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熄灯，十几岁的我们总心不甘，要借着一日的尾巴，在渡向梦的时间的浅滩上，做些像石门码头的滩头上万千螃蜞一样，有无不可地向着天，窸窸地吐些泡泡。那泡泡又还映着星月、来往的人、树木花香，以及空气里的气味和余音。
　　 一
　　 教室、操场这边，拾着一座数十米的山来建。山不知名字，想来也可能是石门这个门的一柱。宿舍和老师住的瓦顶平房，夹在木麻黄模样和气味高蹈、向上的潮湿里，却是依了另一座山岗。两版块中间由一条与庆丰村不知道姓什么的庄子与我们学校的师生来共用的弯弯泥路来分隔，向西转南，探身向流溪河去。
　　 熄灯后，从广西、粤北用驳轮拖入广州地界的沙船，声音听起来很累，很吃力，似吃水深，齐个滔滔的江面，与我们一样要睡了。一年级，我们所居的一号楼，座在山岗的中间，一楼的平台，是脚下的第二食堂，再之前是卓老师、徐老师他们一家人所居的灰红不明的瓦棱和不时飞唱的小鸟。
　　 80年代的夜还很像夜。只有后排三、四号宿舍前高出我们一层高的平台，水泥砌的乒乓球台旁，氖灯努力地发出奶黄的光，嗡嗡叫，引来麻麻点点的蚊蝶，翻身飞舞。不高的山顶后，稻田、旱地、高深的林子，吹来夜岚。把我们这些才从全国来的本应该上高一的学生仔整个沉浸着。一种似刚由李卓老师在物理课里教我们的“场”样东西，让303室的我们反而因关了灯而连在一起了。混沌着。
　　 卧谈会可能在解除军训的紧张后开始的。各人之间像新建立起恋情的人，又熟悉又生疏，又试探又有满腹的话语要说出。开初总是那么真实、恳切，但也不得不说，从后来看，四年，甚至一直到现在的三十多年，我们303，无有一个嘴利的，油滑的。
　　 像老派电影开头，要交代背景。我们自然是从各人的家乡谈起。开口就讲，我们那，我父母兄弟同学。缓慢切入后，各人开始有个刚成型的外号，半闭着眼的话语就深进去些。德勇兄是我的同桌。他从宿舍左下角发出的声音像他的身体一样结实、实诚：我第一天看到俊伟，穿件花格子衫，就想：要小心。他说：因为，电影里，坏人才穿花衣服。他的这一方话，由进门下床的我接收了，也如实回应：那天，送我来的细叔回黄花岗，我看到德勇与王巍在走廊，用个秃了的扫把柄，做个马步，使劲地顶，比力气。两人都光了上身，皮肤上反着那年九月奇热的黄昏的光。（那年的冬天就特别冷。）我也心想：初到外地，要防止被这样的人欺侮。
　　 结合我之后对这个同桌的了解，他是刚强其外，琴心其内。他写得一手有力的字。用这字写作业，总得优、A；考试，总在班里排前。他用这字写信，不日就收到回信。时间已经过了晚自习最艰苦时刻：作业做完，近下课了，宵夜就要开始。德勇兄却在几番开合了课桌的柜子，看了几番来信后，竟自扒桌子上，头埋在壮实的臂弯里。我是真切地感到他在流泪了。就按了按他。他说：没事的，想家。
　　 我自然也想家。持续、没有高潮没有激烈没有起止没有缘由，甚至无所着地想。似无从言明的钝痛，所发位置不明。但德勇兄的想，在我看来，却看得见摸得着。他那时，关灯夜谈，他不晓得细声细话，也没有什么掩映、修辞。开头总说：我父母、我哥、我姐。后来总说：我为什么上中专，我要我毕业后，家里五天一餐肉。就这就行。
　　 德勇对角上床，是兴斌。三十年后，我与文琴、孩子，由李霄安排，在青岛的夜晚，吃烧烤，喝原浆、麦香很好的啤酒。兴斌、有宝也从外地赶来。饮了金黄的汤酒（连我的孩子也喝了。），我仿佛看见从前石门的晨昏，就说：刚刚进门见了，惊见了各人身上的岁月，但坐坐，觉得，与从前十几岁时，面貌、精神、举止、言词，都一模一样哩。大家也哈哈地说是。自然是又干了一杯。我又说：兴斌，几十年了，没听你说过普通话，你现在说一说。兴斌一如从前，笑笑，略提高声调：我说的就是普通话，我在家都不这么说的。
　　 他的话让我更来兴趣了。愈要听他说话。怎么来描述呢？大概，我们各人说的话，用音乐来标，有四五个音：1234（5），而兴斌兄，则至少是：12345671（高音1）。而且，还要由他所说的人和事，多出些无从描述的弯来转去的音，夹在他宽厚的浅笑里。
