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神宝爹挺喜欢到我家串门儿，他喜欢和父亲说说话。他们谈地里的收成，谈果园的分配，也谈花子的动向。每每这时候，我就会搬来一张小板凳，规规矩矩坐着，仰着小脸，神情专注地旁听。母亲也会坐在一旁的长凳上，只不过她手里总纳着一只鞋底。她把大头针从鞋底的一面插进去，再从另一面拉出来。她捏着大头针往额上发丛里磨蹭两下，大头针瞬间仿佛吃饱喝足了一般，活力四射，复又钻进鞋底里，索线在母亲用力的拉扯间发出“刺啦”的声音。
　　 神宝爹接过父亲递来的香烟，点上火，吐出一口烟雾，说：“花子又被人打了。”
　　 “打得狠吗？”父亲问。
　　 “不轻。路都不能走了，是爬到茅厕去的。”
　　 “爬到茅厕去的？”母亲好像有些被吓到，不自觉停住了手里的活，晶亮的大头针化身发卡别在了她前额的发际上。
　　 “爬到茅厕干嘛？”我疑惑地转过脸，问母亲。
　　 “喝粪水。喝粪水可以治劳伤。”母亲说。
　　 “不晓得这一回喝了粪水能不能好呢！”母亲忧心地望向神宝爹又说。
　　 “谁晓得呢？看他自个儿的造化吧！”神宝爹叹了一口气，把烟头扔在地上。
　　 “唉，叫他不要去偷，他怎么就改不了呢？”父亲很无奈。
　　 二
　　 在神宝爹和父亲的许多次交谈里，我常常听到花子挨打的事。他挨打的因由各种各样，有时是为了一张方桌，有时是为了一担水桶，有时是为了一只白鹅，有时为了一袋谷子……唉，谁让他总那么手脚不空闲地去偷拿那些本属于他人的物件呢？不挨打才是怪事！
　　 “你说这花子，自打那回偷果子没成，就再也不到果园去了。”神宝爹和父亲说。
　　 “他偷果子不是为了他自个儿。”父亲说。
　　 “可不是吗？我当时哪里晓得这个內窍？倘使晓得，我定得允许他摘些去的。”神宝爹说。
　　 “花子偷果子干嘛？”我问母亲。
　　 “他姆妈得了病，心口烧得厉害，想吃几口凉凉的，润润的东西，花子就想到果园的果子了。”母亲说。
　　 “怎么不能等到果子熟，等到分果子了再吃呢？”我又问母亲，母亲却不做声了。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的我哪里会知道，人生中有些事情是不容许我们等待的。等待往往会让我们错过许多不该错过的人和事，这个道理花子应该是很早就明白了吧。
　　 三
　　 花子的大大姆妈是我们村的一对盲人，他们常年靠探着那根细竹篙模样的导盲棒，斜挎着那个油漆剥落的签筒，一声一声清脆而又有节奏地敲着铜铃铛，摸摸索索、踟蹰而行、走村窜乡，以给人算命排八字获得微薄收入。他们总是男的走在前头，女的伸臂搭肩半倚半靠紧随在后，在附近的几个村子走出一幅别样的风景线。人们说，哪样的人生不是人生？哪种活着都是活着。人们见不得小夫妻因为生活的艰难或者琐碎拌嘴吵架，他们说，要难你难得过那对瞎子？你看人家，互相体贴，多么和谐！
　　 还没跨进学堂门槛的娃儿们一听到那悦耳的不紧不慢的铜铃声，就会三三两两地被吸引过来，尾随其后，或模仿着搭臂挨肩，或默在心底跟着铃声数数。也有大些的会抢到盲人前头，托起那根导盲棒。
　　 “诶诶诶，干嘛，干嘛？别拽，别拽！。”娃儿最初把握不好力度，把盲男人拉出好几个趔趄，不知情的盲男人还以为是哪个小子在恶作剧呢！
　　 “你走到路边边上了。路边边有树，树旁边有水沟。我牵着你走。”稚嫩的童声动听极了，盲女人笑出了声。
　　 邻村的婆婆姥姥最喜欢这对盲人。她们往往会在那铜铃响过的第二声里喊来自己的小孙子，把那对夫妇牵引过来，极为热情地搬来板凳，看他们摸摸索索一番坐下后，说：
　　 “抽个签。”
　　 只见盲男人并着膝盖，身形端坐。他慢慢吞吞取下签筒，双手把握，于膝盖上方，极慎重地、虔诚地摇动：“一，二，三！”然后签筒被稳稳定住，只等抽签人从中拈出一根来，递给他解说。
　　 事后，抽签的人不仅会给了钱，还会筛出两碗茶来，让他们歇会儿再走，歇会儿就会唠会儿。婆婆姥姥问盲女人：“咋不见你算卦解签呢？”
　　 “我没有他的手艺精。”盲女人说。
　　 “你们给孩子写流年吗？”
　　 “不写。”
　　 “为啥不写？我看人家写一份流年得拿出好几块的费用呢。”
　　 “没有金刚钻，可不能揽那瓷器活。”盲女人说。
　　 四
　　 母亲说花子本是孤儿，那对盲人依着辈分和年纪，充其量只算得是花子的远房伯父母。盲人膝下无子，花子年幼却没了双亲的照拂，倘若两家合成一家，所有的缺憾都能圆满。德旺族长就到盲人家里提了一嘴，已经年纪不轻的盲人夫妇一口应承了下来。他们竭尽所能地扶养花子长大成人，辅其结婚生子后，在两年内相继去世，被花子葬在了那片竹林。
　　 神宝爹说那对盲人夫妇健在的时候，花子家里没少迸发出和乐的笑声，盲人夫妇也没少和来探望的德旺爹说花子的好。他们说花子打小就懂事，说他才灶台高就知道用小板凳搭台够在锅里做饭做菜，说花子在草垛里捡了鸡蛋总是匀给他们二老吃，花子还会在沟坎里捉黑鱼回来，有时候运气好还能捡到被土狗咬死的鸡回来。花子总是把鸡腿鸡胸肉分给他们夫妇，自己啃鸡脖儿。
　　 神宝爹说：“哪里有什么鸡、鸡蛋去捡呢？只怕是打别处偷来的。他那时候就在偷了。”
