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烁石流金。在一个天气晴朗、丽日当空的夏日上午，当我走在旷阔无边的原野上，伫立于坦荡如砥的稻田边，迎面吹来一阵阵凉爽的微风，空气中飘散禾苗特有的清香味，夹杂泥土的气息和花草的芬芳，使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站在田垅上向远处眺望，只见天空蔚蓝，白云飘荡，青山逶迤，田园阡陌，村落农舍，小桥流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恬淡和优雅，映衬着斑斓锦绣的田野，组成一幅清新美丽的乡村图景。
　　 现在是农历的六月，正值“三夏”（即夏收、夏种、夏管）时节，是一年当中农事最为繁忙的季节。在一片片整齐方正的田畴里，茁壮的禾苗经过分蘖拔节，抽穗扬花，饱满的谷穗由青转黄，慢慢地晕染上金子一般的色彩，不久就将开镰收割，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这个时候，逡巡于蜿蜒曲折的田埂上，徜徉在清香四溢的稻田边，目睹一阵阵和煦的清风掠过一丛丛沉甸甸的稻穗，翻腾起一层层金色的波浪……如此清新如画、丰盈殷实的景象，怎不让人心怀缱绻，如痴如醉，如同浸淫在甜蜜逍遥的梦境之中！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从心灵深处油然而生，让我禁不住情思涌动，浮想联翩，头脑中闪过许多历史的画卷，随着微风中随意翻卷的稻浪，回溯到了以往难忘的岁月……
　　
　　 （二）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充满灾荒和饥馑的岁月。从我约略记事的时候开始，就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充分领略了物质匮乏的窘况，饱尝过挨饿受冻的滋味。在我四岁那年的五月间，正值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家中粮食告罄，粒米无存。父亲在离家五十多里的县煤矿上班，因为需要赶生产进度，两个多月没有请假回家。当时母亲身上没有一分钱，可以用来购买填充肚子的食品。母子俩只能忍饥挨饿，饥肠辘辘，饿得头昏眼花。好在母亲发现墙角上还藏着一个老南瓜，靠它足足捱过了四天的时间。一直等到父亲回家，带回了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半斤白米，熬了一锅稀粥，才侥幸活了下来。如此窘迫困顿的境况，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压迫我们本应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充斥我们从小到大的零碎记忆，勾勒出我们童年的基本生活图景。
　　 当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最穷的生产队之一。由于地处偏僻逾远的山旮旯里，耕地零散，旱涝不均，每人只有八分水田的份额。而且土地贫瘠，光照不足，冷水浸漫，水稻长势不好，粮食产量一向低迷，单季稻的平均亩产最多只有四百斤左右。每年从山田里收割回来的稻谷，除了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留足第二年的谷种之外，每个社员从生产队可以分得的稻谷，只有三百市斤左右。如此低端的口粮标准，显然食不裏腹，难以度日。任凭社员们如何精打细算，拼命地节省粮食，也难以弥补其中的缺口和亏空。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勉强能够吃上几顿饱饭之外，大多数的时间只能用番薯、蕉芋、木薯、芋艿、粟子、蔬菜之类的杂粮，就着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稀里哗啦地喝下去填充肚皮。但是，即便是这样“瓜菜代”的一日三餐，最多也只能吃个半饱。长此以往，弄得大人们面黄肌瘦，面有菜色。孩子们发育不良，身材矮小，走起路来摇头晃脑，身形瘦弱，活像一群头重脚轻的大头娃娃。在那些艰苦困顿的年月里，如果能够吃得上一顿饱饭，就是人们心中最大的祈盼。
　　 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全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粮食产量一直低迷，致使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上全国上下盛行浮夸风，热衷于搞政治运动，强力推行不切实际的集体经营分配体制，全民兴办“大食堂”，争吃“大锅饭”，超越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同时，又遭遇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向苏联政府归还抗美援朝军火贷款等重大事变，可谓天灾和人祸并存，无疑是火中浇油，雪上加霜，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生存挑战。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缓解趋于紧张的社会矛盾，针对各地普遍存在农田地域偏远、耕地贫瘠、水利设施落后、耕种条件较差、农业劳动强度大等一系列制约各地粮食生产的不利因素。当时上头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制定了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工作方针，全国上下兴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开始大力兴办农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疏通耕作道路，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并将其当着重大的政治任务布置下去，掀起了全民动员发展粮食生产的热潮，粮食困难紧张的局面方才有所缓解。
