风浩荡，雨水又少，坯干得快。
　　 房子是村庄的基础，炕就是房子的基础。再穷苦的人家，哪怕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哪怕屋子在风雨中飘摇，屋顶露天漏雨，只要还有半铺炕可以烧热，栖身，就算还有个温暖的家。冬日里，来了亲戚、邻居，招呼一声“快上炕，暖和”，透着亲切，没有一铺炕，温暖就顿失。
　　 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因战乱流落四川的杜甫，和所做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当年也如我现在的年纪，在经历大风“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后，真心希望他还有可以安放枕席的炕。而四川应该是睡竹床吧，也可能是几捆稻草。读书时，我就想，杜甫如果有一铺炕，那该多好。
　　 炕是生存的智慧，延续了几千年，冬季的北方，如果没有温暖的大炕，屋里就像冰窖。所谓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也是这个意思。
　　 我的村庄名字里有一个“峪”字，峪字拆开，山谷也。村东村北皆是山，只有两三树高，矮矮的胖墩墩的，山上只有些个碎石，当年农业学大寨，都被改造成了梯田。山脚下都是多年流水冲击出的山谷，黄土直立，是制坯的好材料。
　　 三月阳光明媚，母亲正盘坐在炕头上，戴上顶针，把浆洗好的我穿了一冬的厚重棉衣重新拆开，再续上一些棉花，加长一下衣袖和衣襟。父亲脱鞋上炕，用剪刀轻轻划开窗棂纸，打开蒙着塑料布的花格窗户，暖暖的阳光一下子斜射进来，几片柳絮随风而入，和窗棂上掉落的灰土一起在阳光里跳舞。屋檐下的刚刚回来不久的燕子被吓了一跳，扑棱棱飞到线条上，歪着脖子，转着乌溜溜的眼睛往屋内打量。
　　 打量什么呢？是不是告诉我们该盘炕了啊？
　　 母亲抬头往外窗外瞄一眼，抬起拿针的右手在头皮上轻轻抿了一下，说：“这天真是暖和了。”父亲移步准备下炕，脚下“吭哧”响了一下，是又一块儿坯折断了。母亲转头看向父亲，嗔怪道：“走路跟孩子一样，没个轻重。两年了，也该重新搭炕了，烧火也倒烟了，天天拿根竹竿子上房捅烟囱也不是事儿！”父亲跳下炕沿，接着话茬说：“嗯，是该搭炕了，炕土是个好东西，前些年一铺的炕土交生产队能顶四十个工分呢！今年咱给自家花生、白薯地里做底肥，叶子保准像炕烟子一样黑，壮着哩！”
　　 几乎这个春天的故事也因炕而发生了。我觉得，那些燕子从窗前掠过的时候，也是故意往炕上看看的，看看这户人家醒未醒，啁啾几声，催促着。
　　
　　 二
　　 那年我大概四五岁。家里有一辆人力排子车，没有牲口，父亲在人力车上放上大小两把铁锹，让我坐在车辕上，拉着我去东山根取土。父亲挥舞着铁锹挖掘着刚刚苏醒不久的黄土，慢慢地往车上装，我拿着小锹围着小车铲滑落的黄土，忙得不亦乐乎。一不小心黄土就灌进衣袖，凉凉的，痒痒的，父亲在一边嘿嘿地笑。
　　 装上满满的一车，父亲肩上搭一个绳套，双手紧握车辕，躬身用力，把黄土和我拉到宽敞的打谷场，卸成一堆儿，扒开，又挑来几担水，浇进去慢慢洇着。几番折腾下来，父亲身上出了一身透汗，这是开春的第一身透汗，父亲说舒服，敞开衣扣，抹了一下脸上的汗，用衣襟轻轻扇了几下，随后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我看见汗水弯弯曲曲地在他结实的前胸流淌。感觉那时候的父亲腰杆挺直，总有用不完的力气，他在我面前接受一座大山。
　　 抽完烟，父亲去邻居那里借来三眼坯料斗子，又去南河沿拉开半车白眼沙堆在一旁。
　　 父亲抬头看看天，日近正午，天空蓝洼洼的，几只黄鹂蹦来跳去在鹅黄的柳林里欢唱。我还在自顾自的玩耍，地上旮旯里风旋着一个个柳絮团在慢悠悠打着转，我猛地冲过去，像惊起一只只大白鹅。父亲说，走，回家吃饭，让水慢慢洇着。
　　 过午，母亲也跟着过来。父亲又担来一桶水，把坯斗泡在里面。跟我开玩笑，说，一会儿给我儿和面蒸发糕吃。
