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善良的人
　　
　　 郑先生看电视看到动情处，不由得拿手背擦了擦眼睛。“真感人，太感人了！这种伟大、神圣的爱是不分国籍的，洋鬼子的电影是跟咱们不一样。”
　　
　　 郑太太忙进忙出地打扫卫生，一会儿叫郑先生“把脚抬起来，我把角落里拖一下子”，一会儿气得骂他“你是死人哪，我这儿做不过来的事，你把烟灰往地上弹”。郑先生红着眼眶沉浸在伤感的剧情里充耳不闻，被郑太太实在絮聒得受不了了，才义愤填膺地顶了句“没点同情心，不见人家生离死别，正到了紧要关头?”郑太太厉声道：“我倒想同情他，谁来同情我呀?自己老婆累得发昏，不帮把手还尽给我添乱，说不上一句就吹胡子瞪眼，难道我是该的?!”
　　
　　 在拖把和扫帚的轮番进攻中，郑先生勉强看完了这部片子，见郑太太余怒未息，便避到附近的街道上去散步。想起刚才那影片的最后，孤儿朝领养他的一对善良的夫妻嫩生生地叫：“爸爸，妈妈。”心里还一阵发酸。谁说世界上没有温馨、体谅与关爱呢，只看你愿不愿去发现罢了。
　　
　　 正在出神，忽然有个嘶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先生好心，先生好心!”跟着一双脏乎乎的手便伸到了面前来：“给两个钱吧!”郑先生大怒道：“发痴了!讨饭讨到大街上来!晚上不叫你吓死了!”心想这路上的警察也不管管，影响市容嘛!老乞丐仍在重复着“先生好心”，郑先生不禁恶火攻心道：“我一个月才拿多少，上有老下有小，我给你钱?真发痴!”
　　
　　 之二来意
　　
　　 任良接到朱正平的电话时，有天上掉下了馅饼的意外感。两人曾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却为了一件事情，十多年不相往来。在街上碰到了，也只是点个头而已。僵局的起因早已忘了，只是为疏远而疏远，世上这样的事原也多得很；今天朱正平却主动要来，这样的事就不多了。
　　
　　 “任良，你还是那么精神。”“老了老了……来来来，进来说话。”关上门，寒喧已毕，朱正平微笑着说：“听说你有一篇论文发到某某杂志上了？那可是我国有影响的几大杂志之一哪！有人说这是咱们市数学界的一大盛事。真是宝刀未老啊！哈哈！”任良暗自揣摸：莫非你今天特地给我道贺来了，还是想借着这个台阶冰释前嫌？嘴里自是满口谦虚。两人叙叙旧，谈谈当今社会风气，欢笑一番，感慨一番，十多年的僵局轻而易举就打开了。朱正平忽然停下来喝茶，过了一会，才缓缓地说：“人一老就怕寂寞，老朋友去的去，病的病了，要找个人聊天都不容易。这还是没退休的时候……你说咱们是有杀父之仇呢，还是夺妻之恨？这么些年了，不值得啊……或者这就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
　　
　　 任良轻轻叹了口气，有点想流眼泪。
　　
　　 “老小老小，咱们还真成了孩子了。”任良说。
　　
　　 “听说你二小子开的酒店有麻烦？”朱正平关切地问。任良不胜惭愧地说：“是他自己不好，假烟假酒也卖，坑人嘛！也怪我从小没多跟他说说立身为人的道理。现在烟酒没收了，还要罚款，也好，算是给他补补课。”朱正平说：“人嘛，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只要认识到了，还是该给他个机会。我老伴的弟弟在技术监督局，正管这事，回头我跟他说说。”任良忙说：“不用不用，罚款嘛，就当让他买个教训，何必麻烦别人？”
　　
　　 说了一会闲话，朱正平起身要走，任良送到门口。朱正平忽道：“你看我这记性，险些把老伴儿要我说的给忘了。”他面露难色，在任良一再催促下才说：“我那小孙子读的中学风气不好，教学质量也差，我想叫他转到你大儿子的学校念书，上头我去找过了，说只要校长点头，马上可以转学，你看是不是……”任良默然半晌，才淡淡说了一句“恐怕也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回到屋里，关上门。窗外蝉声响亮，艳阳高照。他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发了一阵呆，重重叹了口气，忽然间泪流满面。
