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孩子都有梦，梦里的世界总是美好的。
　　 漫步在乡间曲曲弯弯的小路上，放眼望去，坡坡崖崖，沟沟坎坎，所及之处，满目都是五颜六色的花朵。小鸟鸣叫着，蜜蜂忙碌着，蝴蝶飞舞着，偶尔从田埂上越过一只土黄色的野兔，骤然间给人以一种跳跃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刻，我的思绪就回到了从前，回到童年梦一样的年代。
　　 贫穷的农村家庭和闭塞的生存环境局限了翅膀的长度和高度，但总也遏制不了童年的天性：向往和飞翔。
　　 邻居家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桑树，树上结满了桑葚子。从春天到盛夏，桑葚子的颜色由绿色变成白色，进而红色，等到成熟后便成了紫黑色。爬到树顶上，坐在树枝上，吃着甜里略带一点酸的桑葚子是伙伴们夏日里最美的一种享受。桑葚吃好了，几个伙伴的嘴和手都变成了紫黑色。这个时候，仿佛早已约好了似得，飞身一跳，齐刷刷从树干上跌倒在树下的柴禾垛上。那样的感觉真的像坐了一次传说中的降落伞一样酣畅。
　　 听大人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铁轨上飞跑着的火车，有天空中飞翱翔着的飞机，有大海里航行着的轮船，还有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伙伴们什么也没见过，只能幻想着，把小板凳排成一排坐在上面轰隆隆地往前走，便当成了火车。把装过水泥的牛皮纸粘在高粱杆上，再拖两条长长的尾巴，做成了土风筝，再偷着拿一些母亲缝衣服的细线牵起来。随风而动的风筝飞起来了，这不就是美妙绝伦的飞机了吗？下雨天，从家里找几张纸叠成各种各样形状的纸船，放在雨水积成的水坑里，声势浩大的舰队也便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至于吃的东西，那就更是多的没法说了。鸟窝里抓几只麻雀，池塘里捞几只青蛙，架起柴禾一燎，伙伴们争着抢着就把几条腿扯开塞进了嘴巴里。山沟里的山桃山杏，有的酸，有的甜，有的涩，吃在嘴里别有一番风味。玉米杆子高粱杆子将外皮剥掉嚼着吃，甜丝丝的，汁液还足，就是上佳的北方甘蔗。瞅着谁家地里种了西瓜，小家伙们便乘着看瓜人午休的时候，匍匐着身子爬进瓜田里，头顶着将西瓜推出田垄外面的沟渠里，没有刀子，只能用石头块把西瓜砸成几瓣，连泥带土一起吞进肚子里。
　　 因为长得瘦弱，我到九岁才上学。大我十岁的哥哥把我送进村里的学校，班主任正好是哥哥的同班同学，村支书的女儿李云。原以为有哥哥这层关系，李老师会或多或少照顾我一些，想不到适得其反。李老师把小个子的我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同桌是身高马大的邢晨。邢晨脑瓜子不错，但一点用不在学习上，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却是他的长项。第一节语文课学的是五个字：毛主席万岁。当我写到万字的时候，邢晨的胳膊正好顶了我一肘子，把万字的撇写成了竖。当时的我自作聪明，添了一横写成了工字，接在后面才又把万岁写上。李老师看到我本子上的毛主席工万岁，二话不说，扬起教鞭就狠抽了我两下。真疼啊，两行泪扑啦啦地掉了下来。长大点后才知道，二哥在学校时就是淘气包，经常欺负人家李云，也许正是记仇，才把气撒在我头上。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数学语文双一百是常事。哪有不爱才的老师？到了二年级，李老师便把我安排坐在了第一排，好像因为我，他和二哥的仇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有几次，李云老师还向我主动问起过二哥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多，条件太差，导致村支书的老婆竭力反对，李老师很有可能成为我的嫂子。
　　 1979年中考，我以全乡最高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中学。可是当我兴致勃勃地把录取通知书捧在父母亲的面前时，却没有看到他们那种想象中的兴奋，父亲的脸上甚至挂着一丝忧愁。过了好一会，只见父亲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纸，我一看是四川一所军办电子中专学校的体检通知。爸爸说，军校择优招收初中生，按我的成绩只要体检合格就行。听人说只要上了这种学校，衣食住行和学杂费都由学校负责，家里就不用为上高中的九元伙食费着愁了。父亲可能没有考虑，以我的身体素质，加上很小就架了一副高度近视镜，怎么能过了军校体检这一关呢？军校上不成，父亲便劝我去读乡里的高中，那里离家很近，早晚跑校，中午可以自带饭菜，这样就不用为费用的发愁了。
　　 临近开学，母亲已经为我改做了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我也体谅到了父母的难处，准备着去上乡里的中学了。想不到的是，一大早李云老师来了。李老师一进门就说，恭喜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听他二哥说，因为费用的事，要让孩子去读乡里中学。这样做了，直接会影响到孩子的前途，怎么能行呢？伙食费的事我来想办法，重点高中一定得去上！
　　 怀揣着李老师给的五十元钱，二哥用自行车带着我和行李走了几十里路，终于在重点中学报到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父亲种了几亩菜地，起早贪黑地劳作着，用卖菜所得的钱供着我读完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
　　 童年时代的梦，从这里开始起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