　　 然而，由于当时普遍存在农业生产投入不足，基层科技人员缺乏，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低下，特别是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品种单一、抗病虫能力较差，增产潜力不大，导致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粮食收成总体入不敷出，每年生产的粮食仍然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消费需求，存在较大的粮食供应缺口。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尽管终年稼穑，躬身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累得天昏地暗，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生产队分得的口粮，大概也只能满足半年的需求，其余时间只能到处开荒，依靠种植一些诸如蕉芋、木薯、芋艿、蕃薯、蔬菜等各色杂粮作为补充，混杂在一起勉强填饱肚子，亦即所谓的“糠菜半年粮”，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解决肚子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如果一个人连基本温饱尚且不能解决，生存问题就会受到严重挑战，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历史上每逢发生战争，出现瘟疫，遭遇天灾人祸，导致民怨沸腾，饥民作乱，甚至政权倾覆，朝代更迭，曾经多次发生“人相食”的悲剧，足以说明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即便是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典型事例，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醒和重视。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本县某村的一个知青点里，住着30多个从厦门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个知青小组长0，某天晚上到生产队长家里请示工作。出于客家人热情好客的习俗，生产队长盛情邀请该知青入席吃饭，该知青经不住再三邀请，只好留在队长家里吃晚饭。吃饭时发现队长家的一种炆菜豆很好吃，他就问队长这叫什么东西？生产队长告诉他这种豆子叫做“狗爪豆”，一般种植在路边的竹篱笆上，是一种比较“滥贱”的豆类作物。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天深夜，同一宿舍的六个知青，听到知青小组长的动情描述之后，忍耐不住饥饿的折腾，乘着朦胧的月色，溜到村外社员的自留地里，从竹篱笆上摘了大半桶的“狗爪豆”，弄到厨房里煮熟后，大快朵颐地吃下去，终于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孰料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他们相继出现了严重中毒的征兆，一个个上吐下泻，嘴角抽搐，手足冰凉，全身疲软，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呻吟，惊动隔壁房间的知识青年，立即报告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立即组织几十个生产队社员，将他们送到二十多里地的公社卫生院急救，经过一番冲肠洗胃的抢救才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不应该发生的重大事故。原来这种“狗爪豆”学名为龙爪黎豆，嫩荚和种子有轻微的毒素，毒性与四季豆相当，食用前必须经过去毒处理。通常做法是采摘回来后，要经过开水煮熟、冷水浸泡等去毒处理后，方能食用。可怜这些知识青年，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因为肚饥而贪吃，险些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另外一则近乎笑话的事例，却让人想笑也笑不出声来。我们大队林场有一个姓李的鳏夫，某日接到亲戚捎来的口信，原来亲戚那里有立秋打糍粑的习俗，见他一个人孤单可怜，邀请他过去做客。他接信后欣然前往，看到桌上热腾腾的糍粑，自然喜不自胜，端起碗筷大快朵颐。此人本来就是出了名的“蠢食客”，一吃起来根本刹不住车。因为吃得太过饱的缘故，回家时腆着大肚子，几乎迈不开双腿，最后食物挤爆肚肠死在了半路上，真正成了“饱死鬼”。如此欲哭无泪、困顿不堪的窘迫事例，充满着辛酸和苦涩，蕴含着痛苦和无奈，在当时的条件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实在让人不胜嘘唏。
　　 如何改变农业落后和粮食困难状况，成了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牵连国家领导和普通百姓的心。早在年轻时代，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放以后，毛主席在关于粮食问题的批示中指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杂以瓜藤番薯，注重粮食的开源节流”，由此可以见证当时粮食供给的严峻性。俗话说：“一日无粮兵马散”，说明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社会的安定。如果没有粮食，人类就无法生存，天下必然大乱，道理就是那么简单。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因为粮食饥荒而暴发的农民起义，民怨沸腾，兵燹四起，应者蜂拥，群雄逐鹿，推翻显赫一时的前朝统治，产生新的执政朝廷，演变朝代更迭的社会现象，为后来的执政者提供了极好的镜鉴。
