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痴昧不明，不好好念圣贤书，没考上大学，家里只能掏钱让我去西安读个自考大专班。也是赶时髦，也是阴差阳错，选了新闻专业。学校则挑了世上最好的大学，西北大学。
　　 在西大校园里，悄悄地，不声张，头昂起，脸挺平，混在天之骄子的统招生里面，谁能从你脸上看出“自考”或“大专”的字样来？但自卑是水上浮着的葫芦，压是压不住的。
　　 三年里一门课接一门课地考，和玩游戏打怪升级是一样的，要是全通过了，就能拿到毕业证啦。不少人半途而废。反正我这个毛猴子好歹是赶到山顶把桃子摘了。
　　 此后找工作倒也顺利。稀里糊涂进了A报社。好巧不巧，另有一男一女两个同班同学也来这家报社讨饭碗。也是美事，不势薄力单了，三人可抱团矣。报社的人也开玩笑，让我们三个人头磕到地上，学桃园三结义哩。
　　 A报社离我们学校也就两站路，在水泥巷附近。铁栅栏门进去，一栋四层的小楼就是办公的地方了。一楼是临街的门面房，最显眼的是一家叫五味香的葫芦头店。什么是葫芦头呢？好吃的，猪肠泡馍是也。
　　 水泥巷紧挨着何家村。何家村是西安有名的城中村，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基本会选择租住这样的村子。村里见缝插针盖楼，聚集的外来人口动辄过万，住城中村俗称为挤马蜂窝。
　　 我把几本书和枕头包在被褥里，叠成一团，凉席再把被褥一裹，找个绳子一扎，肩上一扛，出了学校门，到水泥巷的出租屋去了，成了一个社会人。天热，额头沁着汗，牛仔裤磨得白白的，腰里用金属链子拴了一个新买的摩托罗拉寻呼机。时不时一响，嘟嘟嘟，嘟嘟嘟。
　　 买了锅、碗、刀、铲、煤气罐，在何家村安顿下来，第二天就去上班。出租屋离报社步行也就十分钟。路边是巨大的法国梧桐，投下巨大的荫。法国梧桐里有夏天的第一声蝉鸣。
　　 也不用坐班，开个早会就散了，各路人马四散开，跑新闻去。城南城北，盲人瞎马，到处乱跑。跑回来就写稿子，交稿子。写不好了稿子画个叉叉打回了，哼哧呼哧还要重写。拖拖拉拉，下班时天已经擦黑，城市的轮廓模糊且暗沉，肚子早已饥，在五味香来一碗葫芦头，或者别的，然后散去，各回各家。
　　 我走过夜色昏沉的水泥巷，回何家村。一到村口，我的眼睛就亮了。何家村的夜是美丽的，挨挨挤挤的摊位和店铺以及人流，在灯火明灿中将此营造成了一个辉煌世界。白日里的城中村那些乡土、凌乱、凑合、拥挤、腌臜、劣质等种种不良观感全都隐去。我每次走进城中村的灯火阑珊之中，总疑心这是个幻境。
　　 后来发现，报社一半的同事都在水泥巷里住。我们那时候，都青葱，都蓬勃，都懵懂，都贫贱。当然，住何家村的同事里包括我那两个同学。男同学叫祖冲之，女同学叫伊丽莎白。住得近，方便他俩常来我处蹭饭。来就来吧，最恨的是，祖冲之一来就给我的文竹浇水，不让浇，不让浇，最后还是把我的文竹浇烂根了，浇死了。
　　 那是二〇〇一年的初夏。记忆里有夹竹桃的烂开漫落。记得那时的暴雨倾盆。记得那时的说说笑笑。记得那时苍蝇馆子炒拉条子的香味。记得那时西瓜皮腐烂飘荡在村子里的臭味。记得那时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稿子是写端午的香包。里面有引用了几句古诗，同事就说我文采风流了。
　　 当时是试用期，每个人都在暗自鼓劲，要多发稿子哩。我的聪明伶俐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我很快就得窍了，知道怎么投机取巧，稿子还能写快写好。于是日子开始变得松弛有度。采写稿子就好好采写稿子，玩耍就好好玩耍。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精神头，到底是年轻啊。我那两个同学也不赖，稿子常常占据着头条和倒头条。我们三人为母校西北大学在报社获取了口碑。只是母校并不知。
　　 去八仙庵，在周边遇到算命的装神弄鬼，我回来就写篇稿子。去火车站送朋友，看到广场上席地而卧黑压压一片人，回来也写篇稿子。在街上发现流行红裙子白鞋子，我回来还是写篇稿子……我的稿件来源全是我的生活，所以是写不尽的。我那时候就像鱼，游来游去，沾了春水，沾了秋水，知道了人间温凉。别的记者往往喜欢经热闹场面，见风云人物，去了就掏笔掏纸掏相机，被采访的见状也一本正经起来，嘴里亦开始不吐人话矣……
