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坊是临沂的南坊，位于市区以北五公里处。是一座曾经又脏又乱的小镇子，近几年得到市区青睐，大力扶持，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后秀小城。
　　 海秀是那个活泼开朗的海秀。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们同小城的年纪相仿，都是弱弱的“孩子”，找不到半点强大成熟的模样。我对地方的印象来源于人，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却是我在那座破烂不堪的小镇中，结识最早，维持最久的一位“老友旧故”。多年后我飘荡于社会，与当初的人和物逐渐失去联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内心深处经常流连忘返，不由自主地会想起那个时候的孩子——小城、海秀、和我。
　　 提起南坊，首先在我印象中，浮现的是一张轮廓清晰的脸蛋：睫毛弯弯，眼角伶俐，唇红齿白。清瘦而高挑的身段，藏在一件浅绿色的短褂里，像菠菜煎饼中卷的一根还没完全发育的葱白儿，看似露头展脚包不住，却细小得找不到任何肉感。青涩的年代，流行紧身的牛仔裤子，喇叭状的裤腿上束下开，裤脚处坠着些花一样，又密又好看的轻柔穗子。马虎却开朗的性格，会像男孩子一样盘了腿，同我坐在公交车末排的位子上。从不怯场，说话声儿又大，津津有味地和我聊着，发生在她身边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事情的严重程度，纵是别人看来的不疼不痒，她的见解里却另一番天地的”伤筋动骨”，满是惊讶鄙视的神情中纵横着当仁不让，义愤填膺，滔滔不绝，越说越理直气壮，以致满车的乘客，不时地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将我们列入爱说话、和屁孩子的行列里。名副其实，那时的我刚刚20岁，和我一起的海秀也才17岁，我们是刚成长起来、和将要成长起来的一对小大人。三岁年龄的悬殊，让我先一步懂得了文明和羞涩，手指杵在鼻尖，我示意她小声些。丫头儿的声音像遇见了颠簸路的急刹车，突然停下来，仰脸观察了一圈正在看我们的乘客，噘嘴一怔，有了三分不好惹的神色，口吻中理直气壮的余威还在，蛮不讲理地怼起别人：“看什么看！都把脸折回去，大眼小眼地望着这里，还要不要人家说话了！”全车的大人、孩子都笑了，司机也苦笑着摇头，可能是连锁反应和性格的基因所致，那时我终是想不通，最后海秀自己，究竟哪里来的底气也跟着笑起来的？
　　 大概是05年左右，我和海秀在南坊的一家私人工厂做工，行情不景气，工厂半道解雇下来一部分员工，出于年龄偏小的缘故，我和海秀双双“中标”。其余还有两位，一个是海秀的闺蜜叫陈永玲的小丫头，一个是我的朋友海龙。那天下午天刮着丝丝凉风，为炎热的夏季，灌注了一丝难得的清凉。被解雇的四个人，手牵着手，走在熟悉而并不宽敞的马路上，仿佛没有受到失业的影响，海秀模仿着娘娘腔，学老板娘说话：“王琦呀，我倒想问问你，三天做了一百五十个叶轮，电费都没挣出来，一个女孩子都比你做得快！那个叫海龙的，我就不明白了，小暖瓶的塞子，怎么能塞进大暖瓶的肚子里去？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下午天黑之前，你给我取出来！”最后不免加上一句畅快而挑逗气氛的话：“呸！看到她那神气样，我就恶心，恨不能连昨天吃的东西都吐出来。”我们一起哄笑，得意而“疯癫”地抹黑着我们讨厌的人。海秀不吝啬的笑声，很快干脆地融合进来。几个屁大的孩子，懵懂天真，肆无忌惮，一路摇摇晃晃，一起东倒西歪。同命相连的缘故，那天我们四人倾心相对，说的笑的从来没有那么投机过。不知道的路人，还以为我们是两对热恋中的男女，在青春刚崭露头角的时节，初尝了甜美的禁果。
　　 天黑下来的时候，风有了巨变，刮的比白天肆意猖狂，吹凉了夏季的热情，也吹疼了我们将要离别的情绪。夜色中，我们相聚在工厂外的一片空闲地里。确切来说，那是一条正在修建中的宽马路。寻常下班，我总蹲在那里抽烟，出于个人的性格爱好，我喜欢这里的冷清和僻静，总拿外面比宿舍凉快做借口，搪塞同事间的好奇追问。海秀在厂里找不到我的时候，准能猜出我一定在这里，时常她也会趁我不防备，蹑手蹑脚地突然俯在我肩膀上吓唬我。离别前一夜，我们出奇地安静，四个人坐在空闲地的小石丘上，没有半丝言语，就连彼此的呼吸声，仿佛都教清凉的夜风带去了远方。
