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一省属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拿的第一个月工资，我还了毕业时向老师借的回家路费，第二个月工资拿到手，我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将其余的钱交给母亲，我叫母亲给父亲做一件新棉袄。年过七旬的父亲，寒冬腊月还要在田野劳作，他身上穿的羊皮袄还是三祖父离世前遗留给他的，已经起不到保暖作用。母亲曾告诉我，三祖父终身未娶，孤身一人，因病卧床半年，半年来全由父亲悉心照料。三祖父走前将穿了多年的羊皮袄留给父亲做纪念。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我是三祖父买来的，说父母非常孝敬三祖父，三祖父就买了个男孩送给父母。三祖父去世后的第二年父母生了我，父母生我之前连生我四个姐姐。我现在都二十四岁了，三祖父留给父亲穿的羊皮袄少说也有三十多年了，已经破烂不堪，羊皮袄的下摆接了几节，袖子和胸前打满了补丁，黑布面成了灰白色，内胆的羊毛脱落得所剩无几，几十年来父亲就靠这件破皮袄御寒过冬。父亲为了不让皮袄漏风，叫母亲在皮袄的腰部缝上一条布带，父亲常把布带勒得紧紧的，想以此防风取暖。父亲常常冻得佝偻着，像个乞丐，我看得心里非常难过。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父亲做件新棉袄，让父亲穿得暧暧的，不再受寒。
　　 几周后我回家见父亲仍是穿那件破皮袄，“爸的棉袄怎么还没做好？”我问母亲。母亲说：“你爸不同意做。”我问父亲怎么不同意做，父亲说：“不要做，还能穿。”“还能穿？都成什么样子了，以前是没有办法，我现在参加了工作，有工资了。”我着急地说。
　　 父亲说：“我又不到什么地方去，破旧点没有关系，能穿就行。你现在是吃公家饭的人，穿着方面要跟上帮，不要太克扣自己。”父亲又看向母亲说：“以后不要儿子的钱，我还能做事，不要让儿子牵挂我们的生活。儿子要用钱的地方还多，刚到工作单位，要置些家当，还要积些钱，要成家。”
　　 小时候家里实在太穷，缺衣少食。数九寒冬，父亲还是穿一条缝缝补补、补丁上贴补丁的破单裤，每天早出晚归，在田野干活，总是冷得浑身发抖。那年，母亲好不容易搞到一点布，准备给父亲做条双层布的夹裤御寒。父亲知道后，不让母亲给他做，父亲说：“我是大人抗得住，小孩子骨子软，抗不住。”他让母亲给我和小妹各做了一条夹裤。
　　 后来，有一天傍晚，三姐在火车站垃圾堆捡到一块包装箱上拆下的破布毯，布毯染的一条黑一条白的。三姐欣喜若狂，夹着这块破布毯跑回家，全家人看到这块破布毯如获至宝，母亲和三姐连夜给父亲手工剪裁拼接成一条裤子。笫二天父亲穿着这条裤子去生产队做事，他弯腰躬背锄地时，黑白条纹的裤子，远看像一只豹子，村里人嘲笑他，给他取外号“豹子”。父亲顾不了别人嘲笑，但难受的是毯子裤穿起来老往下垂，系上腰带，再用两根布带挂在肩上还是往下溜，尤其出了汗或雨水打湿了更是往下垂。父亲就是那样，自己穿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不能让子女受苦。
　　
　　 二
　　 我在县城读初中时，每周回家一次从家里带米带柴到学校换饭菜票。那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农民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计划口粮远远不够吃。但每次我回家带米去学校，父亲都对母亲说：“多带一点，不要让孩子饿到。”有一次，我又准备拿走母亲用布袋装好的放在米缸旁的米时，米缸的盖子没盖好，我看到米缸里米已不多了，我突然想到家里可能没粮了，我把布袋打开，往米缸里倒回一小半米。可能是母亲发现后告诉了父亲，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还没起床，父亲用母亲的头巾包了一小包米，放在我床上，对我说：“你把这米换饭票去，不要饿着。”我说：“家里米缸都快没有米了，你们都没有吃的了。”父亲说：“我们大人饿点不要紧，你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饿不得。”父亲用他那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说：“我要赶回去出工了。”看着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我的眼眶湿了。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剩下半箩筐碎米了，父亲说不知道以后情况怎样，这点碎米是用来活命的，他叫母亲用野菜加一小碗碎米，每天熬一点野菜稀粥给我们姐弟吃，他和母亲就吃纯野菜，吃棕树籽。由于严重缺乏营养，父亲全身浮肿，后来又染上肺结核。父亲病情严重，在县医院住院近一年，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医院要求病人出院，要家属准备后事。堂叔建议将我五岁的小妹送人。父亲坚决不肯，父亲说：“只要他没闭眼，他的儿女就不能给别人。”
　　 儿女永远是父母心头的肉。记得一个初春的早上，天气还很寒冷，父亲头上冒着热汗，气喘吁吁，来到我住的三楼，进门就对我说：“你知道吗？小妹计划生育结扎了。”我说：“我知道，这是政策要求，她生了二胎就要结扎。”父亲眼圈发红，哽咽着大声说：“她这么年轻，刚二十出头，就给结扎了，今后怎么办？”我请父亲进屋坐下歇息，喝口水，我又问父亲吃过饭没有。父亲一言不发，眼含泪水，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起身离开我家。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我新搬的家。
