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五谷杂粮，岂能无病？可遭遇无钱医治或久治不愈的折磨，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卫生及医疗条件的限制，我常会莫名地长出一些疮疥。或在头上、脸上，亦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
　　 因为穷，我很少见到在家里的什么地方有镜子，也便极少地照过镜子。自己究竟长得什么模样，是丑、是俊，还是不丑不俊，都很难说得清楚。头上、脸上长了疮，疼痛了，向外流水、流脓时，就用手轻轻地、如按摩般地摸一摸，那癞蛤蟆皮似的手感，不知是什么滋味；或者用烂纸片、树叶子一类试着在疮口上擦一擦。有时候，父母亲会用手帮我把疮里带着血丝的脓水用力地往外挤。那钻心的疼，是用牙关紧咬，或是嚎叫着、流着眼泪才能忍受得了的。
　　 “疮怕有名，病怕无名”。身上经常冒出一个个不知名的“火疖子”，对人身体的折磨，基本上都是在能够承受的极限之内。这种小疮如同感冒一般，很难得到根治。往往是旧疮痊愈了，新的又会长出来。因为在缺医少药，又缺乏钱财的年代，身体上长了疮，只能任由着它自生自灭。
　　 因眼疾反复发作，我的眼圈上就常镶嵌着一圈黄黄的、硬硬的“眼屎”，难怪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做“镶金边的”。我的鬓角上因害疮长个疤，剪头时，理发师就刻意地在我额头前，蓄了一缕遮盖疮疤的、形似“汉奸”的长发。有一次，在我腰部的左侧生了一个疮，红肿起来，犹如硬硬的、鸡蛋般大小的形状。如果作军人般正步行走的话，腰部的疮会因挤压而疼痛难忍。为减轻疼痛带来的痛苦，走路时，我就向右侧着身子走。久而久之，我走路的姿势就变成了左肩略高、右肩略底的样子，让人看了多少有些不舒服。
　　 我出生的年代，小孩子存活率低。呱呱坠地的时候，为了保住羸弱的性命，父母亲给我喂食了许多“保命”的“安宫牛黄丸”。药物中毒的缘故，使得孩童时代的我体弱多病，智力反应迟钝，性格孤僻内向。寒冷的冬天，我会袖着袖筒，家猫似的偎依在白辣辣阳光照射下的屋檐底；炎炎夏日，则会光着小屁股，腆个着大肚子，满身泥巴地在人们面前颠来跑去。于是，很多人在私下都称我是“小傻子”，甚至有人还当面叫我“傻子”。
　　 傻子，与抑郁症患者，与神经病人几近同源，是根本无法治愈的疾病。怎么会有了一个傻子的名头？正因了这个名头，我曾天真地问母亲：“人家都说我是傻子，您说这病能治好吗？”听了我的话，母亲摸着我的头说：“你聪明着哩，才不傻呢，人家那是跟你闹着玩的。”可尽管如此，“傻子”的这个阴影始终在我心里难以消失。以致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生了疏忽、过失，给自己造成痛苦或伤害时，我都会如同祥林嫂那样，不自觉地在心里嘀咕——“我真傻”。
　　 十几年前，因耳朵向外流脓，我去城里的医院就医。医生先用达克宁药膏在我耳朵里涂抹，然后再用红外线烘烤。一共去了三次，花费二百一十元钱，病情三个星期就好转了。当我送去一封感谢信时，医生诚恳地说：“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就是个普通的中耳炎，不必客气。”
　　 可是，又过一个星期，“中耳炎”再次复发了。因为这时我已对这家医院由感激变成了愤恨，便再也不好意思去这里就医了，而是去了市里的另一家医院。那里的医生十分沉重地说：“哪是什么中耳炎那么简单啊？这是罕见的疑难杂症，万万忽视不得。”
　　 话虽这么说，可治疗套路仍像那家医院的医生一样，抹药膏及烤红外线。这样治了两次，病情非但没见好转，反而更加糟糕了。那把人折磨得夜间难以入眠，白天听不清楚同事说话的味儿，是难以想象的，真恨不得将自己的两个耳朵割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突发灵感。达克宁？治脚气不是常用达克宁吗？或许是真菌感染！我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去附近的药店，花十七元钱，买了那药店里一瓶治脚气最好的药膏——“必伏”。用必伏药膏涂抹于耳朵内，是一种清凉的、舒舒服服的感觉。涂抹了五天以后，奇迹出现了。耳朵不再流脓，听力也基本恢复。又经过一段时断时续的用药，两个耳朵就完全康复了。
　　 有一次乘火车，对面坐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看了一眼我鱼鳞状、分布着一道道血口子的双手。见我面有难色，便宽慰我说：“没事的，你这手不是什么大毛病，说不定到哪个小诊所，或用一个偏方，就能治好了。”
