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四川的何给我发来一条科幻微型小说征文启事。我写过不少科幻小说，但没有一部取得成功。对于这次科幻微型小说征文，我还没有产生激情，蚊子又将我手背、脚背上叮咬出好几个包。我不知道宇宙为什么会产生人，又会产生蚊子。如果按照宇宙能量没有无缘无故的出现，那蚊子的出现，肯定是有用的，当然肯定不是专门用来叮咬我的。它的有用之处，也许要在某一天才会让人发现，并大彻大悟。反过来说，人类迄今并没有进入大彻大悟。人类究竟已经步入第几层的认知阶段，我不知道。我短暂的生命过程中也有明显的认知成长，何况整个人类。人类究竟会揭晓怎样的迷底？我肯定不得而知，我的生命太短暂了五十年后的事我也不会知道了，况且五千年、五万年。而五千年、五万年搁在宇宙时空中，又是多么地短暂。
　　 我拍死两只蚊子之后，大脑中闪了闪，闪出一幅清晰的画面，一幅五千年后人类的画面。我坐到计算机前敲击科幻小说，一口气敲击出两千多字，赶紧收了。因为举办方要求1200字符到1500字符，最长不能超出2000字。我完成初稿，没有修改，就给何发信息，说，草稿完成了。她要我转发给她看看，我将初稿转发给她，也一并转发给江苏大姐，我要大姐不要费心修改错别字，我还要修改的，而大姐接到稿子后，发现错别字就习惯截图给我，最后大姐说，这个有意思。何也发来了信息，说，有意思，有希望。
　　 科幻小说写出色了，是极有冲击力的。而时间不早了，我不想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亢奋状态，影响睡眠。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头脑依然无法平静下来，思绪已经进入宇宙空间翱翔。
　　 其实，我的认知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地球是一个飘浮着的星球，像月亮一样，飘浮在宇宙空间。我小学即将毕业，也没有认知到地球是飘浮着的。
　　 我小学时课程设计是非常简单的，一门语文，一门算术。音乐、体育、绘画、劳动都有，但都是副课。我原先的小学在一个山坞口，现在那个山坞成了公墓墓地。1975年的梅雨季节，学校的泥墙塌下一只角，学校成了危房，几个年级散到庄上有空房子的人家。我那个班级搬到一座五开间里，房屋的外墙是泥巴墙，内壁是木板。那时我用的书包，是一只没有背带的灰色的帆布书包，也是我夭折的长兄留下的。我这位长兄生于1947年，病故于1962年。他是以极其聪明让后世称道的。
　　 1976年秋季，毛主席追悼大会结束不久，我的左眼忽然像进了沙子，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并没有当回事，只是帮我拉到天井旁，对着光线，吹了几口气，说，好了。可是，没过几天，我左眼就红肿，流眼水。有邻居发现，我左眼长“萝卜花了”，其实患的是角膜炎，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医治，有失明危险的。可是我家里极度贫穷。1974年我的父亲离世了，他临死之前看着我流泪，无力护佑我成长了，一切听于天命。母亲也冲我发脾气，说，这么穷的家，还这么多的病，瞎瞎掉算了。
　　 母亲还是带着我求土郎中，给我医治，又求邻居大妈，给我烧灯草火。但没有一种法子能控制住病情。我还坚持着上学，很快就放寒假了。
　　 第二年春季，邻居们催我母亲赶紧带我到江山去医治，再不进医院，真要瞎掉的。那时江山上余镇有一家卫生院，卫生院里有一名从北京下放的眼科专家，带出了一支医疗队伍，让卫生院成了远近闻名的眼科专科医院。可是母亲拿不出一分钱，带我进医院。这样无奈地拖着，阳历二月份，母亲向大队会计求计，会计建议我母亲，先将我带到医院，然后回乡争取一点国家补助。母亲听取了会计的建议，回来告诉我，准备先到舅舅家，再让姨娘带着去江山。我的小姨娘嫁在自己村上。
　　 说实在我不愿意去舅父家。到舅舅家我感到一个穷人遭到的歧视与冷落。但生了病，又没有别的法子，只好默默地接受。
　　 第二天一大早，我与母亲就出发了。步行了近十里地，到了招贤渡口。过了渡，我们走过一条鹅卵石砌的古街，转向一条比较宽敝的煤渣填平的泥巴路，不远就是320国道。那时国道是沙石路面，车子开过去，扬起一阵阵泥灰。招贤汽车站就在国道旁，有一座矮小的瓦房，一边是候车室，一边是售票室。那时社员们忙碌在生产队上，很少有人坐车。虽然候车室狭小，也是空荡荡的。我母亲上售票窗口买了票，我们就坐在一旁长椅子上休息。那个时候班车也很少，一般都要等上一个多小时才能等来车。