　　 我觉得，从前班里最聪明的有建双、立东、雪辉，因为我总觉得她们可以很轻松地就学习好，做事好。而这里面，兴斌有孔子的外形，老子的内里，超然我们之外。他的口音似武侠中独有的修炼，所向之事，贞祥，大吉，云淡天轻。
　　 一二年级，无机化学、高等数学、力学、制图是有些难。特别是高等数学，最后一次考试，我只做了前面的选择和填空，时间就用完了，这些题正好64分，我就得这64分。兴斌、立东他们好像没事人一样，考后还笑笑地谈论着拉普拉斯变换这些。我那时还不知成绩，很担心又像英语一样不及格，让杜晖笑，于是连听个数字都避之不及。
　　 而其实，我那时读书上课，杂念丛生。往往一节课，或细观老师言语举止，或暗察小巧女生的衣饰，或东望教学室前挺拔的红棉，或由玉花香引着，昏昏欲睡。我往往于一课要结束时才回过神来，到真写作业时，不会写。抄兴斌、立东，是常有的。只是要那时当个宣传委员，表面内向安静，于是做起来隐敝些。总在大家下了晚自己之后，在嗡嗡叫的光管下，抽出，抄，事毕弹冠扬长而去。面貌岸然。好像一个上好学生。
　　 我的上床是我同姓的东岳兄。他喜欢在熄灯后，在被窝里打个手电看书。间着一个宿舍的闲谈突地插上好长一段。他话语快，嗒嗒嗒地，连珠炮样，机关枪样。他刚来学校时，一方面总要穿长袖，一方面总要出汗。他出汗的腺，细珠儿一样，密又多，源源如我家乡石壁山腰处的潄玉泉。他与我说话，说说就要抹一下，像个勤奋的矿工刚出了井。他所用的毛巾于是横挂在我床前的铁线上，倔强地与我对视。他于是有一日，因毛巾事与阿周成就一桩公案。阿周说，一个人用一条毛巾就好。东岳说，要两条，洗面洗澡要分开。他们争论的时候，我斜卧在阿周斜对角的铁架床上。没有要做中人的意思。我心里另有想法：我其实从小，在布票年代，我还小，我们还没有分家，我们九口人，似没有一人一条毛巾。一直到我来广州读书前，小学高年级了，初中了，才慢慢与改革开放同步，有步骤地，也不知什么时候的，实现了一人一条的好局面。
　　 阿周是我粤东的同乡。他喜欢书法，军训过后，他请雁洋的同学写了一幅“鹰击长空”。我看久了发表了我的评价臧否。因为，我们在卧室，委实卧多而站坐少。阿周在上铺，也不好站。这样，我多时懒身向外，阿周反而不好看这幅那个年代、我们年龄十分受鼓舞的伟人语录。这墨笔写的字，“鹰击”的，是我为多。
　　 我总与阿周同去吃饭、上课。就慢慢深入些。他是棉洋的。他鼻子不舒服时，要往鼻子里滴药水。我从此才知道，鼻子也会吃药。我那时也总感冒，文琴后来说：总要听见你在教室后角咳。但是，阿周那时，不知从那里学来，会用拇指数其他四点指的指节，算出个子丑寅卯来，口中念念，说是可能于我的感冒有益。
　　 那时，我们有时睡不好觉。我们又于一日晚饭后，吃了放少许盐的开水。我们都睡不好。我故意跟他讲，喝了盐水是睡不好的。这个傻周，居然也信，更加在床铺上辗转。
　　 正平也是成绩稳而好。人如其名，少言中正。也不知为何得好“大牛”的花号。如果因为姓刘，那为何“小牛”是与我同姓陈的东岳呢。这个大牛，开卧谈会，躺在德勇上面，总要在德勇一番话后，问：大牛，你说是不是？大牛才：是。
　　 立东开学时，他那时才30多岁的爸爸为他打了两个奇大的新鲜的裸色木箱子。“至则无所用，置之床下”。但是，立东的神秘不在这，在于他的圆而粉的饱额与大眼之中。他总在每晚的卧谈会高潮已过，就要圆满结束时，突然定定的问，哎，那个谁，你刚刚说的那个后面怎样？他说的时候，总最晚一个睡去的我，几乎看见斜对角的他，大眼一闪一闪的。虽然大侠的花名，由302的八弟也算名实相符地担着，但我总从立东出入，夹着的金庸先生大作中，想：这个班上最小的同学，功夫不宣而强大，在于不争之中。今日想来，还忽闪忽闪的呢。
　　 哦，差点忘记说小敏。小敏总的来说与我直线最近，总的来说是一个人，分开来说是两个小敏。三十年来，他是班上最真实的人，又有名字的预示的聪敏。他那时，白天是一个小敏。他在我们四十脑袋都按哲学何老师的要求先自己看低下去的时候，总率先地抬起头来。而后更在何老师的提问中，与之一唱一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如此等等。我回望小敏时，他身上由何老师恳切地表扬后，还发着朝日透过东面红框高木窗映进来的光芒。我由他的启示，日后对于哲学，稍加了用心，直至现在。晚上，无论寒暑，他总要把上身脱光，白得连成片，再从容地端个口盅去洗潄，迈左脚时就一个身子坚定地向左，迈右脚时就连肩膀也稳稳向右。回来时，总还要唱些歌。“请跟我来”、“夏天夏天悄悄过去”、“小呀么小和尚头光光”。总之，之类。欢喜一直现在我写这手下文字的时候。感觉是另一个小敏。好好。
