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作为战国时期的韩国宗族公子，他的立场亳无疑问是站在统治阶层的那一边的，对于这一点，作为现代人的我无须拿韩非的立场说事，在细枝末节上大作文章。毕竟作为当时的贵族公子，韩非维护自己所属阶层的利益，这也是人之常情。他的初心是希望君主能针对当时的现状及时改革，实行法治，让国家变得越来越好，他的忠诚与格局，是值得世人肯定的。
　　
　　 在《五蠹》中，韩非具体阐述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那就是时代不以人的意志而倒退，只会向前推进，所以君王的治政理念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步自封，不能把前人的治政理念奉为金科玉律拿来生搬硬套。韩非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应该说，他是具有敏锐的眼光、非凡的才能与超前思维的。他的智慧谋略，多少后人都难以企及，也难怪当时的李斯嫉妒他、秦始皇也对他又爱又恨，留之不安，除之不舍。
　　
　　 这几天读《五蠹》，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韩非反对仁治，他认为儒家的言论举张惑乱人心，是扰乱法治的蛀虫之一。他认为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不可能一致的，就像公与私本来就是对立的，一个君主不能既希望国家强大的同时，又纵容扰乱法治的五蠹之民，这是互相矛盾的，也是危险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想要把国家治理好，就不能瞻前顾后，存妇人之仁，而是一心一意推行最适合当时现状的法治。
　　
　　 韩非提到直躬向官吏告发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结果是反遭官吏反感，认为直躬的行为属于大逆不道，将其杀害，这样的后果导致了楚国人后来都不敢再向官府举报坏人坏事。
　　
　　 这就是当时的人们被儒家思想禁锢的原因。对于父亲偷羊一事，以正直著称的直躬自然不能容忍，他果断报告官吏，本来是希望官吏惩治父亲的偷盗行为，以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没料想官吏反而认为子不该扬父过，应该“子为父隐”，举报父亲是子暴父过，大不孝，这是有悖人伦的行为，于是官吏反而把直躬给办了。这样的后果就是人们默认亲人犯事应该替其保密，不能宣扬出去，于是姑息养奸之风形成，再也鲜有大义灭亲的正直人了。但是当世风日下，奸人当道时，谁又敢说不是因为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言论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韩非还说到鲁国人跟随国君打仗时，因为担心积极应战会让自己战死沙场，死后又没人代替自己照顾家中父亲，只好消极应战，于是三战三败，然而孔子知道其人的动机后竟然认为其人守孝道，举其做官。这样一来，鲁国人就把临阵脱逃当成理所当然，不再奋勇杀敌。孔子这样做是不是将国家置于危难境地吗？国家的背叛者却成为了被世人争相效仿的人，这不是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吗？
　　
　　 韩非列举的事例很有代表性，也涉及到顾大家舍小家、法治与人情之争，还有国家大义与人之本能之争。以私心为出发点，世人就会认可官吏杀掉直躬，认可鲁国人因为担心没人赡养而故意消极应战做逃兵，以公理为出发点，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出发点，世人就会认同直躬的举报行为，反对鲁人临阵脱逃。当事不关己时，对别人干坏事、对别人自私胆怯似乎都可以袖手旁观，当世风日下，当自己也成为乱世中的受害者时，才渴望回到风清气正、国泰民安的时代，但这时显然是一厢情愿了。
　　
　　 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是有理由的，而我作为一个现代人，也见多了网络中喜欢坐而论道、蛊惑人心的腐儒、文侩、砖家。这些人是名利客，却不一定是对国家有着真感情实贡献的人。对于网络中的某些依赖嘴皮子功夫、依赖充满了私心私欲的文章获取名誉与利益的文化人，我是鄙夷不屑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韩非眼中的蠹虫之一，在现今仍然真实存在，所以我毫不掩饰地承认，对于韩非的某些观点主张，我是与其同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