　　 当然，我有时候也会被报社指派去参加一些采访。去某民办院校参加一个活动时，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红包，美其名曰车马费，装在一个信封里，二百元。别人拿，我也拿了，不拿白不拿。我参加工作第一月的工资也不过八百多。
　　 那个夏天，我走了那么多路，在西安这座城市走来走去，费鞋，也晒黑了。黑了就黑了。还流了那么多汗呢。缺水就补水，拼命喝。仰脖一灌，咕咚咕咚。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常常随身携带着一个巨大的塑料水壶。一走，晃啊晃啊，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片海。
　　 期间，还顺便和一个江南女子谈了个短暂的恋爱，那是我的初恋。此处就不展开描写了，因为酸呀甜呀的小情调我不好把握，更何况读者诸君一身正气，也不爱看这个。
　　 报社庙小，泥神不多，记者部人最多的时候也就二十来号吧，编辑部也就十来个人。我和其他部门的人不太来往，所以不提。就在这熟悉的三十来人里，除过祖冲之和伊丽莎白，有几个同事印象深刻。
　　 一个叫虎子。记者。陕南镇安人，口音上就能听出来。聪明伶俐，笑嘻嘻，没火气，我就没有见过他瞪眼竖眉毛过。虎子年龄也小，姿态也低，见人不是叫哥，就是叫姐。大家不叫他大名，都虎子虎子地叫。虎子也住何家村，且离我最近，所以虎子不学好，跟着祖冲之和伊丽莎白来我处蹭饭。当然，我也去他处蹭饭。礼尚往来嘛。
　　 我和虎子曾搭伙采访。有一回，饭点了，在八仙庵附近吃羊肉泡馍。吃得正酣畅，虎子从碗里扒拉出一只肥大的苍蝇，惊呼：杨哥，杨哥，你看这是啥？
　　 我顿时吃不下去了，多余的话也没有，筷子一摔，拉着虎子就往外走。一个服务员冲出来把我俩撵上，振振有词，说一碗有苍蝇，那就不收钱了，情有可原，另外一碗没有，那饭钱还是要掏的，理所当然。
　　 然后我就看虎子的手要往口袋摸钱哩。我牛脾气上来了，坚决不让，毅然把虎子拖走。都走出几百米了，虎子嘴里还嘟囔：唉，都不容易哩，也不是故意给咱碗里放苍蝇的。
　　 虎子是个机灵人，写稿子又快又好，笔头极佳，不过也干傻事哩。和上文提到的我那个初恋有关。唉，不说不行，绕不开。
　　 我和我初恋逛街，遇虎子。虎子夸我初恋漂亮，像某某电影演员。这都对着哩。紧接着虎子又嬉皮笑脸地说：我早都听说你了。杨哥说了，是你倒追他的。
　　 我初恋笑笑，嘴一抿，啥都没有说，我则死的心都有了，尴尬的想要寻根绳子去上吊。虎子看不出来眉高眼低，还嘿嘿笑呢。
　　 一个叫齐永峰。记者。原本是北郊某国企员工，接他爸的班，所以参加工作早，结婚也早，得娃也早。他闺女叫齐思妙想，四个字，让人过目不忘。国企效益不好，他停薪留职，跑来应聘做记者，也算是个能人。此君剑眉，玉面，细腰，爱穿修身的小西装。英俊小生也。且不是绣花枕头腹中空，写稿子也是小能手。所以，女同事爱他，领导也爱他。
　　 一个叫小方。记者。名字忘记了。剽窃稿件不避人，大大方方地。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没法在网上扒稿子，他拿个小剪刀，这个报纸上剪点，那本杂志上剪点，人称“剪刀手小方”。小方很讲礼貌，见面给人鞠躬的那种。后来小方就从报社消失了，下落不明。报社是摆流水席的，很多人来了走了，难得我还记得他。
　　 一个叫邹景春。记者。如果没有记错，老家是河南的，说话带点口音的。皮肤又黑又亮，牙齿又白又齐，给人非常积极向上的感觉。工作勤勉，待人亲厚。但是因为他不住何家村的缘故，我和他往来不多。
　　 还有一个王常春。记者。和邹景春是报社记者部的“二春”。邹景春是大春，王常春是小春。小春瘦而孤僻，头发温顺地贴在额头。此人是个作家，我看过他一篇文章，写他童年时期在农村过着悲惨艰辛的生活，把我都看哭了。
　　 编辑里有个姓张的大哥，有江湖气，不知道为啥和隔壁同事发生争斗。第二天他竟带来两个壮汉一起来上班，一办公室的人都震惊，问咋还带了保镖。答曰：防人之心不可无。
　　 还有个女编辑，名字忘记了，面孔也模模糊糊。只记得瘦瘦一个人，已婚，还没有要小孩，和老公也蜗居在何家村。我路过她家，受邀上去坐坐。是个二楼的小居室。楼下是个裁缝店。我倒记得这个。
　　 她给我拿烟，我不抽，她就给我倒茶，他老公穿着塑料拖鞋小跑下楼，买了一大捧点心上来。
　　 我挺感动的。因为报社上下都知道，我这个同事两口子刚东拼西凑买了房，又要还按揭，又要攒装修的钱，所以省吃俭用，从来不在外面吃饭，自己做，买菜主要买茄子和西葫芦，茄子和西葫芦便宜。就这，人家还给我买点心哩。唉，就这，人家名字我还没记住。