　　 二
　　 以上是收音机的1.0版。特点是，我们其实还没有买收音机。我们每个人就是自己的收音机。有播有听。等到2.0年代，我更下一层楼，住201了。那时，我们人人手里有个收音机。不单有，而且还在开电子学课时，每人都装过一个碳芯感应式收音机。只是我的那个，与我一样生性不够强大，开最大声音，也只个文静人说话声大小。我其实，把玩过各人枕头下的收音机。杜晖的很大个。小莫佬的最结实。保养得当，按时按量开关使用，时常发着规矩的包浆色。我的最无定数。极大的收录机也有，只放掌心中一握大也有，小窝轮也有。而且，使用、开关，全不一定。
　　 小莫佬住在铁皮门后的上床。午饭后，铁门开着，半掩了他的床，这正好成为他收音机的外围共鸣。而且这共鸣正好与一支由粤语讲古的男中音的频率和谐。像特意按下个声头的“前文再续，书接下一回”，成为我们201的午睡号。我不知道这个作为广州人那个年代记忆的讲古人叫什么名字。但他委实在个四方匣子中，伴着我慢慢沉入一个个夜一样的午后时光。龚兄的收音机精致，精明，四正，与床上一切物一样不枝不蔓。龚兄喜欢军事，晚饭后，似记得有个军事节目，他总要开着听。声音不似小莫佬一样大而低沉。军事似有一种特有的节奏和清晰。龚兄做人极有分寸，他调低了音量，放在枕边，而我与他，中间只隔了一张哑红漆色的桌子。我翻身向外，就声声入耳了。我从那时，才开始听军事节目。就去请教。龚兄教我可以买些杂志，比如世界军事、军事博览。之后，他更向我们一个宿舍推介了《第二十一条军规》。但他的完善更在于，他本身说话做事，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样精准、沉静、有力。于是，他后来，做了全校广播站的站长。我对于他可以与说话周正得像我们班的靳艳梅，又生得玉洁冰清的广播员共事十分羡慕、向往。而我从来，越是心喜哪个，就越是要疏远于她。胜利的收音机，混沌如洪荒初开。他睡在门口，喜欢放很低的蚊帐，里面被翻厚浪。所以，他枕头下的收音机动静，几乎如特务台，与我们每天总要睡去的耳朵隔山隔海。我们更于临毕业时，由杜晖问他：是不是听零点一加一。
　　 而其实，杜晖的这个问法不仅问不到答案，而且还暴露了我方的消息。杜晖更加在毕业晚会就要组织时，喃喃：我毕业那天，要在篮球场那里与班上所有的女生跳个舞，我而且要把手按在她们后背合式的位置上。
　　 杜晖的床我是熟悉的。他床头向内，面向我的面墙上，有他要我为他写的“枯藤老树昏鸦”。我也是很奇怪，有事无事总要去躺他床上。他总在下课时、吃饭后不在，我躺他床上，觉得他的床比我大而长。因为杜晖本身就比我大而长（也黑）。他的被角与我的不同，更加工整、好看，有家的味道。我们读书时，他做个鱼峰区长的妈妈出差，顺道来看他，手里缓缓摇把扇子，边看床头的字，我正惊心她批评我们写的内容，她却很温和宽厚地夸我：多才多艺。我后来回想，她算是我整个中专年代见过的最大的官。
　　 而我今日最最悴悴不安的是，我竟然曾经用他的枕边的对我也十分熟悉的红边大个收音机，生生向杜晖的胸口砸去。那是二年级的一次英语考试，我得了59分。整个班，不及格的多。但我还是很沮丧。杜晖与我同桌，却用他一向做学生会和团总支文娱部长、上台总能让全校喝彩的小品方式，周遭去嚷嚷：老C也及格了，老C也不及格了。哦，太好了。太好了。甚至还光膀子，在澡堂洗衣衫时，独自喃喃。杜晖这样讲，是因为我与他一样，会在语文课上就老师分析课文的问题突然提出：好像不对啊，老师。还因为，我们互相知道，互相不会小气、计较、报复。却不知，我那次，如此地小人，竟要打人，打那么重。这么多年，一想起就不安。他不堤防我，我却不是他想的那样。（也不是我想的那样。人，有时比自己想的小气的，又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