　　 我与母亲赶到航埠下面一个叫万村的停靠站下了车，朝右手的小路上拐去。小路绕着红色沙岩的山坡而行。前边的山坡上可以看到整片山坡被人捣空，他们将红沙岩整条整条地捣回去砌墙盖房。我们常山人大多是泥墙瓦房，而这一带人我们称之为“西安人”，因为衢州在唐朝时置西安郡而得名。我与母亲翻过一个山岗，进入长长的山弄，山弄间只有一条泥巴小路，顺着田间，弯弯曲曲的绕行着。母亲感叹一声，我们人像鸟儿一样，刚才还在家里，一下子又到了这么远的地方。我与母亲每次出门，母亲都会感叹一声“我们人像鸟儿一样，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
　　 可我一顶点也感觉不到人像鸟儿一样，我睁眼看看空中的鸟儿，要是人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那是多么幸福。可是人不是鸟儿，我还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弱势，最为人歧视的生命。我感到压抑，又无法掀翻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大山”。
　　 听到江水的声音，就要出弄口了，山弄口就是从江山而来的江河。我母亲常常谈起，曾经有许多老百姓被日本人挑死在江河中，到了涨水的日子，河面上一层黑鸦鸦的苍蝇。我不知道母亲那些闲话对我整个思想脉络的形成有什么作用，有一点很明显，我在电视上看到太阳旗就会生起一股仇恨感。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可我出生在这片国土上，就会产生这种狭隘。
　　 江岸边停着两艘渡船，艘公将我们送过岸，就向母亲要渡费，母亲就用“西安腔”与艘公说，她就是对岸楼里人，弟弟妹妹那边，他们也没少去化渡。那时过渡，熟悉的人是不用过渡费的，到了年关，艘公却要挑着箩筐上门化渡，大家可以送年糕、粽子，平常日子生产队上是否给艘公记工分，我倒没有细问。母亲没有给艘公过渡费，艘公也让我们下渡了。河岸边有一片排列整齐的松树，我第一次见到那片松树时，还奇怪地问母亲，我们老家的松树长在山上，舅舅这边的松树怎么跑到河边来了？母亲说是人栽下去，抵御洪水的。
　　 渡口到舅舅村庄上并不远，两里地左右。是一条沙地泥巴小路，小路边有条沟渠，沟渠里长满了杂草。母亲一路上说些她儿时、少时在那片土地上放牛劳作的琐事，也有日本人进入这片土地烧杀的事，一点一滴地灌输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心路历程非常清晰可辩的画面，并往往衍生出一些小说来。
　　 我有两个舅父，一个是母亲的亲弟弟，一个是母亲婶婶的儿子，也就是我小外婆的儿子，不过不是小外婆亲生的，是领养的。小外婆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后边也好像带着一个“珠”。我母亲的姐姐叫耀珠，我母亲叫金珠。两个舅舅住在同一老宅里，是个五开间带天井的青砖瓦房，两个舅舅一人一半，后来又在各自一边的杂地上盖出一长条稻草房，吃饭、厨房都改在稻草房里。我舅舅是在乌溪江工作的，很少回家，不过，我那天赶到舅舅家，舅舅恰好在家，在家里砍一根根很粗的柴禾。我舅妈可能患有鼻炎，她整天鼻孔里哼哼有声，加上她又不苟言笑，态度冷淡，所以我总感到她目光中透出一丝丝冰冷的光，让我心里凉着。晚上母亲就带着我去了小姨娘那边，要小姨娘第二天带我母子俩去一趟江山。路上碰上了母亲的姑姑，她会说常山腔，我对她感到非常亲切，在她跟前我也感到自由。虽然她不是母亲的亲姑姑，至少也是母亲的堂姑。我们在路上与姑婆聊了几句，就到姨娘家，与姨娘说妥了，第二天去江山。姨娘虽然不情愿，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我与母亲、姨娘一大早就出发了。出了村庄，是一条通往廿里火车站的拖拉机路，路面虽然平整，但不时有个坑有个洼。快到火车站时，母亲与姨娘转向一条小道，从那条小道上过去，要近许多。路边有户人家，门前躺着一条大黄狗，我落在最后边，吓出一身冷汗，可又不能慌乱、大叫，否则狗真的会扑上来。过了那户人家，我就赶紧跑到最前边。姨娘问我一下子又跑到前边干什么？我说有狗。姨娘笑了，说那条狗不会咬人的。我依然怕狗。前不久我还想网购一个驱狗激光灯，出门遇上狗，激光灯一照，就将狗吓跑了。
