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
　　 阳历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九这天，是这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中的第十八个节气霜降。说来节气也真的很灵验很准成，这几天原安县连续下了几场浓霜，接着气温就骤降下来，最低温度一夜间就降到了零下四五度了，寒冷的北风庄严地向人们宣告，松嫩平原的冬天降临了。
　　 原安县城宝塔街也就是西大街路北铃铛胡同的一座土平房内，兰花甸五队社员下放户讲道理和外号叫随扁脸的随景广正在吃早饭。讲道理往嘴里扒拉一口小米饭，又夹了一口土豆丝送进嘴里，边嚼着边对随扁脸说：该叫车过来往回拉粪了。
　　 随扁脸这时也在吃饭，他夹了一大筷子辣椒酱送进嘴里，由于数量过多，辣得他边叭哒嘴边嘶哈着，实在辣的受不了，马上舀了一碗凉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然后回说：是该叫车过来了。这三堆粪怎么也得拉六七十车，两台大马车也得拉一个多月呢，春节前怎么也得拉个差不多，开春就该往地里送生产队大粪堆的粪了。
　　 铃铛胡同内的这间土平房，是兰花甸五队的城肥积肥点，已经设立了有五年了。自从大队书记所葆元提出的“四要”（即冬天粪堆堆要大，春天小苗要齐，夏天杂草要少，秋天收割要净）的要求后，得到了各个生产队领导和社员们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响应。在积肥方面，各生产队都在原安县城设立了积城肥的点，一年四季不间断。
　　 五队的点是全大队设立最早的。积肥点上平时放两个人，农忙时放一个人。派到积肥点上的人都尽量选些年大体弱的劳力，积城肥的活儿虽然每天与粪水打交道，味道不那么鲜美，甚至臭烘烘的，可劳动强度不那么大。生产队在安排人员时，就安排喝酒喝得有些半身不遂的随扁脸和不太会干农活的城市下放户讲道理之辈。他们也乐得干这活儿，这可以使他们避开春种夏锄秋收等那些重体力活儿，再说县城毕竟是城里，一天热热闹闹的，总比乡下要强上好多。讲道理本来就是县城里的人，倒没什么。随扁脸就不一样了，觉得自己像城市人一样的荣耀。此外，还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实惠，就是每人每天还能获得4角钱的菜金补助，一个月也有十多元呢。
　　 当初村里有的人对去积城肥的活儿并不看好，路菊花就对随漏斗（随漏斗是随景广的另一个外号）说：漏斗，是你主动要去城里积大粪的，是吗？
　　 随扁脸驳斥她说：你这个老娘们咋那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积大粪，那叫积城肥好不好。
　　 反正都一样，不就是去城里掏厕所吗？路菊花指着随扁脸说：等你过几个月回来时，你随漏斗指定就变成了随粪斗。你要是回村里来，一定要先上村东的大坑里好好洗洗你那满身的粪水和臭味呀，要不进村里把整个村子都能拐带臭了。
　　 行。随漏斗说：等我回村子里时，一定向你报告，到时候你一定陪我去东大坑洗澡，咱俩来个鸳鸯浴，你顺便帮我擦擦身子。
　　 路菊花上去薅住随漏斗的耳朵，就拧了起来，把随漏斗拧得嗷嗷叫，边拧便说：看你随漏斗还敢不敢占我的便宜了。
　　 祥钧谊正好路过，拉开路菊花，说：菊花呀，话可不能像你那么说，粪肥是臭，可是，没有粪肥的臭，哪有五谷的香啊？饭是香的，可吃掉肚子里又会变臭的。事物就是这么循环往复轮回的。随扁脸积城肥，身上可能会有些味，可他主动要求干那活计，应该说思想上还是先进的吧，还是值得赞扬的，是吧？
　　 路菊花听老书记说话了，赶快松开随扁脸的耳朵，点点头，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随漏斗，说：漏斗，既然你去积肥是好事，那就祝愿你成为随满斗！
　　 随漏斗当即乐了：这还差不多。有你的祝福，我一定好好积肥，多积肥，让咱们队的大苞米棒子长二尺多长。他边说边比划着。
　　 后来，老书记祥钧谊也曾经去队里城肥点上干一年多的时间。祥钧谊去积城肥也是他自己申请的，他所以申请去积城肥，有着他自己的核计，那就是他特别喜欢看戏，县城有好几个戏园子，有个评剧院也叫黄龙戏剧院，以演评剧为主；还有一个二人转剧场，叫作“三月风”剧场，主要演东北地方戏二人转；还有一个说东北大鼓书的地方，叫“说唱苑”，主要是说东北大鼓书，有时也演驴皮影。他白天干完活儿，晚上没事就到县评剧院去看评剧，或到二人转剧场去看二人转，或去“说唱苑”听东北大鼓书，那一年里他连看戏带听书共有100多场，那几个月的菜金补助都被他买了戏票了。那时候戏票也很便宜，一张才一角钱，有的才几分钱。