　　 父亲先用锹搅拌湿土，和成泥，再撒上些事先准备好的碎稻草，然后甩掉解放鞋，光起脚丫，挽起裤腿，走进泥潭，用脚一下一下和起了泥巴。我见这么好玩儿的游戏，岂能放过，也甩掉鞋袜，非要嚷嚷着叫父亲带我一起玩儿，父亲拗不过我，拉着我一起踩泥巴。三月天，拔凉的井水泡过的泥巴很刺骨，我却乐此不疲。原来下雨和个泥巴，弄脏衣裤都会遭到母亲的责骂，这会儿光明正大有泥巴玩，岂不快乐。可是加了稻草的黄土泥巴太过粘稠，往往一脚下去，就没过膝盖，粘住腿脚，左摇右晃也抽不上来，还要父亲帮忙搂着我的腰往外拔。我不好好配合，反倒大喊：“拔萝卜，拔萝卜，嘿呀嘿呀拔不动！”
　　 家乡制坯叫做“摔坯”，一个“摔”字把制坯过程体现的痛快淋漓。搓泥球的是母亲，母亲的手灵活得就像是她平时蒸馒头，包饺子时候揪剂子。不过这个剂子太大，一个锅都盛不下。也不能揪，只是蹲着身子，顺着泥堆边角用手掌切下一块泥巴，再在地上把它滚成椭圆形，表面还要沾上一层白眼沙。料斗早就浸透刷洗好了，父亲先是抓一把白眼沙甩进料斗，再把一个个和好的泥球砰的一声摔进去，再用手压实，迅速地用坯弓子上的铁丝在料斗上沿一划，使坯面平整。父亲大手一划拉，清除多余泥巴，然后端起来，走到铺好白眼沙的平地上，弓下腰快速翻转料斗，噗的一声扣在地上。再慢慢抽出料斗，三块坯就成型了。农村糙话有四大累之说，有许多版本，可无论哪个版本都少不了“摔坯”，可见摔坯有多辛苦。一块儿泥坯大约20多斤，用力要恰到好处，劲小了泥不能滋满边角，容易出废坯。这三眼料斗盛满湿泥足有五六十斤，端着来回走，腿要直，腰要弯，要用上全身力气。不一会儿父母就汗流浃背。
　　 要足足干上多半天，才能摔出来四五百块坯。一拉溜湿坯像一排排整齐的士兵排列在场院上，静待干燥的春风把它吹干。
　　 干燥后的坯被父亲拉进院子，码好，下面就是拆炕。这不一定是最累的活儿，但绝对是最脏的活儿。那时候农村做饭都用庄稼秸秆，用了两年的炕洞里面充满着黑烟子。所有的坯一概焦黑，越靠近灶堂口的焦糊得越厉害。父亲找来一个蛇皮袋子，把两个底角折在一起，做成一个雨披装，戴在头上，一气码上10多块儿焦坯，半蹲下身，反手抄起坯垛，让坯都倒靠在后背上，弓着身子弄到院子里。
　　 我望着黑黢黢的墙壁上烟道出神，我在想书上说的圣诞老人钻烟囱，给小朋友礼物，我怎么一次也没收到，是嫌我家烟囱太窄了，还是嫌炕洞太脏了呢？
　　 搭炕的关键是在灶火眼儿、炉子口、烟道三者的完美统一。有的人搭一辈子炕，找不到症结，炕不好烧，半炕热，半炕凉，或是倒烟。搭得好的，满炕热，温度比较均匀，刮风下雨不倒烟。父亲遇事儿爱琢磨，手也巧，他没有局限于以前“板凳腿”、“佛顶柱”的搭法，而是在炕洞里码起了大大小小的“小胡同”，让烟火尽量在烟道里均匀地串着走，以保证炕热的均匀。搭好炕后要再抹上一层炕泥，尽快点火烧干，哪里冒烟及时堵漏。
　　
　　 三
　　 席子是炕的衣服，席子或许比炕出现得更久远，商代甲骨文已出现了“席”字。常见的席子分为苇席和高粱蔑席。我的家乡少苇塘，但南河沟的盐碱地盛产高粱，所以村民炕上铺的多是高粱蔑席。
　　 村里有一位瘸腿的刘伯，刘伯当年参加朝鲜战争，弹片留在腿里面，变成了瘸子。夏天穿得少的时候，我见过他腿上隆起很多核桃大小丑陋的肉疙瘩。可能是痒，我经常见他用手不停地去摩挲。他没有成家，父母走后，就自己一个人过。他不愿意靠政府救济，自己在家用桑条、柳条编筐，编栅子，用高粱蔑编席子，做篓子，也用秸秆扎鸟笼和蝈蝈笼。他做的东西结实、精巧，这些都是农村常用之物，四外八庄的都上赶着来买。鸟笼和蝈蝈笼则大多送给村里的孩子玩儿。他家院子里有一棵杏树，成熟的杏子他也都送人。他为人和善，人缘极好，地里的活计总有人抢着帮他收割。
　　 编席子是个细致活儿，把成根的高粱杆破开很容易伤到手。我见过他的手，粗糙，黝黑，老茧上新伤压着旧伤，像个烧火的碳棍儿。他编出的席子花样多，光洁，没茬口，小孩光着脚在上面跑也伤不着脚。
　　 我家每次换席子也是从刘伯家里拿，刘伯从来不说价钱，总是说，乡里乡亲，你们也老帮我忙，给不给无所谓，谁还用不着谁。父亲总是按市价给刘伯，也经常带些时令的果蔬给他。
　　 我最讨厌隔壁三叔来串门时候在席子的边角上，撅下一节席蔑在嘴里搅啊搅地剔牙，害得我有一次不小心在茬口处扎伤了脚。父亲说，你三叔是羡慕我们呢，剔牙也弄不坏席子，你看他的眼睛，眼睛充满了喜欢。
