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写《北京鲁迅故居如今怎么样》的博客，勾起我和鲁迅故居的一些事情的联想。
　　
　　 鲁迅故居有三处，一处在故乡绍兴，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上海。连起来正好是鲁迅的一生。鲁迅在家乡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至18岁离开故乡，到南京求学。32岁也就是1912年到北京，直到1926年离开去了厦门大学，在京城头尾住了14年。他1927年抵达上海，直到去世，他生命最后的9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不过，1902年到1909年，是没有故居来纪念的，因为他在日本留学。
　　
　　 我参观的第一个鲁迅故居是处上海景云里的故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只记得在一处居民区内，倘若没有一个门牌提示，是不会想到这是名人故居的。三层楼，一楼是餐厅与客厅，二楼是书房兼卧室，三楼还有一个房间，直上直下，前宽后窄，每层面积很小。总体说，居住条件不好，环境也很嘈杂，这在鲁迅的文章中有记载。鲁迅后来在不远的地方单独租了一间房，作为自己的书屋。
　　
　　 上海还有一个鲁迅纪念馆，是在不远处的虹口公园内。
　　
　　 后来我去了绍兴鲁迅故居。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老宅已经卖给了人家，后政府收回，做了修缮恢复开辟为纪念旅游资源。三味书屋就在老宅对面，弄成当初的样子，没有看见什么百草园。咸亨酒店显然是商业包装出来的，巷子里似乎还有阿Q正传里的土谷寺。那个由水道、乌篷船组成的江南水城显然已经衰退消失，正在被一股改革开放带来的活力冲击与覆盖。
　　
　　 在北京游鲁迅故居还有一段邂逅。我沿着西直门南街往前走，想边走边看，凭着自己的感觉找到鲁迅故居。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胡同口，便在路边的城市地图前查询。这时，一个身材高高的外国人走到我身边，用不错的汉语问我：“请问，鲁迅故居怎么走？”我有点诧异，想不到有这样的奇遇。所以这次游鲁迅故居是陪同一个外国人一起参观的。交谈中得知，他是瑞士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中文名字叫左飞。我们一起看了展览厅，游历了故居，光临了书店。我在鲁迅故居的照片也是左飞拍的。那天，没有游人，似乎只对两个人开放，连找个人帮忙照个合影的愿望都没有实现。这位左飞先生给我买了一套书票作纪念，算是我给他买了五元钱的门票的回馈。
　　
　　 如今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博物馆内。博物馆的功能不仅保护鲁迅故居，博物展览，还是研究机构。
　　
　　 其实，鲁迅在北京居住15年，分别在四个地方居住过，这里是最后居住的场所。
　　
　　 1909年留学日本七年的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等职。最初住在绍兴会馆。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半截胡同出口，是有名的菜市场——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戊戌六君子就被害于此。因为当时规定，会馆内住户不得携带家眷，反给周树人留下相当的清静。他最初住在“藤花馆”，在官场过着不满而无为的生活。1916年5月6日下午，他搬进了会馆西边的“朴树书屋”，这里更僻静荒凉。鲁迅几乎生活在沉默的深渊，整天研读佛经与古籍，收集字画碑帖，在暗暗中麻醉与销铄。不久周作人也来北京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终于被钱玄同的来访打破。
　　
　　 周作人很快就和《新青年》打得火热。鲁迅1918年写出《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第二处住所是八道湾。1919年的冬天，地处西城八道湾胡同11号这座大宅院，迎来了它的新主人。这是一座具有“三进”四个院落的宅院，前院很开阔，大门里正前方有一个影壁，其后有一排前罩房，坐南朝北共九间，每三间一套，罩房东侧有一间是连通中院的通道。中院正中有坐北朝南的三间大北房，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后院有坐北朝南的九间后罩房，每三间一套。后院西侧有一后跨院，有西、北向房六间。初迁来时，母亲和朱安二人住中院正中间的三间北房。母亲住西侧一间，朱安住东侧一间，中间堂屋是全家人的饭厅。