　　 原安县，在省城长春市的北边，离省城60多公里。管辖全县4个镇27个公社，有土地面积5300平方公里，人口70多万。松花江流经县城东北，伊通河绕县城流过。原安县城建城较早，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唐代时是渤海的扶余府址，北宋时是辽的军事重镇黄龙府，元代后期被废弃，成为蒙古族放收场，荒芜达400年之久，直到清代之初，尚是一片大草原，那时水草茂盛，动植物繁多，当时有民谣说：
　　 青草蒿子齐人腰，
　　 狐狸野兔遍地跑，
　　 鹌鹑百灵满天飞，
　　 唯有人烟稀又少。
　　 后来随着关内移民的到来和开发，原安县城开始兴建，清光绪十六年（1890），以古城址为基础，筑成周围3．5公里的城墙，设四门，到光绪十八年（1902），修建街道，分东西南北四条街，交叉成为十字街，之后逐步兴旺发达了起来。其中西街最长，有近一公里。等于东、南、北三条街长度的总和。西街又叫宝塔街，因为在西街路北有一座建于辽代的黄龙塔，八角十三层，高33米，斗拱重檐，巍然屹立，成为这个县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这个县城早期黄龙府名字的由来，西街的商铺也最多。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时期，在长春市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原安便成了这个伪政府的畿辅之地，这里所产的粮食大都被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强行掠夺去了。
　　 到1965年时，县城才只有不到3000户人家，两万多口人。除了主要街道两侧基本上是砖瓦房外，胡同里边大都是土平房，又没有自来水。全城都是旱厕，这些遍布县城的数百个旱厕，如果不及时清掏，日积月累就会臭气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更是城里人一件最头疼最闹心的事。然而，物有其用，这些臭气熏天的城肥恰恰是县城周边广大农村求之不得的宝贝。
　　 五队的这个积肥点是原安下放户讲道理帮助联系建立的。这个讲道理原是原安县养路段的一个工人，他帮着联系到的房子的房东是他的一个表兄弟家。五队积城肥的人住着那家房子的一个小房间，房中有一铺小土炕，顶多能住4个人，屋里生着一个铁炉子，既可取暖又可做饭。主食就由他们自己从家中把磨好的小米苞米面用车捎来，副食也是自家产的土豆萝卜大白菜什么的。
　　 生产队租房子也用不着花现钱，只是在生产队的大马车来拉城肥时，给拉来一些苞米秆子苞米瓤子等烧柴，以及一些土豆萝卜大白菜等生产队自己产的蔬菜就可以了。至于给拉多少菜和柴，双方事先商定好了，都认为合适都觉得不吃亏就中了。当然作为生产队那么大个集体，一般是不会亏待个人家的。
　　 至于他们负责的收集粪肥的六个旱厕，开始是不需要向任何单位和个人交付什么费用的，只是乡下到城里来积城肥的人多了起来，城里的街道负责人见他们那些又臭又臊的屎尿成了宝贝疙瘩，才开始商量积城肥的人，是否也给他们个人捎点烧柴和蔬菜什么的。不过他们也只是商量，不敢口气太硬，如果他们生打硬要，人家不去收拾他们的厕所了，他们的厕所几天时间便会粪水四溢满街流淌臭气熏天，那样，他们就不仅什么也得不到，还得自己花钱雇人去收拾去管理。可见，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在变化着都是在转换中。有人要了，臭粪臊尿也能换来香饽饽；没人要了，就要花钱雇人去清理，还得破费钱财。
　　 兰花甸五队共有熟地100垧，按照每垧地6车粪肥的标准算，需要600车。他们每年从县城积肥点最多能积到200多车，占全生产队所需肥料的三分之一，这对于全队的粮食生产十分重要。他们管理的六个旱厕，用从城郊拉来的泥土混合从厕所掏出的粪水，每个旱厕一年能积成一个可拉三四十车的粪堆，待到生产队场院里打场脱粒的活计接近尾声了，生产队拉城肥的大马车便蚂蚁搬家似的穿梭于城乡之间了。
　　 可派谁的车去拉城肥，这在生产队里也是有说道的。五队一共有四掛大马车，从两年前起，就已经全部换成了胶轮车，原来的木质铁箍的花轱辘车已经全部淘汰了，就放在生产队的场院外，那种人们用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原始笨重的农村交通运输工具，已经成了古董文物了。现在的胶轮大车，两个轮子的内外带都是皮的，用气管子打足气后，装上一两吨重的东西，几匹大马拉着走起来显得轻飘飘的，无论人还是牲畜都觉得省心省力。
　　 场院打场的活还没有完全结束，就要一派掛马车去拉城肥了。派到谁身上，谁都乐不得去，原因是从九月下旬秋收开始，所有的社员都集中在村里搞三秋大会战，整整一个半月人们就在村里村外地里场院打转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连村子都没有功夫迈出一步，谁不想趁机到外面尤其是到县城去转转呢，顺便还可以下下馆子，吃根大麻花，或者还可以看一场二人转转星赵桂荣演的二人转《西厢记》呢。去一趟县城，每天还有几角钱的菜金补助。
