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恍惚间我已站在母校的门口，但一切都是陌生的。
　　 仰望高空映衬下“大同大学”四个字和后面鳞次栉比的楼群，我茫然地想——记忆中那个简陋的校园现在不知淹没在这新校的哪个角落里？不惟校园是新的，连这周边的整个城区当年也都是光秃秃的黑土地和几个萧索的荒村啊。
　　 留校工作的老同学说好来接我，但临时被急事所困，微信告诉我稍等片刻。我只好继续茫然四顾。当目光最后落在马路对面那座扁平的建筑上，我先是一愣，接着如触电一般苏醒过来。
　　 天哪！那不正是我们当年的教学楼吗？左边矮小的那座不是“行政楼”吗？右边依次排列向后去的单元楼不是当年的职工宿舍吗？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当年学校后墙外的庄稼地吗？
　　 老同学怕我久等，打电话让门卫先放我进来。刚进门，我立刻发现有一条地下的“艺术长廊”横穿门口的大马路通向对面，学生们正三五成群鱼贯出入。我再也等不及，立刻从地下通道奔向那片魂牵梦绕的地方……
　　 2
　　 我于1996年夏入雁北师范学院外语系（那时只有英语专业），2000年毕业后二十余年竟再未回母校一趟。去年办案出差，两次路过大同，却因为疫情防控不能回校探访。抱憾之余，我默立一誓——抽空一定要回母校看看。
　　 现在疫情的阴霾终于散去，我也终于重新站在了二十三年前的校园中。原来的一切居然都在，更加让我感觉如在梦里。不大一会儿功夫，我就轻车熟路地把当年活动路线重温了一遍。拦住路过的小同学，让他们替我拍照留念并告知我二十多年前求学于此，看着他们稚嫩的面庞和好奇的微笑，如同面对当年的自己一样亲切。
　　 然而，这亲切的怀旧中也夹杂着粗粝、酸涩的回忆。
　　 那时，校园的条件还相当落后。硬件上，除了篮球场基本没什么文娱设施；软件上，不仅没有互联网，就是图书馆也是到大四快毕业时才正式对学生开放。尤其到了冬天，塞外天气酷寒，下午四点以后户外就无法驻足。学生们除了在教室啃书本，便只有躲在宿舍里打牌、下棋。即使是在天气晴暖的周末，要进城也只能徒步几公里穿过曹福楼村到达东关和大西街，因为唯一的一趟公交车间隔至少一小时以上且运行并不规律。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比如火车站，那就要打“耗子”。穷学生时常因为一两元的讨价还价与摩的司机发生争执与不快。
　　 这样苦寒简陋的环境中，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是谈不上的，我又生性驽钝，学无所成，总体上真是乏善可陈。唯可聊以自慰的只有当年奋力学习英语的一点经历，现在还是充实、美好的回忆。
　　 3
　　 我们那时大学前的英语基础完全是应试教育的结果——俗称“聋子英语”和“哑巴英语”。我个人也是进了大学外语系才第一次真正地面对外国人（外教）。但我自幼对语言文字有兴趣，现在正式成了外语系的学生，便暗暗发誓要学好英语——那种能看懂英文原著，可以和外国人真实交流的英语。
　　 可是，我很多就发现课程是简单而枯燥的。大一、大二的主课“精读课”居然都是些初、高中水平的会话和短文，重在训练发音。教“精读课”的高凤英老师如教小学生一般逐字逐句纠正我们的发音，告诉我们英语“断句”的规则——长句中“意群”之间要有自然的停顿。记得她指出我的最大问题是爱“吞音”——长单词中的某个音节总是漏读。
　　 这样读了一个学期，语音语调渐渐有了感觉。但最大的问题是词汇量上不去。记得那时偶有外系的同学会拿着他们公共外语四六级的疑难试题来求助，但我却往往不能解答，实在有失外语系的专业水准。
　　 我最感兴趣的是口语课，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真刀实枪的操练。我们四年先后经历了三批五位外教老师。大一是来自爱尔兰的Breda老太太，大二、大三时是来自英国的Ruth和加拿大的Jenny两位姑娘，大四时又换上了来自加拿大的Andy和Becky夫妇。我虽然课上发言积极踊跃，但每周一两节的课上交流机会实在有限。我又是个不善社交的人，不太会创造课外与老师单独交流的机会，所以口语水平长期只在低位徘徊。
　　 听力也一样。尽管唐艳文老师的听力课是大家公认的好，但每周一节带着耳机听磁带的训练感觉杯水车薪，收效甚微。那时教材之外的听力资料只有短波收音机里的VOA和BBC广播。泛泛而听，始终不能突破瓶颈。
　　 尽管如此，我学英语的热情还是很高，决心依然很大，如饥似渴抓住每个可以利用的机会。记得周末我和同班的小娄去市里玩，遇到一对外国游客夫妇，便主动用英语搭讪。虽然得知他们来自法国，但依然自告奋勇免费英语导游，陪他们逛了一回华严寺。大二暑假来北京爬长城，主动与一位叫Amily的英国女孩一路同行。但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真正有所突破，是在大四外教换成了Andy和Becky夫妇时。
　　 Andy只比我大一岁，是个开朗快乐的小伙子，会弹吉他。他不像其他几位外教那样除了上课便独来独往，难以接近。记得有一次我们上体育课跑1500米测试，他独自在操场边闲逛。我们脱下的外套无处可放（那时的操场就是一片巨大的沙土地而已），我竟一时斗胆请他帮忙保管。
　　 他乐哈哈地拿了我们的衣服并站在那里开始观战。外语系仅有的几个男生体质普遍羸弱，最终我竟跑了个第一名。他比我还兴奋，大呼大叫着向我跑来，把衣服向鲜花一样献给我，向我祝贺。我感觉与他的距离瞬间拉进，此后也有了更多的私下交往，越来越频繁地出入他和Becky的公寓，成为他们的座上客和好朋友。记得我陪他俩进市里买过烤面包的工具，帮他们找学校有关方面开通私人互联网，以及与他们两口子在校门口小饭店里吃饭，等等。正是在这些课堂外的真实情境交流中，我的口语和听力开始潜移默化地发生质变。
