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三婶每用力打出一张牌，便气呼呼地报出所打的牌张。也难怪，都快一圈了，老太太一把也没有胡，只起了一个明杠。别看三婶已经七十多岁，但打起牌来一点也不含糊。
　　 “杠！”，“谢谢三婶。”我把四个三条摞在一起，慢悠悠地从后面过了一张：“呦，杠上开！”
　　 “妈呀，你又满了，今儿你们哥俩这是咋的了？”三婶抬头检查着我的牌张，接着恨恨道：“气死我了，一把也不胡！”几下子便把眼前的牌全推进了麻将机里。
　　 “你那算啥，我三个会，到现在连个听也没有找着呢！”对面的年轻妇人沉着脸，满是不高兴。
　　 我是午睡过后才去找二哥玩的，临走前一打电话才知道，他正在三婶家玩牌。有近一个月没有与二哥在一起了，我很念家，也念与哥姐一起打麻将。轻车熟路，加上玩牌心盛，我把小电驴骑得飞快，七八分钟之后，便到了三婶家。二哥见我来了，慢慢地站起身子，把位子让给了我。我来之前二哥就已经赢了许多，麻将机的抽斗里都快装不下了，虽然零块的居多。
　　 二哥每天的营生就是打麻将玩牌，接孙女放学是他的副业。虽然他四十七岁那年得过脑出血，腿脚不是很灵便，说话也总是说半句，下半句多半时候是说不出来的。很多次他分明是在叫我，可嘴里喊出来的却是他儿子的名字。好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二哥的大脑真的就象电线接错了短路一般。虽然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玩牌的技艺，每每总是赢多输少，基本上是十回八赢。大概他脑出血后把该忘的都忘了，唯独没有忘记的是他那副打牌经。
　　 我是很少玩牌的，因了工作的原因，不到休星期天我是没有时间打麻将的。我之打牌，不单单是为了休息休息眼睛，免得一天到晚都在刷快手，更是为了能和哥姐们一起开开心。六十岁的人了，能和哥姐们在一起的日子愈来愈少，所以我是很珍惜的。虽然我牌打得很烂，但今天的手气不是一般的好：快一个点了，胡大多是我的，没有几把是别人胡的。
　　 “不玩了，你们哥俩干啥来了，合起伙来赢我们来的吧？”三婶开着玩笑，嘀咕着，慢慢的起身，一只手攥着刚从麻将机抽斗里拿出来的钞票，一只手拄着拐杖，慢慢地摸摸索索着坐向沙发里。
　　 牌不玩了，几个人也没有就此散去，因为二哥坐在炕沿边靠着门框竟然打起了呼噜。鼾声引起我们几人的哄笑，三婶笑道：“这老二！这觉也太厉害了，这么一会，竟能够睡得这么香！”继而咂着嘴，说着一些羡慕二哥有福的话语，什么我的二嫂每天忙得团团转，二哥啥也不管，每天只是水杯一拿麻将一打。
　　 我抽出了一些零钱递给了三婶，算是替二哥付了麻将桌费。
　　 “给这么多干啥？”三婶一边笑着接过钱，一边客气道。
　　 “拿着吧，总来您这打牌，应该的。”我冲三婶笑了笑。
　　 “你们哥俩，总这么仁义。”三婶攥紧了钱，突然仰起头，朝向我：“哎？老三，咱庄阿真跳水库了，你知道么？”
　　 “哪个阿真？”我一头雾水。
　　 “就是你们家老房子那趟街上的那个阿真啊！”接着愤愤道：“你说，老爷们当官，有的是钱，这咋还跳水库了呢？”停了一下，又道：“妈个X的，有钱就找小老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干他妈啥呢？”三婶嘴碎，说话总爱带着点小的零碎，虽然有点污，但是让人听了舒服。
　　 阿真？听人说前几天晚上城北水库有个官太太投水，难不成投水的人是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阿真娘家离我家老房子不远，就隔着一条南北的大道。
　　 阿真是个很老实的人。虽然个子不高，皮肤也有点黑红，但摸样还是挺俊的。说起这个阿真来，她的命运实在是多舛。她比我小两三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学，就去了她父亲的单位做小工。村子里的人都知道，阿真曾经搞过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我们本村的一个小木匠。本来两个人挺般配的：阿真老实贤惠，小木匠既有手艺又很忠厚。就在所有人都看好他俩之时，有一天小木匠竟然抱着一瓶农药死在了西山的一块巨大的滑石片上。原因是小木匠的妈妈想把刚刚盖好的新房留给初中刚毕业的老二。原本这房子是盖给小木匠的，小木匠在盖这房子时也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小木匠的妈妈是个说话响亮的主，丈夫虽然干过生产队长，但也是怕她的很，街坊邻居更是不敢与她打架干仗的。房子不给自己，小木匠一时想不开，竟然寻了短见。
　　 阿真的第二个对象是个当兵的，听人说不是个排长就是个班长。那时候阿真也接了她父亲的班，成了一个有铁饭碗的人。正当两个人商量着要结婚办事的时候，天又刮来不测风云，那年东北的杀人犯“二王”在通过滦县大桥时，阿真的对象奉命阻击，不幸被歹徒子弹击中，牺牲了。