　　
　　 二
　　 听到县里城肥点通知队里可以拉城肥的消息，政治队长汪运浒首先兴奋起来，自打秋收开始以来，生产队的马车一次没有离开村子，邵过年这个赶车的大老板子也一直在村子里赶车拉秋，他就一直没有机会和邵过年的老婆妇女队长应春月约会，这令他非常的焦躁不安，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这天晚上下工前，政治队长汪运浒便亲自布置大老板子邵过年：县城积肥点来信了，可以拉城肥了，你再带领一掛车，明天就去县里拉城肥。
　　 生产队长郑立业听说派两掛车去拉城肥，担心地说：每年这时候都先派一掛车，今年也先派一掛车吧，场院里的活还没完呢，一旦突然来一场大雪，就麻烦了。再过个十天半月的场院的活就利索了，再派两辆。
　　 汪运浒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怕光派大老板子邵过年去，太过显眼，派两掛车可以遮人耳目一些。他这样做其实也不过是掩耳盗铃，他与妇女队长应春月的关系，在五队几乎尽人皆知了。农村不比大城市，城市里即使住在一个楼里，即使是住在一个单元里，如果不走动的话，有时住了几年甚至都不认识不了解。正所谓“呼噜之声听得见，见面仍是陌生人”。可在农村就不一样了，尽管一家一个院，门不挨门户不对户，因为一住就是几代人好多年，谁家几口人，哪个人哪几年哪月哪日生，哪块有胎记，哪个人爱吃酸哪个人爱吃辣，哪家哪里来了个远房亲戚，哪家院里哪一刻钻进只鸡窜进条狗，人们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更何况你两个大活人一男一女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粘拉呱唧扯肩搭袖的，怎么能逃过人们那众目睽睽的目光呢。尽管一些事情可能人人皆知，往往当事人却被蒙在鼓里。汪运浒与应春月的事情，应春月的丈夫邵过年就被严严实实地蒙在了鼓里。
　　 汪运浒安排完邵过年去拉城肥的事儿，别提心中多么爽快了，直兴奋得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一些有手艺有特长的人，都是很有瘾头的。农村的那些手艺人也是一样，泥瓦匠几天不摸抹泥板，就会觉得憋得慌；木匠几天不动锛刨斧锯，就会觉得手痒；赶车的老板子若是几天不赶车出村，就觉得迷里马登的。当他们套上大马车，坐在车耳板上，举起手中拴着红缨绒穗的大鞭，甩出几个炸响，一溜烟出了村子，奔上溜光大道时，那心情简直就如同蛟龙入海虎放南山一样的痛快，那感觉也如同黄帝驾着龙车辇离朝出巡一样的神气。虽然赶车也有赶车的麻烦和辛苦，可比起在生产队集体当中春天扬粪扶犁点种，夏天冒着严热铲地放垄，秋天弯腰割谷子割黄豆捆个子那些活儿，还是要轻松得多。
　　 邵过年特别喜欢赶车，更别说还当上大老板子，还可以指挥其他的三辆马车，那感觉如同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一般，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每次赶着大马车出村时，他嘴上都要哼着电影《青松岭》中的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长鞭那个一甩，
　　 叭叭地响哎，
　　 赶着那个大车出了庄，
　　 哎哎咳呀。
　　 劈开那个重重雾哇，
　　 闯过那个道道梁哎，
　　 要问大车哪里去，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哎哎咳哟
　　 ……
　　 人们从来没有听见邵过年唱过歌，他粗门大嗓五音不全，也从来不在人们面前张嘴唱歌，可他就是喜欢这首《青松岭》的插曲，他也不在别人面前唱，也不在别的时候唱，就是在每天赶着大马车出村的时候唱，他就是唱给自己听，唱给拉车的那几匹马儿听。他觉得所有的歌曲都没有这首“长鞭一甩”的歌好听，他不知道这首歌是谁编的，他打心眼里感激这个编歌的人，他寻思那个编歌的人准是一个赶大车的出身，要不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歌呢，他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给他邵过年编的。他每每就沉浸在那辆大马车、那杆长鞭和那首歌儿的美妙之中，如若没有这辆大马车、这杆长鞭和这首歌曲，他都不知道自己还怎么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