　　
　　 之三司徒教授的四个电话
　　
　　 司徒松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边响了半天没人接，好不容易有人说话了，说的却是：“对不起，主人不在，请在‘嘟’后留言。”小赵当年那么一个瘦猴儿崽子，现在也抖起来了，财一大，气就粗，手就懒，就不跟司徒松联络。亏他在学校里节衣缩食的时候司徒松顿顿帮他买一个馒头。
　　
　　 司徒松又打第二个电话，这次有人接了，但是是个不熟悉的女人，好象是黄兵的爱人。司徒松客气地道：“请问老黄在吗?”那女人回答：“不在，到政府开会去了。”她既不问对方“是哪位”，也不问“你有什么事”，口气是随和得无可挑剔，可这种随和是高高在上的随和，十足官太太的腔调。司徒松强抑着不舒服的情绪说：“我姓司徒，是老黄的朋友，好长时间不见面了，就联系一下，别的没什么事。”那女人道：“哦……我先代我们老黄感谢你，回头再转告他，你是司徒……”司徒松心里一阵失望，看来黄兵平时从不提起自己，而那女人十有八九认定了自己是有所求而来，见她丈夫不在才托辞问候的，当下没精打采地说：“司徒松。”那女人巧妙地接—下去道：“是司徒先生啊，我当是谁呢，我们老黄常跟我讲起你。”司徒松暗自好笑，又敷衍了几句就挂了机。
　　
　　 司徒松教授——确切地说是副教授——今晚心情不好才先后找了两个老同学，不料效果适得其反，甚至可说雪上加霜。在一个二流大学当副教授，也就是外面说着好听，待遇就实在没哪一点可供吹嘘的。原想着这次能副改正，几个竞争对手各方面都比自己要逊一筹，岂知最后雀屏中选的竟是资历最浅、事前最不被看好的季教授。后来司徒松听同样落选的李教授酸溜溜地说：“你别看季教授不哼不哈的，找起关系送起礼来半点也不含糊。”论学术成果是自己最丰，论年纪是自己最长，论来校时间是自己最长，司徒松咽不下这口气。然而他又能怎样呢——除了找老同学诉诉苦，听听他们的劝解以外?
　　
　　 第三个电话总算找到了正主儿。杨勇的声音稍见苍老，但中气很足，身体仿佛还不错。双方寒喧了一会儿，司徒松话锋一转，把早就要说的话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他一边说，杨勇一边“嗯”“嗯”，末了杨勇说：“你不用想不开，风气是这样，大学也不是净土。这次评不上下次再说嘛!谁都不容易，是不是?就这样，啊?我马上要带小孙子上儿童乐园。再见。”司徒松开始倒是感动，后来却越听越不是滋味，什么叫“谁都不容易”，你立场到底是在哪一边?你当年的那股劲儿上哪儿去了?就算对现实认命了，不能在思想上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啊!杨勇年轻时的大胆是出了名的，他敢在文革中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这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吗”，“谁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怕是周总理而不是林副主席吧”，结果苦头吃足，始终傲然不屈。岁月会把一个满身锐气的青年磨成这样!
　　
　　 司徒松闭了闭眼睛，固执地又拨通了张颢家。张颢在大学时与司徒松志趣相投，无话不谈，两人性情里又都带着三分顽皮，曾经合作过一封写给系里最漂亮女生的情书，落款却是杨勇。那女生接信后气冲冲地质问杨勇“你是牙齿，我是牙膏，天天把你怀里抱”算什么意思，弄得杨勇莫名其妙，司徒松和张颢则笑痛了肚子。虽然如此，现在的张颢和以前的张颢还是不是一个人，他仍然毫无把握，毕竟这许多年来他们联系得并不密切。他迟迟疑疑地道：“喂，你好，张颢在吗?”
　　
　　 “是司徒松吧?多久不见啦，最近怎么样?血压还高不高?”张颢的语气诚恳而热切。
　　
　　 司徒松一阵激动，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在这一刻，评不评得上正教授似乎也不再重要了，打了那么多电话，所期盼的也就是这一句问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