　　 那时机关职工住房很困难，我好不容易分到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我告诉了父亲，搬家时，我想带父亲来看看我的新家，我打算在客厅给父母安一个床位，把父母从乡下接来和我一块住。父亲说：“一室一厅的房子小了点，三楼他爬不动，等以后分套大点的、楼层低的房子他来看看。”想不到他今天却是自己走二十多里小路，一路借问找到我家，特地为说小妹结扎的事，可见父亲的心里是多么担忧和难受，儿女就是他心头的肉。
　　
　　 三
　　 父母生我时都四十来岁，我成年时父母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我常年在外读书，没有给父亲分担一点担子，我上面四个姐姐也都是十八九岁就许亲嫁人，长大一个嫁走一个，不能给父母亲帮衬替力，还要赔上嫁妆。父亲从无怨言，几个姐姐都视若掌上明珠，条件稍为允许，他都送姐姐们读书，当时送女孩读书在十里八乡也是罕见的。那年，母亲突发高血压中风，小妹正读高中，姐姐们都出嫁了，我在外地读书，父亲里里外外一个人，既要到生产队劳动，又要做家务、照顾母亲。母亲和父亲商量是否让小妹休学，帮助他分担点家务，父亲不同意，父亲说：“幺女读书不能停，我一天少睡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生活所迫，父亲非常注意谋划，村里人叫他规划师。一年到头，大事小情安排的妥妥帖帖，他把零碎的时间利用到了极致。他到一地干活，总要把沿途的事顺带做了，免得专门花时间去做。他从不空手出门，他出门的行头常常是“三件套”——肩上扛一把锄头，锄柄上挂一只畚箕，畚箕里放一把柴刀，他可以随时随地捡柴拾粪，省去了大量砍柴积肥的时间。村里人夸他能干，说他走路都带风，一人能顶三个劳力，他总是淡淡地说：“没法子，不做不行，张嘴吃饭的多，做事出力的少。”
　　 他总想让我们姐弟少劳累，自己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劳作，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才摸黑回家，常常是饭还含在嘴里就起身干活。无论寒冬还是酷暑，晴天还是雨雪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哪怕是逢年过节，也没见他真正坐下来歇息片刻，他永远有做不完的事，那黑瘦的身躯就像被鞭子抽打着旋转不停的陀螺。
　　 最令我难忘和痛心的是父亲的一双手，由于祖父去世早，父亲从小就下地干活，无论数九寒冬也免不了下田劳作，他的双手冻烂了，手掌和手指皲裂出一道道深沟，动一动就流血，贴上胶布不管用。母亲就用糍粑或浆糊先把裂沟填满，再粘上一块块布条，每年天气一转凉，父亲的双手就粘满了五颜六色的破布条。手掌和手指被布条和浆糊粘贴得厚厚的，收不扰，吃饭握不住筷子端不了碗，痛得额头冒汗。
　　 父亲就靠这双手，养活了我们全家，供我从小到大，吃穿上学。那天，看着父亲这双粘满了五颜六色破布条的手，我的心如刀绞，我对父亲说：“等我出来工作了，我一定把您的手治好，一定不让您冬天再下地干活，再这么痛苦了。”父亲笑笑，淡淡地说：“我不要紧，你们能过好就行。”
　　
　　 四
　　 那一年，我从共大分校毕业回乡务农，有一次我和五六个人在生产队的豆苗地里锄草，有个人突然跑到我身边，无缘无故地用锄把敲一下我的脚，虽然他动作轻，没有伤痛我，但他为何这样做，我感到莫名其妙，也很气愤。回家时，我告诉父亲，我说要找机会报复他。父亲听后也很气愤，但他思考片刻后说：“你虽然也十八九岁，但长期关在学校里，他三十来岁，力气大，打架你可能会吃亏。”“那就让他欺侮我们？”“他是欺侮我们，他故意挑衅你，让你出手，好伤害你。他知道你学校毕业，学了技术，回来想找工作，他就是想搞坏你的影响，让你找不到工作。”
　　 有一天晚上，几个造反派把父亲关起来搞“逼供信”，要父亲承认有历史问题，父亲不承认，他们殴打父亲。父亲回家也没有告诉家里人，自己偷偷叫大队医生给他跌打损伤的药膏。后来医生告诉我此事，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说：“我怕你生气，一时冲动，找他们理论。”父亲还说：“找他们理论是没有用的，他们根本就不讲理，你去找他们反而连累上你。”
　　 父亲就是这样，为了保护儿女，不让儿女受到伤害，他隐忍克制，忍辱负重。
　　 那年，我三十虚龄，三十而立，我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我的小妹也已出嫁生子，父亲感到他的责任完成了，他竟然蓄起了胡须。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感到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他确实太累了，他要卸下身上的担子，“马放南山”。
　　 看着蓄须的父亲，我很不习惯，我没有做好与父亲角色转换、当家作主的心理准备。
　　 那天，父亲突然走了。
　　 我亲口向他说的或暗自承诺的，要治好他的手，要让他不再辛劳受苦，要让他吃好穿好住好，哪一样也没有实现，我心里无比的内疚自责。
　　 父亲没有等到我的报答，他似乎根本就不打算儿女的报答，他一生就是为儿女而活，为了儿女的幸福而活。
　　 我多么怀念我的父亲，我有时会突然间情不自禁的想起父亲，想起与父亲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
　　 父亲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在我生活中的桩桩件件，常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他对我的抚爱如阳光一样永远温暖着我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