　　 我们是从火车站的后门进入候车大厅的，那时绿皮火车有一种“慢车”，每个小站都会停一停。廿里也是个小站，离衢州只有二十里路。火车站只有一个售票窗口。候车大厅里也只有几条木长椅子。我与母亲坐在中间的长椅子上，姨娘上售票窗口购买火车票。票买过来，母亲就问姨娘讨要我母子俩的火车票。那时我们到江山一个叫平滩的火车站下车，再去上余卫生院，所以也有许多人说成“平滩医院”。廿里到平滩的火车票成人只要两毛钱，火车票是一长方形的硬纸板票据。姨娘却喝斥着我母亲：“你母子俩像要饭人一样，还买什么票？爬上去就是了！”我看到母亲整个身子被姨娘这句话刺得朝后一仰，而母亲是个矮个头，没有倒出去。她也经历了无数个灾难，这样一句话只有让她身子朝后仰了仰，并不能将她打趴下。所以我后来深刻地认识到所有处弱势位置的人，其精神上是被奴役的，这种伤害造成了弱势人的自卑，而弱势人要真正强大起来，必须克服这种自卑，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到了门外，火车很快从衢州那个方向探出了头。火车停靠在站台上时，并没有人过来查票，我们到了火车上也没有人查票。可我内心依然不安，我从母亲的神态上也看出，母亲也很担心被查，而被罚款，渴望堂堂正正地买一张火车票，挺直腰板，坐一趟火车，可生活让我们的腰板弓了起来，让我们的神色变得畏首畏尾。
　　
　　 二
　　 火车过了一个叫后溪的小镇，下一个站就是平滩。
　　 我们在平滩下了火车，向路人打听去医院往哪个方向，有人指着对面的小镇说，就在对面。到对面小镇上过三个铁道，有一条笔直的煤渣路通过去。路口就是一个大茅坑，茅坑里已经满了，快要溢到路面上。再往前一小段路，是一家饭店。饭店临路面开着一个齐成人腰高的长方形窗口，窗口上搁着一叠冒着热气的蒸笼，飘散出一股股面包的香味。我暗暗地想，那香味里还混杂着茅坑里的臭味。我那时很奇怪，人为什么既要吃，又要拉，既要生，又要死。说实在我那时还有些幻想弄到长生不老的药，因为我从小听过不少长生不老的故事。而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星球是飘浮着的，虽然我即将小学毕业，依然以为天就是头顶上的锅盖，地就是脚下的泥巴，无限深的泥巴，无限辽阔的泥巴，就是那样一动不动地让我踩踏着。没有想到我仅仅是这个星球上一只尤如蚂蚁的爬虫。
　　 饭店过去，朝右手拐一个弯，就到上余镇卫生院了。
　　 院子里有个很高的水塔。我进去时，有个大高个男人在与一个人交谈。而与他交谈的人，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后来我听人说那个大高个就是从北京下放的专家。这可能是他给我的印象迄今没有磨灭的原因。
　　 挂号处就在过道旁的一个小窗口上。小姨娘上前排队，她可能不想让母亲出钱，可是窗口里的人问她，我是哪里人？几岁了，她都回答不上，只好母亲上前。可是母亲不会讲普通话，又没用西安腔与窗口中的人对话，也没有用常山腔。她情急之下居然用江西方言。我庄上人大多姓熊，远祖是康熙年间从江西来到浙江常山的。当时我自己没有上窗口上去挂号，我迄今想不明白当时的心理过程，当时我就站在一旁。而江西方言中“熊”与“荣”是谐音的。所以那册病历卡上我的姓氏成了“荣”。那一天是阳历二月十二号。这册病历迄今我还保存着。
　　 我们到门诊室，我坐到一位微胖的女医师跟前，由她接诊，她伸手掰开我红肿的眼皮，惊叫到：“这眼睛都快瞎了，怎么等到这么严重才来治疗？”医师说着，看了一眼我母亲。我母亲个头矮矮的，因为出门，外面套了一件青色的大襟长衫，母亲怯声怯气地与医师对着话，而此时她又用常山腔与医师对话。江山与常山相邻，但语言并不相通，只是偶有个别词语能听懂。母亲就是那样用三四种她会的方言与医师交流。她说急了，医师不懂，又换一种语言。换一种语言，医师又没听明白，我就用普通话翻译给医师。
　　 医师要我们住院，至少要住三个月。
　　 母亲感叹住那么长时间的院，不知要花费多少钱，她想不出什么办法，能弄到那么多的钱。母亲好像与医师商量一下，可以减短医治时长。可医师回着母亲，她也没办法，弄不到钱，那就带回去，由着他瞎了。
　　 母亲听到医师说带回去，由着他瞎了，又恐慌地与医师商量，今天没有带上那么多的钱，要回去，找国家想办法，得过几天再来住院。医师说可以，但这一天要打两针，上午一针，下午一针。医师开了方子，姨娘拿着单子，到挂号处付了费，将收据交给医师，医师让一名女护士给我打针。我前边有个妇女，也要打针，可是她怕，不敢打。医师就说先给这小鬼打。我嗯了一声。医师不知道，我在儿伴中是个自诩为“托塔李天王”的家伙。医师更不知道，我看上去憨厚，矮小，却是个极有奇谋的生命体。我八岁那年，与一个伙伴，遇上山岗上十多个同伴，居高临下，守住关隘，朝下扔石头，不让我们经过。我同伴准备绕道而行，我却不服那口气，与同伴小声地嘀咕几声，我跳上前，大叫着，我投降了，帮他们了。山岗上的头领要手下停止扔石子，我一口气冲上山岗，到头领跟前，抱起他双脚，就将他撩倒在地，而我同伴呼叫着冲啊，冲啊，冲了上来，他们十多个人的队伍反而散了。因为这件小事，我后来还跟江苏大姐，西安二姐吹嘘我是天生的“军事家”，极有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