　　
　　 （三）
　　 中国广大的南方地区，是水稻的主要栽培区域，稻米饭是当地人主要的食物构成，这种生活习俗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根据考古研究，我国古代最早种植水稻的是河姆渡（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7000年）人,也是他们最早发现稻米可以煮熟后当饭吃。考古工作者经过勘察发掘，在河姆渡遗址沉积区的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之内，普遍发现有遗存的稻谷，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一定数量和厚度的堆积层，而且最厚的地方超过了1米。稻类的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中外考古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经过鉴定，这些遗存的稻谷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浙江嘉兴桐乡地区发掘出土的稻谷，距今年代都在5000年左右，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由此可见，我国的水稻栽培历史悠久，时间漫长，可以上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这对于研究和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历史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
　　 目前，对于新石器时代稻谷遗存地点的综合考古成果表明，在河南的洛阳、陕西的华县、山东的栖霞、山西的晋城等地区，都发掘出了有关稻谷留存堆积的历史遗迹，依据考古发掘的基本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些地方很早以前就已经种植过水稻。《战国策•周策》当中有一则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民皆种麦。”在这段话中讲述了一个当时发生于周朝的民间纠纷，是说洛阳东部地区应该种稻子了，西部地区的农民却拦住黄河水不放，东部老百姓没法灌溉稻田，只好改种小麦。大家的心里或许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并非水稻产区，而且陕西和山西两省同样不是水稻产区，为什么早在原始社会或者战国时期，却能够大面积种植水稻呢？历史资料证明，因为当时北方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湿润，适合种植水稻。不像现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寒冷干燥，降雨稀少，大部分地区只适合种植小麦一类的耐旱作物，基本不再适合种植水稻。不过，近两年发生厄尔尼诺与拉尼娜交替出现的异常天气状况，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盛北抬，静止锋停流在长江以北的黄淮流域，产生长时间降雨，出现罕见的“南旱北涝”现象。如此一来，似乎又变回到自商周直至唐宋时期的温润气候，北方地区又具备了种植水稻的条件，有人说这是中华民族即将进入太平盛世的征兆。
　　 根据史料记载，商朝和周朝时期许多地区都可以栽培稻作。由于当时没有旱稻，只能栽培水稻。然而，种植水稻需要较好的耕作条件，要有完备的水陂、沟渠等灌溉设施，以及平整松软湿润的田地，而商周时代缺乏铁器，挖沟修渠和平土翻地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为此商周人民发明了“蹄耕”：将捕获的麋鹿圈在田里，经过麋鹿的践踏，田地变得平整，同时枯枝和鹿粪都被踩进土里，田地也变得肥沃，然后引水入田，撒播稻种。根据后人考证，麋鹿的“麋”字之所以带“米”字底，极有可能跟上述水稻种植方式有关。古代先民种植水稻，刚开始时都是撒播，大概一直到了汉朝时期，才出现育苗和插秧的种植技术。四川新津县出土过一块陶制的水田模型（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模型上有个农夫坐在秧马上插秧，反映的正是东汉人民种植水稻的场景。
　　 中国古代有很多反映农业生产的文学作品，可谓恒河沙数，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描写南方稻作区人们耕作水稻的诗文，占有其中较大的篇幅比例，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管窥当时水稻生产的实际情形，了解当时农民从事稻作栽培的基本情况。《史记》中记载大禹时期曾经广泛种植水稻，如《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其意为：大禹命令伯益给大家分发水稻种子，种在水田里，还命令后稷(周的先人)给大家分发粮食。当有的地方缺少粮食时，他就命令从粮食充裕的地方，分给这些少的地方，使各诸侯分封地的粮食适当均衡。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有许多记载南方地区耕作水稻的篇目，如《诗经•小雅•甫田》：“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