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500多户人家，是冀东平原一个中等的古老村庄，从1948年“双十二”（唐山解放的日子）开始，父亲就给乡亲们写信，大半个村庄的人，都找父亲写信，写了20多年，最后，死于写信，那天是1978年，旧历正月十三。
　　 那天，我从公社中学开会回来，和几个民办教师，在村校的简易房里，闲聊。有人急火火进来，直冲我，说我父亲不好了！
　　 我撒腿跑回家。在炕上，父亲斜身歪在母亲怀里，面色发红，抽搐着，痛苦得有些扭曲，看到我，眼睛亮了一下，想说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左眼角，淌下一滴浑浊的泪珠。旁边一张小桌，一支打开的钢笔，一个信封，装了一半信纸。
　　 赤脚医生来了，打了不知什么一剂药，没有缓解，早有乡亲们找来一辆小驴车，我们一同把父亲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公社卫生院在公社所在的瓦房庄，距我村三华里。
　　 急性脑出血。父亲完全昏迷了，就象平时沉睡一样，大声地打着鼻鼾，二哥和我守在旁边。这个正月的夜晚，北风吼吼地叫着，不时打在病房的玻璃窗上，撕裂着我的心。我在父亲床前守护一阵，就心急麻慌地出去转一圈，望望西北夜空的北斗七星，抹一把眼泪，心中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晚十点左右，父亲的嗓子开始犯堵，出气像有汽泡不停地冒出，越来越不均匀，接着，嘴里往外冒血沫，深黑色的血沫，顺着嘴角流出，我们哥两个，为他擦拭着，也擦拭着自己的泪水。晚十一时，父亲瞳孔扩大，大夫叫我们回家料理后事。从下午四点半得病，六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一生颠沛流离的父亲，一句话没说，就放下他给乡亲写好、读完，但装进一半信封的信，永远地闭上了他那一辈子没断读书的眼睛。
　　 这年，父亲67岁！
　　 来写信的，是隔壁一个老人，姓池，我叫他四爷，一个留点胡须的小个子农民。三哥在邯郸工作，春节省亲还没返回，上午买了几斤牛鱼，妈妈炖了，高兴的父亲中午喝了二两酒，下午就到菜窑收拾白菜，三点多的时候，四爷过来找父亲写信，母亲就招呼父亲，父亲放下没收拾完的菜，上了菜窖，找出纸笔，放上小桌，就上炕了，盘腿坐在桌前。这是父亲给乡亲们写信，习惯了的方式和姿势，桌子是我家吃饭用的饭桌，红色，长方，钢笔是他以前谋生在外带回来的，关勒铭牌子，五成赤金。父亲抽着旱烟，侧头询来写信乡亲的诉求，就下笔了，完全一种家庭的气氛。父亲对四爷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家里的日子也很艰难，老两口子，四个儿子，老大在市里上班，分家另过了，老三老四在家务农，老二当兵。信，就是写给他二儿子，当兵走了八九年了，在新疆建设兵团落了户，娶了妻生了子，却几年几年不回家，不来信，也看不到他一分钱，老人想儿子，想孙子，也想钱。这次写信，是老人盼望他们能回家看看，或寄点钱来，把孙子的照片寄回几张。象每次一样，写完了，父亲就为老人读，当读到“儿啊，你妈和我今年都70多岁了，累得常年有病，风烛残年啊，今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不一定那天……”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往信封里装信，双手剧烈颤抖，装不进去，倒在妈妈怀里。父亲给乡亲写信时，妈妈只要在家，就坐在炕上陪伴，和来写信的乡亲唠嗑，看父亲写，听父亲念，她学会了不少词。
　　 父亲自小身体单薄、羸弱，干不了体力活。听母亲说，父亲小时候，我的四个姑把家里的活都担起来，节衣缩食，让父亲读了几年私塾，考高小时，三处都来了录取通知，但因没钱，哪也没去。16岁，托人到东北一所大学工作，每月挣两块大洋，介给了他读不少书的机会，也给了他写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的机会。
　　 东北、西北、冀南、北戴河......辗转颠沛半生，父亲回到村里，做了小学教员。家书抵万金，那时没有电话，交通不便，老乡和外边亲朋的联系，当兵的、上学的、工作的、临时出门的、邮购商品的；找粮借钱、求人办事、节假问候，全靠书信，村里又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父亲几乎成了乡亲们的专职书信代言人。
