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他们选择避世还是入世都有深层次的原因，谈不上谁的选择更明智，更值得肯定，只能说这两种人的价值取向虽然不同，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求仁得仁，各得其所。
　　 也许各自的结局在旁人眼里难以理解，但旁人必须明白，无论他们的结局怎样，他们的选择肯定是合乎他们最初的诉求的。
　　 这样说显得有点抽象，不如举例说具体一点。
　　 看过《庄子》一书的人都知道庄子是避世的，他远离政治，不贪荣华富贵，即便是明明有做高官拿厚禄的才能，他也只想做只活龟曳尾涂中，而不愿涉足庙堂。
　　 后人能说这是庄子消极避世、不求进取吗？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说可以，是因为每个朝代都需要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为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而尽心尽力，那样才不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庄子选择避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社稷无益。但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并没有碍着谁，也未影响他人打破头也要挤向官场上争权夺利。
　　 庄子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吗？只能说他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他所处的战国时期战火纷飞，诸侯争霸都是为了维护自己所属贵族阶层的权势利益，谈不上大义。庄子深知那些君主多是残忍横暴、阴险狡诈、独断专行的野心家，为他们卖命不值得，迟早会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庄子•人间世》中就已经通过颜回欲到卫国劝暴君的故事讲述了人臣进谏君主存在的诸多风险，就是因为那时的君主暴戾恣睢，难以侍候，人臣稍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
　　 庄子深知生逢乱世，如果想保全自身，就只能藏锋守拙，不能强出头。
　　 事实证明，庄子的忧虑并不是毫无根据。除了《庄子•人间世》中提及的那些君主残害贤臣的惨事，还有世人知道的如商鞅变法曾让秦国国力大增，但他最后却是死无全尸，韩非得法家鼻祖的真传，所写的推行法治的文章深得秦王认可，可他的才能也没有成为免死金牌，最后反而被秦王赐死。
　　 身逢乱世，让人如同置身于荆棘遍布、豺狼虎豹出没的丛林中，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是壮志未酬身已殁。所以我个人认为庄子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
　　 而同为战国时期的韩非，虽然对统治者的忠心可鉴，一心图治，矢志报国，却因为他的韩国贵族公子的身份与存韩主张无法得到秦王的深信不疑，虽然积极入世，却因未遇明主而在生前未能实现以法治国的夙愿，甚至最后还惨遭毒死。韩非虽死，但他的那些治国理念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消失在历史烟尘中，事实上，他的某些观点主张得到了秦王的采用，并且影响了历代帝王。
　　 作为一个极力拥护统治者的权威与利益的臣子，韩非无疑是尽到了为人臣子的职责的，他的法家思想也在后世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肯定，这难道不是他想要的求仁得仁么？所以说，对于他个人而言，他的死也是死得其所，也并不是白来人间一趟。
　　 韩非在他的《难言》中同样详细阐述了为人臣子向君主进言的难处与风险。他的这篇文章比庄子的《人间世》更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他所举的历史上无道君主对进言的臣子各种残害的事例让我明白庄子选择避世是完全正当的、无可厚非的。
　　 韩非当然知道他积极入世的后果，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能不说他在乱世中依然选择直面残酷的人生，也是勇者本色。
　　 庄子与韩非，一个举张以不材而远害全身，一个锐意进取不避祸患，他们都是古人中奉行不同处世之道的代表人物，在智慧上难分伯仲，在思想举张上，世人难以用简单的好或不好来评定。只能说他们的身上都有特殊时代赋予的印记。他们的选择都与历史背景有关，与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古人为师，可以明心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