周作人一家住后院一排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平时无人居住。鲁迅把中间西厢房三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卧室。为的是是便于照顾母亲。后来又改住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一套三间里，为的是便于静心写作。这里即是《阿Q正传》诞生的地方。鲁迅把全家人住房安排妥当后，又在院内空地和房前屋后，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旧宅换新颜，宅院里一派生机盎然，一家十二口人各有所归，安居乐业，和睦融洽。兄弟二人志同道合，手足情深。虽然鲁迅为此上下忙碌了一年，一点一滴安排打理，又卖掉浙江老宅，有点伤感地彻底离开了故土，同时家务琐事难免不断，但想必鲁迅的心理是满足和惬意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3年秋，周府发生变故，亲密无间的怡怡兄弟，旦夕之间竟成参商。先是有鲁迅在日记里独自吃饭、不再合伙的记载。四天后是周作人正式递交绝交书。而后鲁迅很快就去寻找新的居所。找到临时居所后，鲁迅回来取书物时，竟遭到周作人夫妇的咒骂与殴打。从此兄弟分道扬镳，周家也分崩离析。形成了一场永不可解脱的人间悲剧。
　　
　　 关于八道湾是否可以开辟作为纪念馆，后来有争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鲁迅不仅住的时间短，也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它更多的与周作人有关系。
　　
　　 离开八道湾的鲁迅，临时过渡的场所就是砖塔胡同。这是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的同学俞芬住的院子，有三间北屋空着。房子的确十分逼仄，无家可归的鲁迅又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有朱安的事情要妥善安排。没有办法，凑合着过吧。朱安住在靠东的一间，西边临街的一间是为老太太暂住而准备的，余下的中屋是鲁迅的卧室、书房、会客厅兼餐厅。一切充满了简陋、拥挤、压迫的感觉。不过，在短暂的时间里，鲁迅在这里一共写出了十余篇作品。小说《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在酒楼上》，发表《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出版小说集《呐喊》。
　　
　　 直到1923年10月底，鲁迅议定购买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放房宅一所，议价800元。幸而有朋友许寿裳和齐寿山各借出400元，才摆脱了鲁迅毫无积蓄、有房无钱的窘境，直到第二年一月，交清余款，鲁迅才成了新屋的主人。所谓新屋实际上是一所旧独院，有房屋六间。鲁迅亲自设计一个方案进行了改修，终于建成北屋三间，南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同前后院子搭配在一起，构成一个严整而小巧的四合院。三间南房，做会客厅兼书房，通过院子，北三间，东是鲁老太太的住处，西是朱安的卧室，中间是饭厅兼弄堂。饭桌前，曾挂过一幅小男孩的肖像。他是鲁迅早逝的四弟。那是为了老太太宽慰，鲁迅特请画师依据自己的相貌画的。穿过，北屋后面中间凸出一间房屋，鲁迅叫它“老虎尾巴”，鲁迅说：“整排房屋等于一只伏着的老虎，尾巴便这样拖出来了，——你看像不像？”
　　
　　 在这间略低的房屋的大玻璃窗下，是用几块硬木板在长凳上搭成的卧铺。写字的桌子是靠东墙的。鲁迅的理由是，“这样采光，上午下午的光亮没有大变化。如果从东面采光，上午光线强，下午就阴沉沉的了；如果从西面采光，相反是上午暗沉沉，下午光线强。这种情况，就是一年四季，也都差不多的。写字桌放在东墙下面有好处，那么，右手执笔写字，不会遮光。”鲁迅的严谨细心略见一般。书桌上方，有一张照片：瘦长的脸庞，粗大的颈项，眼镜架在鼻端，显示不可干犯的威严。厚嘴唇，八字须突出地高高敲起。这就是藤野先生。鲁迅在仙台医科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因为治学严谨、待人友善同时不拘小节，与鲁迅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段交往真切深情地记载于散文《藤野先生》中。透过玻璃，窗外是一个小而空旷的后园，中有一口深且清的小水井。
　　
　　 鲁迅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这里成为了他生活、写作、斗争与爱恋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