　　 后来流行人造革，根据炕的长短可随意裁剪，颜色鲜艳，干净卫生，很快取代了炕席。再后来条件好点了，农村冬天讲究铺炕被，既保暖，又柔软。席子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
　　 炕是多功能的。
　　 炕是餐厅，小时候，没有高桌大凳，就在炕上放一个小炕桌，盘腿围坐吃饭。炕是娱乐场，每天大家起床后，母亲卷起被卷，摞在炕尾，用被单蒙好，总是被我们兄妹当做过家家，藏猫猫的道具，一会儿工夫就给糟蹋倒了。炕还是打谷场，猫冬季节从房上粮仓里收下一大簸箕花生或者玉米棒子，放在炕头上，一家人围坐，边剥花生或者掰玉米粒，边听着收音机，其乐融融。父亲的大手似乎对什么都可以所向披靡，玉米棒子在他手里有的根本不用攒出沟，他只消一拧一搓，玉米粒就哗哗掉落。剥花生时间长了容易手指肚疼，父亲就找来一根桑条，做成简单的夹子让我和母亲用。那时候的花生一等留种，二等交公，只有三等的才会留下榨油或者炒来吃，由于人均地少，亩产不高，余下的很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炒花生，油炸食品只能等过年“炸丸子”才舍得奢侈一次。过去的日子总是在紧紧巴巴的算计中慢悠悠地过。
　　 炕还充当过孵化站，母亲在炕头还孵过一窝小鸡仔呢。
　　 她是从广播里面学的本领。在炕头上放一个纸箱子，箱子底下垫上一些破棉絮，放进去20多枚种蛋，再盖上棉被，蛋窝里放一只温度计，每日要无数次的观察温度变化。箱内的温度来自炕头，炕头的温度来自灶膛，要根据温度高低决定加不加火或者调整箱子位置，鸡蛋也要时不时翻个，很费时费力。一周后，父母小心的把鸡蛋拿出来，卷一个纸筒对着灯光仔细看，我也凑上前，就发现里面已经有一个黑色的核心，向外辐射出无数条血丝，母亲说，那个黑点就是心脏。又过几天，血丝变得浓密，黑点开始有节奏的跳动。我喜欢每日观察鸡蛋内的变化，每天都有惊喜。终于到了21天，大部分的小鸡都出壳了，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母亲又成了众多小鸡的鸡妈妈。
　　 每年过年来客，炕上是最热闹的。晚上，姑姑家的孩子都喜欢住在我家，母亲总是找出压箱底的被褥让孩子们铺盖。躺在被窝里的孩子们也不着急睡觉，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咯咯咯地笑。大姑家的老三小时候胖墩墩的招人稀罕，来了就和我从早到晚玩耍，晚上大姑来叫他一起去奶奶家里睡觉，他总是哭喊着不去，还说再叫他就让大舅把她扔到猪圈里去！
　　
　　 五
　　 后来村子里建起了砖窑，村民可以捡一些焦砖搭炕，再也不用担心踩断了。炕烟子多了，把灶门一堵，烟囱上安一个引风机，呜呜开上一阵，烟子就被吸了出来，很少有人再搭炕了。
　　 再后来，我的山村因开矿整体拆迁上楼，就很少再睡土炕了。装修时，很多村民不习惯床铺，就让木匠师傅在卧室里搭可丁可卯的木床，唤做“榻榻米”。我知道日本的榻榻米矮、挫，不是同一种东西，这只是炕的情怀的一种延续罢了。
　　 我初来北京打工的时候，干过一段时间的壮工，给旧楼增容改线，住在安定门外一个叫“六铺炕”的地方。听老北京人讲，北京以前有“东贵西富，南贫北贱”的说法，这个地方以前属于城北的荒郊野外，住的多是穷苦的贩夫走卒。六铺炕就是他们下榻的车马店，有六条大通铺，后来此地也因此得名。这是我知道的最大的炕了，应该至少能睡几十口人吧。那几个月每天在工地和六铺炕之间穿梭，活计不累，管吃管住，身边的人也都很和善，也头一次有人喊我“田师傅”。那些日子是我在北京过的最轻松的时光。
　　 这几天，停暖后，楼上格外显得冷，我一身的冬衣也阻挡不住寒气袭扰，还是着了凉，腰酸腿疼。那天去了岳母家，岳母正灶前忙活着做饭，灶膛炉火正旺，屋顶炊烟袅袅，我自顾自往热炕头一躺，煲一煲腰腿，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醒来腰腿好多了，这热炕头就是灵丹妙药呀！
　　
　　 2023.04.09完稿于燕郊，首发原创于江山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