　　 刚来报社那阵子，是欢畅而充足的。尽管很快就失恋了。难过一阵子也是正常。不过这一阵子真长啊，一阵子像一辈子。
　　 夏天过去的时候，报社组织我们去秦岭山上玩。山上风景很好，自不必说。游戏也好玩，其中有个项目是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张弓，让我们去射散养的鸡。射中了拿到厨房就宰杀了做大盘鸡吃。住的也有意思，是做成蒙古包样式的山中小屋。这个山头一个，那个山头一个，头顶是夜幕，闪着星星。
　　 深夜，山里冷。我和几个同事，都是年轻人，有男有女，挤在一张床上，用被子裹着腿，大呼小叫打扑克。也不知道怎么的，我的手和另一个人的手就如触碰了捕兽夹，粘上甩不开了。
　　 和我牵手的人是报社一女同事，抱歉，名字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记得她当时瞪着黑眼珠，装着若无其事，我们的手就一直被子里偷偷握着，心里的小鼓轻轻敲着。
　　 期间副总编跑来观战，让我给他挪一个屁股的地方，我们的手才松开了。副总编看了一会牌，被人喊去打麻将。我们的手又迅速拉上了，做贼一般，带磁铁一般。她嗔怒地朝我皱皱鼻子，又低头偷笑。我早已魂飞魄散。
　　 下山后，我们在报社碰见，也就点点头，如此而已。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也只能楼道擦肩。她大我几岁，听说她那时候已经订婚了。那次拉手算什么？耍流氓吗？我不知道。这事是我们的秘密，她不提，我不提，藏心里。后来，我渐渐就恍惚了，觉得那山中的牵手怕不是真的，是一场梦吧。
　　 好光景总是去的快，半年吧，A报社就衰败了，而以华商报为代表的都市报噌噌噌地起来了，整个西安城满大街卖报纸的在喊：华商报，华商报。于是，不管认字不认字，戴眼镜不戴眼镜，都拿一份华商报看哩。那时候，去称两斤辣子面，包辣子面的纸肯定都是华商报。
　　 我们报社发行量一下掉到沟里啦，主管单位也想甩开烂摊子，抱的态度是赶紧散伙吧，就不管不顾起来，也不投钱了，我们这些记者的工资已经减到最低，这其实就是变相裁员呢。有些人脑子活，看形势不对，有门路，有机会，就赶紧跳槽了，最好的去处就是华商报。
　　 报社元旦聚餐的时候，人心惶惶，谁要走，谁要留，已经在明面上说了。我喝醉了。第二天我听说，我喝多了，往桌子底下出溜，是祖冲之和伊丽莎白二人一左一右从两边架着我的胳臂。你看，同学到底是同学。
　　 第二天，我头疼，想去吃碗酸酸的岐山臊子面醒酒，一摸口袋，就几块钱了，强忍着不适去一个同事家去借钱。这个同事是报社的校对员，叫老乔，一头白发，像个老中医。老乔已经退休了，发挥余热，返聘回来的。他家离报社不远，就隔条马路，这也是他愿意来上班的原因之一。
　　 找老乔借钱。一是在报社，我和老乔还聊得来，有点交情。当时还是手写稿，不是电脑打字。他老夸我的手写稿字迹最清爽，别人的不行，鬼画符，一看血压就高。二是其他同事都水深火热了，只有老乔不缺钱，有退休金打底嘛。
　　 我说了来意，借钱。老乔没有借给我，给我递了一个大苹果。
　　 从老乔家出来，因为宿醉的缘故，我的大头皮鞋一踢一踢，感觉腿是软的。踩着落叶，走到水泥巷。猛一回头，看见一棵法国梧桐的树枝上倒挂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吓我一跳，一下就灵醒了。水泥巷当时有个半痴半傻的流浪汉，拣瓶子拣纸壳为生，在街上尿尿也不躲到树背后，人瞪他，他还笑哩，布娃娃就是他的杰作。唉，天这么冷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活呀。
　　 春节报社终于关门大吉了。树倒猢狲散。祖冲之问我有啥打算，还说香港一家报纸在西安的记者站招人哩，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
　　 又问我去不去华商报。我嘴上不说，我心里在想：祖冲之啊祖冲之，咋俩啥情况，你不清楚吗？大专文凭，还是自考，人家现在正红火，门槛都高了，去了人家不要，脸往哪里搁？
　　 我就说：不去，不去，写稿子写得够够的了。
　　 我当时已经发下了誓愿：以后再进报社再当记者，我就是吃屎的狗。
　　 散伙饭本来说要在报社楼下的五味香吃葫芦头，最后也乱哄哄的没有吃成。没有吃就没有吃吧，管它香不香，倒是扎扎实实五味杂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