　　 我至今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晚上，我们系的几位同学一起在外教家看一部英语电影。结束后，大家谈感受。我突然思路格外清晰，语言格外顺畅，不慌不忙侃侃而谈，出门后大家异口同声称赞我的口语居然变得这么好！从别人由衷的赞美中，我实实在在体会到自己的口语终于上层次了。后来快毕业之际，大二、大三时的外教Ruth小姐又回校来探访，我再与她交流时也令她刮目相看。这也印证了我的口语水平的确飞跃了。
　　 听力方面也随之进步。之前无论听录音、广播，还是与外教说话，我总是和多数人一样有一个“心译”的过程，不能与说话者同频共振。但在我和外教深入交流一段时间后，不仅日常的会话，就是长篇的演讲，我也能自动接收而不必在心里翻译转换了。
　　 这个听力质变的节点我也记忆犹新。那是大四时Becky在一层阶梯教室上一节关于美国文学的讲座。我虽然坐在遥远的后排，但突然间感觉她嘴里冒出的一串串长句，尤其是一个个拗口的定语从句，如涓涓细流般直接灌进我的耳朵而直达大脑，再也不用像之前那需要样刻意想一下才能明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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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遗憾的是，我英语上的突破来的似乎太晚了。当时已经是大四，我和其他有志考研的同学一样，已经开始紧张、艰巨的备战。
　　 是一头扎进考研的题海战役中呢，还是在随心所欲的听、说、读、写中享受英语本身的快乐？二者本可统一兼顾，但我的应试能力素来不高，时间精力有限，所以大感力不从心。我时常陷入纠结并不自觉地渐渐偏向了后者。
　　 后来，我的考研果然失败。但在语言方面的功夫也没白下，毕业前的外语专业八级考试我倒是顺利通过了。“专八”在后来的学生看来可能已经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可算的上是大事——因为那时我们学校才刚刚获得“专八”考点资格两年，而第一届考生中尚无人通过。也就是说，我是母校历史上第一批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学生，我们那一届通过者也仅二三人而已。加之“傻人有傻福”，考研落榜后，心有不甘之余，我从往届同乡学姐那里偶然了解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双学位”项目。在她的指引和帮助下，我专门请假一个月去北京参加辅导班并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从此转向了法律专业的学习。两年后，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并进入检察院工作，检察官一做就是十五年，后又辞职出来成为一名刑辩律师，直到现在。
　　 5
　　 从事法律职业后，虽然外语不是业务内容，但偶尔也会用到。尤其是刚工作那几年，外语能力还成了我“高人一等”的加分项。
　　 例如，我曾代表所在的检察院参加首届“北京市公务员英语大赛”并荣获一等奖。曾临时担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英文秘书参加“世界反贪大会”，为他的大会发言以及会见新加坡总检察长的会谈做翻译。此外，还陪同高检、北京市检多位领导赴加拿大、欧洲学习考察过。2005年，我还被借调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从事过半年专职的外事工作，等等。虽然都是年轻时无知无畏、临阵磨枪的非专业外语活动，但凭着当年在“雁师”获得的英语能力再加上法律专业知识，居然也都能应付下来。不敢说是为母校争了光，但从“雁师”学来的一点英语技能拿到首都来不仅没有跌份儿，还小有发扬光大，心里难免还是有点小自豪的。
　　 如今年纪渐长，英语口语基本不用了，但英文阅读的习惯我还尽量保持着，不忍完全荒废。这几年陆陆续续看过并留有印象的英文原著有《北京折叠》（FoldingBeijing）、《追风筝的人》（TheKiteRunner）、《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TheAlchemist）等等。
　　 每每看到如今互联网、微信时代各种丰富多彩、唾手可得的外语学习资料，我就会忍不住感叹自己当年学习英语资料的匮乏和走过的弯路、用过的笨办法，正如我们的父辈经常感叹年轻时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一样。一代代人总在不断老去，社会总在不断地进步，我多想重回十八九岁，在如今这样资料丰富、资讯发达的大学校园里重走一回高质量的英语学习之旅啊！
　　 唉！回了趟母校，了结多年的心愿，也勾起这么多沉睡多年的胡思乱想。临文嗟叹，不知所言，只愿对后来的学子们有一点点启发和帮助，则善莫大焉。
　　
　　 2023年4月22日凌晨时分，写完于清河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