　　 我最先打破沉默，用较为欢快些的语气对大家说：“明天我们就回家了，很快可以见到爸爸妈妈，都高兴点儿，不要这么丧气好不好？”她们依旧像丢了魂的小兽，沉甸甸的心中堆满了铅块，高兴不起来。三个人毫无声响地朝我这里看，只是都缄着口不说话。好久的沉默之后，性格一向孤僻的陈永玲，突然问我：“这次离开之后，我们四个人什么时候还能再聚到一起？”………我把头压得更低了，心里狂潮浮涌：是啊！多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却无从回答。昙花一现的情谊，此去后，恐怕只剩下一根丝线牵连，今后的未知与迷茫，谁会有超前的意识，可断定我们各自的去处，和后来的结果？没有答案的明天，是我们情绪低落沉迷的最终元凶。我心里一直在苦思冥想地想象。我想明确地告诉她们：再见也许是短暂的明天，也许是将来的将来，也许这次小小的分别后，那丝牵连在天各一方的思念，会被距离和生活的磨合彻底擦去。最后我浮躁不安，发现根本找不到答案，再也没有勇气告诉她们。
　　 海秀的姨姐刘成英，是一个温柔长相甜美的大丫头，长我三四岁，也是我的同事，我们在同一家工厂做工。第二日天还没亮，她便把海秀和陈永玲送上了回家的班车，我跟海龙起床的时候，她们走了已经有个把钟头。我们故意装作出去买烟，顺着路边追了好久。那时的马路破破烂烂的，也不宽敞，很少能看见车子的影子。路人眼里，我们的无知和无趣，却是我们心里的狂热和不舍。追到后来徒劳无功，我们俩颓废站在路边的大树下，狠狠向空中扬起一把叶子，表示着我们分别时的遗憾和压抑。
　　 我回家闲了两个月。海秀倒是经常用她家的座机给我来电话。我们之间的联系停不下来。有时，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给她拨过去，两个人一说话就聊得没完没了。时日不久，我们的通讯不得不节制下来。据说海秀回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座机里的余额捉襟见肘，并欠下了300元的巨额费用——电话刚流行还没普及的年代，座机是双向收费的，打与接都要花钱——家里有人时，她再不敢给我打电话。坑老子亲娘的臭丫头，一个人在家的时，又忍不住输上我的号码拨过来。两个屁孩子做贼似的你一言，我一语，说的讲的，无非都是现在看来并无意义的闲侃之语。她压了声儿问我早餐吃了没？都吃了什么好东西？有没有想着她。我也小声小气地回复，刚才偷吃过母亲放在菜厨里的两个鸡蛋，半包子羊角点心，是绝对的美味。先一会还想起她来着，这会子没分心，因为鸡蛋和点心的美味勾走了灵魂儿。两个人就都在电话里头吃吃咯咯地笑。她骂我狼心狗肺，吃到好东西就忘记了她，教我摸摸良心疼不疼。笑声还在听筒里回荡，电话却突然匆匆挂了机，估计是家里来了人。
　　 春节后，我和同伴王峰，去了家生产泥炉盘的工厂上班。我依旧选择留在南坊，留在我和海秀认识的工厂附近没再走远。由新工作的位置到原来的老工厂，坐公车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初来乍道换工作，倒是一段蛮辛苦和煎熬的日子。那时候自己是没钱的，路费盘缠是父母省吃俭用下来的百十元零票子，工作不多久，身上的生活费就枯竭见底，吃饭都成了大问题。想抽烟的时候，更是急得搔着头皮乱使性子。为着求救生存，我委屈卖掉了手机，干干巴巴将就了两个月。领了第一份薪水，生活才见好转。
　　 后来王峰陪我回了趟老工厂，看见面目全非的厂房后，我那骚动而牵挂的心，被眼前疮痍的景象浇凉了半截。老工厂的房子砸了，说是修公路碍事，附近的整个村庄都要迁移。宽敞气派的大道已经修了大半，我常去的那片空闲地，早被覆盖在路沿下，再也找不到原先的一草一木。算得上幸运的是，几个干活的工人还认得我，曾经一起处事那会儿没怎么讲过话，好在老旧情分还有。几个老同事，正从那拆了一半的工厂里往外搬东西，嘻嘻笑笑间，点了一支我递过去的香烟，正中午空档，老板又都不在，干脆蹲下来和我说了几句话。他们说，海秀和陈永玲都回来打听过我的消息，她们都说联系不上我了。问我在哪里猫腻起来玩失踪？同事焦黄的牙齿，咬得烟头变了型，眨巴着眼睛，颇有名堂地开着玩笑揶揄，说我：“你可悠着点，两个丫头找到后绝对不轻饶你！”我忙问：“海秀和陈永玲是一块回来的？”一个戴眼镜的老同事，捏死了烟头，轻轻一撂，丢到铺完沥青的油柏路上，摇着头否定。他说陈永玲是上个月二十几号到过这里，海秀是前几天回来的。海秀这丫头很有趣，看到工厂拆除了，也是一脸的惊讶。慌里慌张跑车间里，逮着谁都打探你的消息，问王琦可是回来过？见我们都摇头，气的咬牙跺脚，连着说了好几句说笨死了，笨死了。不知道她是在说我们笨，还是在嫌你傻。老同事告诉我，海秀和陈永玲应该不在一起，但他能确定的是，她们现在又来了南坊。我忙又打听起刘成英（海秀的姨姐）的消息，希望在她那里，可以找到关于海秀她们的蛛丝马迹。老同事撇着嘴直摇头，说：“她呀？你们被炒鱿鱼后不到十天，她就和老板娘吵架闹翻了，走的时候甭提有多伤心，行李和工资都没要。不过她现在好像也在南坊。”