　　 就在阿真还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时候，有好心人给她介绍了她现在的丈夫。两个人不久就结了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听人说阿真这个丈夫当时是个乡里的干部，很是能干，家庭还挺有背景的。听阿真的家人们说，过年的时候，阿真的丈夫曾拿着一摞成捆的钞票，给大舅子小姨子们发压岁钱。
　　 就在前些年，阿真的丈夫得到了高升，到了县里工作。这我是知道的，因为差不多全县的人都知道了。毕竟他是有背景的人，升迁是意料之中的。
　　 阿真一家早就在城里住上了楼房，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因了阿真丈夫的原因找到了一个好工作，继而又嫁了一个好人家。至于阿真的丈夫什么时候因了什么而有钱，抑或她的丈夫到底有没有小三，小三生没生儿子，这是我所不知道的。虽然坊间有着这样或是那样关于他的传言，但对我一个整天窝在校园里的人，实在是懒得去理会那些不属于我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傻Ⅹ，有那么多的钱，许他找，就不许自己找？找个比她老爷们更年轻的，不好么？干啥自己去死给别人腾地方？”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哒哒哒，就像是一挺轻机枪，火力就是狠。刚才对面那位年轻妇人嘴里地巴巴着，起身撩起门帘，扭着屁股，走了。
　　 “这是谁家的小媳妇，嘴巴怎么这么厉害？”我问三婶。
　　 “你不认得她？”三婶接着又道：“难怪，你总不在家。”
　　 “老王家的，那谁——”三婶指了指她家房后：“俩老婆那家的。”见我没有作声，又补充道：“大老婆的闺女！”
　　 见我“哦”了一声。三婶伸出三根手指，晃着脑袋：“十八就跟人跑了，走了三家了！这回嫁了个东北跑大车的。”老太太快人快语，挤着眼睛，撇着嘴，一脸的轻蔑。
　　 “哎，好人没好命啊！”老太太嘴里叹着气，又将话题拉回到阿真身上：“咋就想不开呢？”老太太闭上了口，拄着拐杖，陷入了沉思。
　　 想不开？坐在麻将桌边，我没有接三婶的话茬，而是用沉默反驳着三婶的观点。世上有哪个正常的人遇到这种事，会想的开呢？一个人如果不是伤心到绝处，有谁愿意将自己一个包裹着滚烫的热爱生活的那颗心的身子，去投进野外冰凉透骨的一方库水之中呢？我想象不出暮色中阿真投水时的情形，也想象不出她入水时的面目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经看到同龄的女孩小惠在她的妈妈下葬时，在冬天的寒风中扑在坟土包上，扒拉着深褐色的冻土块，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妈妈，妈妈”的情形。
　　 当年听大人们说，小惠的妈妈是吃棉花套子死的。原因是自己的男人在收村民电费时，有个老娘们拿了自己的身子，交给了小惠爸爸的下半身抵了电费。那年代，一家人一年的电费也用不了几块钱。村子里也就是少收入了几块钱而已，但是一个人生活作风不正在村子里却是件头等大事。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晚期，于是小惠的爸爸被人在胸前挂了两只破鞋，夜晚在村小学操场前的司令台上，弯着腰，撅着屁股，接受台上台下全村人的批判。
　　 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当年小惠爸爸被批斗的场景：昏黄的灯光下，她的爸爸双手被反捆在背后，胸前两只破鞋，标志着他所犯下的罪行，猫着的腰，耷拉的脑袋昭示着人们批斗的成果。他不时地被人拽着头发，仰起头来，露出脸，再用不太亮堂的马灯照一下。每照一下，台下的人们便会爆发一阵起哄似的喊声：“打到搞破鞋，打到搞破鞋！”
　　 同样的，我很难想象得出小惠的母亲吃棉花套子时的情形，更想象不出她当时的面目表情。棉花，它是那样地难以下咽，然而吃它的人却又是那么地决绝！
　　 现在想来，面对死亡，两个女人是下了怎样的一种决心啊！
　　 曾经看过一段文字，说人生在世不外乎两件事：第一是身体舒适，第二是灵魂自在。我想，无论是五十多年前那个困难的时代，还是物质富足的今天，都有一种人，他们的身躯，绝不仅仅为了上半身和下半身的舒适，更是为了安放自己圣洁的灵魂。一个人，如果灵魂无处安放，那么那个躯壳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咋不打了？”二哥停止了鼾声，问道。
　　 “还打？准得把我们的兜赢得都干净了？”三婶开着玩笑，逗我的二哥。
　　 二哥憨笑着，朝我一扬头：“走呗，”拿起杯问我：“给三婶了么？”
　　 我点点头。
　　 于是我们兄弟俩告别三婶，出门登上小电驴，向二哥家驶去。
　　 晚饭过后，我们姐弟还会打一场开心的麻将，麻将桌边，肯定少不了二哥的孙子三蛋子和外孙女宝宝在一旁跟着添乱。当然，最后的赢家，多半还是我那脑筋短路的二哥。
　　 有家在，灵魂则有安之所；有亲在，灵魂则有所依托。愿世间每一个自由行走的灵魂都能找到一个洁净的地方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