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霸主争雄，出现了不少贤能君主，也淘洗出历史浪潮里许多志气高洁之士。齐桓公确实占有天机，因此才有了齐国两公子夺位而小白胜出的优势。更有小白得管仲与鲍叔牙这两位贤能助阵，更增志气与智气。
　　 这就如同当初赵国有蔺相如和廉颇，他们既有相同，又各有不同，管仲和鲍叔牙都属于人才范畴，管仲属于管理型人才，而鲍叔牙属人力资原专挖掘人才，通俗说相当于星探之类的角色，蔺相如和廉颇分属文武人才。人才类别不同，作用大小肯定不同。
　　 用现代眼光来说，职业没有高低，但在品德上却有悬殊，蔺相如和廉颇品性虽好，但为管高位，在推荐贤才，自甘其后这种舍得牺牲的事情上，鲍叔牙的品性犹为值得称道。
　　 特别是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期，四方贤能皆跃跃欲试，谁都想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练一番，谁又肯屈居人后呢？
　　 当时春秋五霸，各有施政，各有声名，各有雄心。而众观天下，得民心而得天下，以孔子的儒家学说，施仁政，提倡“德冶”，维护“礼冶”，这也就是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与后世帝王长冶久安的政见相稳合。
　　 有才者得以重用，才能济世救民，这样国家才可扶正光复，齐国幸而有鲍叔牙这样不念私心的臣子，以国以民为先，而不以小利为先。这在几千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难以可贵的品质。
　　 而管仲是幸运的，他遇到鲍叔牙这样一位知已，让他在专属他的位置发光发热，发挥潜在的能力。我想说，不论是人还是物件或是某种植物，都是要适宜的位置和环境才能充分发挥，才能毫无顾忌倾尽毕生精力。
　　 与此相比，秦国那时也有改革与施政，历史上的有名的“商秧变法”，秦孝公也是一代贤能君主，他任用商秧进行变法改革，重农抑商，奖励耕种，对缓和整个国家的收入和粮食储备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也为秦国称霸提供了军事支援。
　　 只可惜，商秧以悲惨的结局收场。他与管仲有很大的区别，天时上虽遇贵人但不能长久，而身边又无支持声援者。他的周围尽是敌意，以至于才能被否认，最终自身难保。
　　 有才难以施展，即便是雄鹰也会抑郁而终。有德才有力量的支撑，而管仲的背后，是鲍叔牙无怨无悔的精神支持。这成就了管仲的舞台，拓宽了他尽显光辉的历史长空。
　　 有些人，愿作垫脚石，愿意以已之肩借他人攀登。如果说管仲是雄鹰，那么鲍叔牙便是那崭明灯，指引着他飞向更高的天空。
　　 我相信《史记》里的司马迁肯定更偏向于鲍叔牙，虽然在历史风云人物里管仲数一数二，但在德行上又有几个能超过鲍叔牙的谦逊。
　　 在历史名卷《三国演义》里，周喻与诸葛亮才智不相上下，而在气度上，周喻却硬生生被诸葛亮的计谋自断生路。聪明人往往很多，而懂得适时隐忍，懂得以大局为重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鲍叔牙便是有着一个超乎寻常的大局者，也即是性情比较冷静，非常有分寸的人。司马迁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这是对鲍叔牙的极度认可，是对他品性发自内心的称赞。
　　 就当下来说，又有多少人，德不配位，嫉贤妒能，即便自己资历不够，才能欠缺，也一样想争强好胜的风光一把。其手段阴暗举不胜举。
　　 善于了解自己才能，善于挖掘别人的才能，适逢其位才能谋其政。若说鲍叔牙是伯乐，那么管仲便千里马，这世上总有人甘居人后当伯乐，才有了如此幸运的千里马。
　　 虽然光鲜的赠予了千里马，但我相信世人也一样不会忘记伯乐的，乐施好施，也一样会如司马迁将他赞叹不已。
　　 才能总有不同，主次亦有先后，我想管仲正是在回报鲍叔牙对他的知遇之恩，才有了后来齐国的“国富民强”，也正是有了管鲍二人的通力合作才有了当时的春秋霸主之位。
　　 听说，后来齐桓公年老昏馈，在管仲去世后任用小人，最后因国家内乱而饿死，不得善终。这便是人与人的区别，因鲍叔牙才有了管仲的政绩，而国家因有了管仲才成就了齐国伟业。这都是相辅而成的关系，他们的桥梁作用，缺一不可。
　　 有了砖才有基础，有了基础才能了高大楼宇。谁都不可少，而最可贵的来自德行，没有德的土地，再好的种子也无处发芽。
　　 历史风云变幻，大智大勇者不乏其人，而退居其后，以绿叶的生命托起别人旅程却不多见。这是生命的绿光与源泉，没有这一线源泉滋养，再如何强大也是枉然。
　　 我说鲍叔牙是一味药，入心、沁脾，它渗入心灵深处，以高度的节操来托起管仲所有的光辉，他取的不是名利而是一个真正君子的行径。因此，管仲以才辅政，而鲍叔牙却是以德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