　　 从老同事口中得到的信息，喜忧参半，不能说我这次的前行没有价值，可心里头总感觉凄凉凉高兴不起来，甚至有些饱经风霜的沧桑感慨。人生聚似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终究我没能想到，一直要好而热闹的我们，先一时仿佛还在庆幸，因有缘相聚而热闹欢呼，突然间却因散伙走失而只能凄凉回味。甚至连相识的“老地方”也要被限时收回，此别后，这有微弱价值的参照物我们都将失去了。快要离开的时候，我留下自己的新号码给老同事，相托如果海秀她们再找回来，麻烦……话只说了一半，老同事有些无奈地摊开手笑了。我也很快反应过来。厂子都拆了一半，人还能在这里再待多久？看见心灰意冷，耷拉下脑袋绝望的我，老同事却热心地收下了我的号码，他说：“来日方长，我们好坏也相识一场，你的联系方式必定要留下的。不只为她人所留，今后儿我们兄弟，通信联系起来也方便不是？”他告诉我，工厂十天八天还搬不完，这几天海秀她们回不回来还难说。眼前工厂的新地址，他写在纸条上留给我，要我稍等日后工厂稳定下来，不要忘记去他那里闲坐吃酒。这回轮到我惭愧和不好意思起来。
　　 老工厂的新地址越挪越近，迁移到离我不远的一条南北街上，银白色的铁大门，尖齿向上插满獠牙儿，步行散步的功夫就走到那里。工厂里不忙，或下早班的空档，我倒是经常跑到老同事那边闲聊叙旧，串门来往。
　　 之后的某一天，老同事们在赶“俄庄”集的时候，回来说他见过刘成英。两人在街上只面对面说了一会子话，身旁有个魁梧的男孩子，总是拿另样的眼神看他们。老同事猜测，刘成英那时候应该是处对象了，因为他明显地感觉得到，那大个子是在旁边吐酸味吃干醋。没敢再多打扰，三五句嘘寒问暖后，老同事便匆匆告别。走远的背影里，他看见刘成英在嬉笑着哄男孩，举止很是暧昧。回来后老同事又带给我一个爆炸的好消息，他告诉我刘成英在“俄庄”的一家纺织厂里上班。期间我多次摩拳擦掌，试图去她那里打探海秀的消息。不知道还罢，既然已经知道她是处对象的人了，况且男朋友还那么小心眼，总是担心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每次跃跃欲试后，我又放弃了去找她的念头。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海秀家里的座机号，揣摩她终是要给家里通电话，编瞎话告诉她家里人，我是海秀的姐夫，并把我的手机号留在家里头，才换来了我们再见面的机会。再见海秀，已是秋初的天气，当她拨通我的电话时，经久不见的相思令人欣喜若狂，彼此熟悉的声音，让我们第一时间就认出了对方。借着兴奋的劲儿，她约我去赶南坊集，说在南坊路口的加油站等我。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絮絮叨叨将近半个小时的通话，还是担心她的手机会停机，邀约她凡事见面谈。海秀“嗯嗯”地应承，最后语调怪异地说：“那就集上见，姐夫！”电话里女孩故意的调侃，和电话这边我突兀的尴尬，最后都埋没在爽朗的笑声里。
　　 通往南坊的马路上，王峰把YAMAHA（摩托车）的速度提到100迈以上，年少轻狂的我们，意识里没有“作死”的概念，当时有的只是“耍帅”的嫌疑，以致我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角，吓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直到车子逼近加油站附近，他才减下速来说了声：“到了，应该是这里。”拭去被风吹出来的泪水，我站在车上四处观望。岁月仿佛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变迁，那时的南坊有了要繁荣起来的前期变化，街道突然地变宽变长，平坦敞亮，四通八达。楼盘地基随处可见，当初脏乱的铁皮厂房凭空消失，四下映入眼帘的，是由地下面翻腾出来的黄色渣土，这让我霎那间迷茫和不自信起来。油柏路上车水马龙，密集的人不知都从哪里冒出来的，拥挤而喧哗。在攒动浮躁的人群里，要单独找海秀的身影，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