　　 “是啊，是啊！可是他家里的事，连盲人夫妇都不晓得，谁又会晓得呢？”父亲说。
　　 花子的偷名是在他的老婆携同三岁的女儿离开他之后日渐显现，以致偷名在外，“声名”远播的。
　　 花子的老婆是四川人。那时候我们村好几个四川媳妇，她们都是从很穷很穷的山沟沟逃荒出来的，她们说我们村里好，村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庄稼地，有吃有喝有住。她们一落户我们村就扎下根来，生儿育女，伺候公婆，相夫教子。村人们有时候会夸了海口说些醉话。他们说：“莫看我们这里不富裕，可比起四川来，那可是强多了。”神宝爹说：“一开口就净是些掉底子的醉话，这里有比头吗？拿一个村和一个省比，能比吗？还真是没见识的泥巴腿子！你晓得一个省有多大吗？那么大的省你就不兴有个贫富的悬殊？就是我们村子这几百户人家还有个日子过得好和次的呢！”
　　 不管村人们怎么说自己村的好话，就算他们在自己脸上贴满了金子，花子的老婆还是走了，抱着她和花子的娃儿走了。至于她为啥要走，啥时候动的心起的念，啥时候抬的脚，又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就像没有人知道花子的第一偷起始于何时何地一样。
　　 花子的偷很有特色。花子从不偷人家的钱，他只偷人们劳作中必备的器具或者家里头一些刚需的摆件。偶尔他也在别人的鸡笼鸭棚里顺手捞几只禽类。他偷了物件再去贱卖换钱，换了钱就去上馆子，过日月。他从不偷本村人家的，隔壁两个村子他也不染指。他把本村和隔壁两村的人家当成他的客户，他把偷来的物件低价出售给他们，然后再在他们一次一次的需求鼓动下去偷。
　　 “花子，几时给我搞一副夹板唦？”人问。（注：夹板是挑稻秧的竹制农具。）
　　 “你出几多钱？”花子问。
　　 “两块。”
　　 “两块太少了。”
　　 “搞副夹板对你来说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我也是要冒风险的。”
　　 “那你说几块？”
　　 “最少三块。”
　　 “三块就三块吧！”
　　 于是，隔天这人就有了一副夹板。
　　 神宝爹说如果把小偷分个三六九等，花子应该摆在最末位。他可以说是小偷里胆子最小的，最多只能算个小小偷，因为他几乎不敢去撬门入户。神宝爹说在我们这个农业大镇的区域内，只要谁家拆旧屋盖新房，花子的好日子就来了。大家都是闲钱不多，要盖新房必拆旧屋，因为要利用旧屋的砖瓦。人们拆房子也有次序，新房不盖好，原先在旧屋旁边单盖的当厨房的耳房可得留着，那里可供人暂时歇身。盖房子的那段时间，他们会在房前的空地上搭一个老大的帆布棚子，用那个老大的帆布棚子罩住所有的家什木器。一般人总想着“金银细软”的金贵，哪里还会去担心一些七七八八的家具、工具呢？花子就钻这个空子。他就去这样的帆布棚子里偷一些箢箕、秧马（扯稻秧时的必备品）、方桌、条凳、锄头之类。要说他偷的这点东西，在农人眼里经济价值远远低于它的实用价值。虽则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但一到用时，这些东西却凸显出它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性。所以，当一个农人要去地里劳作，找锹找不到，找锄头找不到时，那是会大为光火的。火气愈积愈多之时，正碰到小贼花子来伸手，自然会狠揍一通，挨打的花子就自个儿去找“粪水”疗伤。
　　 有人认识花子，知道花子是那对盲夫妇的养子。他们过来劝阻，说算了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都不是多远的人。抡拳的人顿住手，鼻孔里呼呼冒着怒气，恨恨地说：“多好的一对盲人，怎么养出这么个偷鸡摸狗的玩意儿，当真是瞎了眼！”
　　 五
　　 “不管怎么说，偷东西到底不对，但下这样的狠手打人也是不好的。让他吃一次两次的教训还行，总不能为了几块钱的东西让他搭了一条性命进去。”母亲说。
　　 “都是穷字惹的祸呀！”神宝爹叹了一口气，说。
　　 “他为什么不劳动呢？”我问，“大家不都是劳动的吗？”
　　 “是呀，我们不能做一个懒惰的人，我们要劳动。要自己努力，自己挣钱给自己用。”父亲摸摸我的头。
　　 花子到底没有挺过去，他眼里灵丹妙药一般的“粪水”也终究回天无力。他这次虽然没有被人揍得头破血流，但内伤严重。他拖着病体在他伯父母留下的小屋挨了一段岁月，最后被村人葬在了那片竹林里，葬在了他的伯父伯母身边。以丧夫身份送了花子最后一程的神宝爹又来和父亲唠嗑，我看着他俩坐在方桌边惋惜嗟叹了好一阵。神宝爹说其实德旺爹差人找过好几次花子老婆，但都以失望告终。说可怜的花子最后都没有一个来送他的亲人。
　　 “干嘛总要想着偷呢？正正经经做个人不好吗？”母亲用手背揩好一会儿眼睛，才继续低头纳起鞋底来。
　　 2023.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