　　 父亲写的最多的，是替乡亲们向外边的亲友求援。手背朝下，求人告艰难，这样的信最不好写，父亲总要问家里遇到什么难处了，和这个亲戚是什么关系，对方是做什么的，家里日子怎么样，脾气秉性如何，如同记者采访一样，素材多了，才好剪裁使用。每一封信，都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一个煎熬的过程，父亲都倾注了全部感情。写完了，就开始念，争求对方意见，不合适再改，一般，父亲都是一次成功，获得一片赞扬。父亲写的时候还平静，往往一念，他自己就先动情了，经常落泪，他是和乡亲的境遇互动，被别人的遭际所俘虏，完全进入到角色中去了；或者，他追述着乡亲们的家境，转达乡亲们的诉求，往往和自己的多舛命运，产生共鸣。记得，一个我叫二叔的本家，他有个和我一般大的儿子，患了一种怪病，浑身长疙瘩，不长个，外号白过年，走了很多地方，也没治好。就叫父亲给他在广西富川的弟弟写信，要钱、要办法。他弟弟是个南下干部，家庭条件相对好些，人也特好，也认识父亲，知道信是父亲写的，看到信，就寄钱寄物给家，回信还感谢父亲。父亲光给这个二叔写信，每年就有十几封。
　　 再就是从外地购物。从南方开始的，个人有，生产队也有，这在物资缺乏、交通不便的1970年代，给很少有机会出门的农民，带来不少便利。浙江生产出一种毛线，各种颜色都有，挺花哨鲜艳，受农民喜爱，还不算贵。就不少姑娘媳妇，纷纷来找父亲，五斤十斤的订，因为订的人多，怕对方邮寄不便，收件人就写的我家，父亲每次拉个清单，订购人、品种、数量、金额等明细，回头再一家家分。一传十，十传百，外村的人也来找父亲写信买，父亲热情受理。延续了足有四五年的时间。父亲一个人，一条龙服务，每天乐此不疲。也有人心疼说找个替手，但大家觉得父亲熟了，换别人怕弄不好，也就没换。我也买了二斤，灰色的，织个毛衣穿上。其实，就是晴纶，没有弹性，穿一年就松懈了，但还是没有阻止人们的购买。有的小伙相亲，就是穿这样的毛衣去的，挺给对方好感。
　　 礼尚往来、节日问候、红白喜事、上学当兵等人生冷暖沉浮，更是写信的常规内容，家常便饭。
　　 来找父亲写信的，有的自带信纸信封，但更多的什么也不带，空手来，父亲什么也不说，就用自家的，我的上学用纸，父亲没少给大家用。有时家里没信封了，父亲就找一个旧信封翻过来，糊上，自制一个。信封信纸的，没少给乡亲们用。还有就是吸烟，一写信，父亲就抽烟多，哐哐地咳嗽。来写信的，大多也会抽烟，就抽我们家的，还有串门的，也一块抽。我们有个小木盒子，半导体般大小，放着父亲搓好的烟。有时一封信下来，半盒烟就没了，屋里青烟缭绕。一元多一斤的旱烟，顶多搓出八两。妈妈呛得难受，也心疼烟，有时不免埋怨几句。父亲这时总是说：“咱们还有啥，咱们还会啥？苦日子一起熬吧！”母亲也就不再说了。
　　 写信大都有来回，对方回信了，还要找父亲念，或再写回信，有的和外边的子女商量盖房子、取媳妇这样的大事，就要反复写几封或十几封。有好多人，干脆就让父亲为他们出主意，拿意见，写信之外，父亲又成了人家的参谋、主事的了。后来，有文化、能写信的人越来越多，好多人，特别是一些老人，还找父亲写信，母亲推、父亲推，都推不掉。他们说，老人老事老情，年轻的谁也比不了，收信的也习惯了。父亲也就不再说什么，就一直写到去世。父亲肯定专门练过字，一手漂亮的行书，流利、方正、规整，有好多回信，人家在信里，夸父亲信写得好，字也好，没想到农村还有这样的文化人，这让来写信的人，也感觉脸上特体面，无疑增加了不少父亲写信的次数。
　　 我很早就会写信，想必与父亲的熏陶、教导有关系。父亲给别人读信时，我就认真听；有时父亲写完，就叫我给人家读，我也就认真去读，读的不顺畅的，父亲就纠正，不认识的字，就问父亲。初中以后吧，我只要在家，有人来写信，父亲干脆就叫我写，怕乡亲们不认，就推销我，或说不行由他再改。乡亲们说句有其父必有其子，就认可了。从那时起，信的开头、结尾、落款等格式，我就逐渐掌握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怎么切入，如何陈述，我也拿捏得差不多。当然，受益最多的，还是对真善美的认知，对世间冷暖的感觉，对人情礼貌的把握。几十年里，父亲写过那么多信，涉及那么多事情，方圆规矩、修养道德、乐善好施、知恩图报、勤俭节约等，在信里无一不涉及，我近水楼台，先入为主，学到了很多，加上父亲本身言行给我的影响，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受用终生，我感恩我的父亲！
　　 父亲爱喝酒，那年春节前，我得了二十几元津贴，想全部给老人家买酒。母亲说应该，但你当教师了，连个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还是先买件的确凉卡上衣吧，以后还愁你爸的酒？就没买，就成了终生遗憾！只是每年清明、春节上坟，我买瓶酒，围着坟头倒一个圈，我默默地念叨，让父亲在那边喝，多喝点，现在没有多少信可写了！
　　 今天写此文，也权当一瓶酒，献给父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