　　 我激动地说：“别提了，两三年时间，我跑了好多大医院，医生对此病都觉得头疼，怎么治都治不好。我怎么就没想到去小医院，或用民间偏方试试呢？民间有高手，小偏方也可以治大病啊。”
　　 还别说，听了同行者的话，我去了家乡的小诊所。诊所的医生根据病情，每隔一两个月，就在我手心或手背上打一针，尽管是撕心裂肺般的疼。可经过半年多的治疗，没花几个钱，我的手就完全地治好了。两年时间过去了，手疾也不曾复发过。原本想着把这双“烂手”带到棺材里去的，没想到，却又完好如初了。
　　 我左边的后槽牙是从五年前开始疼痛的。我去市里医院寻求治疗。医生掰开我的嘴看了看说：“牙没什么问题，你这是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疼，堪称天下第一疼，我不能不高度重视，不能不极力地配合医生治疗。我卡马西平药片吃了一盒又一盒，终于在疼痛症状仍未消减、满身皮肤严重过敏的情况下，才不得无奈地停止用药。
　　 换了一个小诊所的牙医说：“不是三叉神经疼，分明是牙疼。牙是能保尽保的，断不可随意拔除，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预交了六百元钱，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隔三差五地治疗了两个多月，其结果依然是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医生实在是没了招数，便劝我说：“没法治了，拔掉重新镶牙算了，反正不用再收你的钱。”
　　 拔掉牙以后，医生告诉我说，两个月后，炎症消除了再来镶牙。可过了两个月，我请求医生镶牙的时候，他却说：“你预交的钱已经用完了，想镶牙的话，要再交六百块钱。”看他在耍赖，我转身便离开了诊所。为平复心情、寻求精神寄托，我在心底里一个劲儿地、像啊Q似的安慰自己：“这是儿子打老子，是儿子欺负他爹。”
　　 人老了，胳膊疼、腿麻是常态。从城里退休一年后，我右边胳膊肘开始疼痛难忍，夜间睡觉都不知胳膊往哪里放。因为老婆做的是农资生意，她需要让我帮着抬化肥。一包化肥百十斤重，一个人很难搬的起来。特别是遇到年老体弱、或身有残疾的顾客，一个人打理生意，确有很多不便。
　　 老婆被我的胳膊疼痛吓得神情慌乱，她急切地建议我去县里的大医院治疗。医生摸了摸我的胳膊，一脸茫然地说：“病情严重，很难一下子确诊。要查血，查大小便，做CT，做比超，查血糖……”一连串的检查程序，让我突然想到了在城里医院治手的经历。查一下血常规要几十元钱，拿几盒药片又是上百元。反复地跑大医院，折腾来，折腾去，长时间治疗也没什么效果，钱倒是花了不少。虽说手里不差钱，但那毕竟是白花花的银子，是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扔在无效的治疗上，觉得不值。于是，我拿着厚厚一叠准备去检查的单子，拽着老婆的衣袖，急匆匆地冲出了医院的大门。老婆很是惊讶地说：“你疯了？不去检查，拽着我往外跑做什么？”我说：“不看了，咱还是回乡下的小诊所。”
　　 小诊所的医生笑着说：“看把你吓的，这是神经痛，吃点药调理一下就好了，不会影响你抬化肥、做生意。”我“心有不甘”地看了一眼医生，他阳光的脸上，是那么地热忱和自信。
　　 说来话长，五六年前我的右边胳膊肘就有不舒服的感觉。我询问一年轻的医生，他歉疚地说：“胳膊麻木、感觉异样，这种症状我真的没经历过，你还是去大医院找专业医生看吧，实在不好意思。”当时我只是在社区医院看其他病症的随口一说，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现在才发展到非治不可的地步。
　　 天无绝人路，我的胳膊很快就被家乡诊所的医生治好了。没想到，一个白发苍苍的人，我还能在杠铃上做七八个引体向上，连自己都觉得神奇。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治不好的病？只要病人具备条件、配合医生治病，只要医生以仁爱之心，认真、负责地诊疗，相信绝大多数的病症还是能够治好的。
　　 贫穷，丧失了人们求医问药的底气；不完善的医疗制度及缺失的医风医德，才是最难祛除的社会疾患。
　　 但愿底层的人们不再贫困，但愿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精神，能够感化到每一个患者的心。也祈盼一个富庶和谐、天下无疾的景象，能够尽快地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