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惠州城西的一座小山丘上，有一座六如亭，亭中柱子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便思卿。这是苏东坡写给爱妾王朝云的一副楹联。据说，有天苏东坡吃完饭后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身边人：“你们说这里面是什么？”有人回答是文章，有人回答是才学，唯有王朝云说：“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哈哈大笑，赞叹道：“还是朝云最懂我。”
　　 苏东坡在政治上既没有站在新党一边，也没有站在旧党一边，他支持变革，但是又反对突变，因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连连遭贬，特别是乌台诗案让其大受打击。苏东坡一生恃才傲物、自有主张、针砭时弊、不盲从、不追随，因而在官场上不免得显得“不合时宜”。苏东坡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不合时宜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个性和独立人格，因而这个人显得很真实，很可爱，很具文人风骨。所以后人不仅仅喜欢他的诗词，同时对他这个人感到十二分的敬佩。
　　 所谓不合时宜，就是不符合时势的需要，与世情不相投合，比喻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人与事。语自《汉书.哀帝纪》，说是汉哀帝刘欣继位后经常生病，新政失败、祖母傅太后干政、国运不昌。建平二年，担任“黄门待诏”"的顾问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皇上只有马上改变年号，增加漏的刻度才可以延年益寿，国家安定”，哀帝觉得夏贺良说的话有道理，于是改了年号和帝号，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把计时漏上的刻度从一百度改为一百二十度。做此改变后，哀帝还是照样生病。夏贺良等人想趁机干预朝政，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哀帝也因夏贺良的话没有应验，而看清了他的骗子本质，于是下诏书，说：“夏贺良等的建议并没有使国家安定，我误听了他们的话。夏贺良等的作为，都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日的诏书，除了大赦一项之外，全部废除。”此次改变年号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夏贺良等人因妖言惑众，被处以死刑。
　　 所谓合时适宜，就是如鲁迅先生说的，当一家人生了小孩子时，你须说这孩子将来长大后要当官，要发财的，而你非得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死的，这是不合时宜的，主人和其他客人必群起而攻之。所以大家都集累了一套好的说辞，小孩子长得胖叫福相，眼睛大叫精明，是姑娘则有皇后娘娘之相……
　　 20世纪老家农村，每到过春节时便有一群民间艺人走街串巷地说唱，有的敲响板、有的打三棒鼓，还有一种叫送“利的话，这类恭维的话无论是真是假，当然是讨人喜欢的，这也是合时宜的，因为进无论谁都会祈祷来年的平安顺利岁序”的艺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论到了谁家，都是说着“恭喜发财、平安如意、鸿运当头”之类大吉大；小孩如当一群人高举旗帜，高喊拥护谁，打倒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喊，或者选择闭嘴，这是一种合时宜的时候，最讨巧的做法最好是跟着人群一起喊，甚至你不用的——这是不合时宜的。而保险的做法，但是你如果以一人之力，而想逆众人而行，后果可想而知是悲剧的。即便是将来风向变了，反正法不责众，你也是保险的。
　　 若在这个时节说些不吉利的话，照例是要被大人骂。
　　 可见得合时宜就是顺应潮流、随大流，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在太多自己的意见，而是要看准风向，顺着众人的意见即可。反之，如果在某件事上坚持自己的主张，选择与他人不一样的意见，这时候就会显得特别另类，甚至会触怒一部分人，这时候可能就要吃亏了。
　　 合时宜的人与不合时宜的人，犹如喜鹊与乌鸦之分别：当喜鹊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喜欢的，而且觉得它能带来好运，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好运且不去管他；而当乌鸦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讨厌的，觉得它会带来霉运，甚至一旦真的有霉运到来的时候，有的人也不去分析霉运的真正因素，而是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于乌鸦。其实大家都知道，喜鹊不能真的带来好运，而乌鸦也并不能真的带来霉运，甚至乌鸦有时候会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喜鹊的出现则可能麻痹了众人对危险的警惕。这看起来确实很可笑甚至愚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这其实是一种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心理在作怪——大家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当这个社会的人们都是合时适宜的，显而易见的就是人们的圆融，世故，缺乏个性，大家都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免显得暮气沉沉。
　　 合时宜的人是主流，而不合时宜的人是非主流，不合时宜的人多是痛苦的人，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与众人不一样，因为不合潮流、不合大流，不免得地会遭遇到众人的排斥甚至打击；因为与众人的思想不一致，他不免会为自己的不合群行为与思想付出代价。
　　 郭沫若是一个很有才气且合时宜的人，他的一生顺风顺水，文学成就很高，书法、考古、戏剧各方面都是大咖，但是这个人在现在被很多人所诟病，其原因还是在于他过于讨巧，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很好地迎合当时的时代潮流，风朝哪个方向吹，他就往哪个方向倒，因而虽然是一代大家却在人品上被人不屑。比之郭沫若，鲁迅显得不合适时宜得多，但是鲁迅的不合时宜却得到人们的称赞，这里面其实牵扯到了一个话题，那便是文人风骨。
　　 风骨是指气节，是中国古代世代相传而又源源不息的高尚品格。文人风骨的典范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还有众多“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文人志士……他们的人格与事迹如黑暗中的皓月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路。这些人都不是合时宜的人，他们遭受了人间的苦痛，但是他们的精神光照千秋。
　　 中国历代不光是文人具有风骨，其他人也各有风骨，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就是国人的风骨。
　　 中国晋朝还有一个不合时宜的群体是值得书写一下的，那便是竹林七贤，这些人不论是当时还是当代都显得非常另类且有个性，给官不做，不畏权贵，恃才傲物，不拘礼法，用现在话就是“放荡不羁爱自由”，不过这些人的成就与另类却受到了历代人的推崇与欣赏，因为这种不合时宜是值得敬重的。
　　 中国自古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说法，意思是认清时代潮流势，才能成为出色的人物。我觉得这句话有褒义的一面，也有贬义的一面，因为它也可以是非正义的一方拿这句话来说服正义的一方，非正义的一方以为他们的行为就是大的趋势，而只有顺应他们的趋势才能得到好的报应。这也其实也是在说合时宜特别重要，不合时宜便要吃亏。
　　 人在青年的时候因为那年轻气盛和个性张扬，会作出许多不合时宜的行为，但是在受到社会的教训后，后来大部分人已经深知世俗的人生哲学，已经深知不合时宜会只会让自己吃亏，随大流是最好的明哲保身方式，所以都变成发合时宜的油腻中年；至老年，不合时宜的人便更少了。
　　 合时宜的人生前得了平生利，不合适的人受尽苦痛却赢了身后名，这便是两种人鲜明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