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
　　
　　 一
　　 一九九三年八月六日，天空阴沉沉地。前院的六个人还没有从火车站回来，却听到摩托车吱吱而停。我从《哈曼顿的中国女人》中走了出来，撩起磅房的门帘：父亲，他已将50摩托停在了红砖铺成的莫大的村洗煤厂的办公大院当中，径直向我走来。
　　 “厂里叫你到化验室上班。”父亲的嘴角微微裂开，额头上的皱纹稍稍舒展。
　　 我一惊：“哪个厂？”
　　 “西铁水泥厂。”
　　 沉默。总爱沉默的我半躺在床上：走，就这样匆匆地走，而这里，又将如何？虽然只在这里呆了五个月零二十三天，虽然这只是一个村办的小企业，但是，这里确实有着比国营企业更大的发展前途。
　　 “不去，我不想去。”我说。
　　 瞬间，父亲略带微笑的表情全消，出现的是一种苦涩的眼神。烟烟一圈一圈从他的口中冒出，一分种、两分钟......他的眼圈微亮，是泪珠？是汗滴？皱起的额头使年过半百的他显得更加沧桑。
　　 院子里乱哄哄的。
　　 忽然，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磅房，走进了厂长的办公室。
　　 我该干什么？摸摸笔，只有三寸。拿出《哈曼顿的中国女人》，字，一个也看不进去。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索性走出磅房。天亮与天星在西房屋檐下蹲着，见我出来，想说什么，但我的表情已回绝了他们的语言。不自觉地拉着燕尾服的衣角站在大门口。门口的那棵景松已经披上了朦胧的夜纱，但嫩绿的针叶还是那么清晰。伸出手，轻轻摸一摸。还是那样凉，那样硬，和上一次感觉一样。
　　 于是，回想起前两天，由于刚下过雨，天气极度热，索性出来，两米多高的大门口的景松吸引了我：无数的枝条抽身而出伸向四面八方，顶部直上云霄。尖尖的针叶一嘟囔一嘟囔，但颜色各异。新上来的嫩而短小，微黄；中间的一层中长，绿而发黑；最底层的却黄而发白，稍干。不自觉地拨动了枝芽，不料，那黄而发白的尖叶簌簌落下。不由人感叹到：大自然老而复生，生而转老，生生死死，无穷无尽。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循着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天黑了，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月亮早已经隐蔽了自己弯弯的身影。没有了风，中午还高旷的天空现在却像是一口倒扣下来的锅。
　　 父亲走了，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二
　　 “文，快去端饭吧。”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厂长叫我。
　　 八个人围着一个大石桌，一篮子手工酵面馍，一盘青椒伴小葱，一盘羊肉炒辣椒，八碗绿豆小米稀饭。
　　 “明天，文就要到水泥厂报到上班了。”厂长边吃边说。
　　 “咱们培养一个走一个。”副厂长冷言冷语。
　　 “咱们农村娃苦啊！只要有前途，就去吧。文，也许这就是你在咱们厂的最后一顿饭了。”
　　 我手中拿着筷子，眼里含着泪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饭后，院子里静悄悄地。男人们只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女人们只静静地看电视。我一个人走在房子，拉开抽屉，取出笔记本，但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的心乱极啦。
　　 打开宝石花收音机，播音员深情的声音：
　　 ......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三
　　 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早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恍恍惚惚地，穿过静悄悄的下峪口街道，经过大车小车川流的国道。小风吹拂乱了我的头发，就像吹乱了我的心情。此时还没有到秋天，但枯黄了的树叶，零星地被风吹落，打在我的脸上，更敲在我心上。
　　 模模糊糊地，我看见一股浓浓的黑烟，从108国道西边围墙里高高的烟囱中冒了出来。炎热的夏天，一件白的棉布短袖已经落满了点点黑灰尘。
　　 直觉告诉我，西铁水泥厂到了。
　　 我推着自行车，站在了黄河岸边曾经被描写成一颗璀璨明珠的西铁水泥厂的大门口：和三年前一样，夏天八九点钟的太阳，照射在棕色的带有波纹的瓷砖墙壁上，把两扇装有绿色铁大门的柱子装扮得金光闪闪，大门上的横梁墨绿色的瓷砖上烫金着的“西安铁路分局韩城水泥厂”几个大字。最顶层，七面彩旗在微风的吹动下高高飘扬。偶尔，一两个穿着灰色工作服的职工从厂里走出。灰的空气，灰的衣服，仍一点没变。
　　 大约十点钟，我找到了厂人事李主任。他中等身材，四十七、八岁的年龄与他稍微有点发胖的身材正好相称。他让我和一同来的一个年轻小伙和一个姑娘坐下后说：
　　 “当我翻开厂职工子弟的花名册时，高中毕业没有工作的只有你们三个。认识一下：这个小伙叫锋，小姑娘叫红，刚来的叫文，现在厂决定让你们进来，是想充实一下化验室的队伍，不过还是以合同工来对待。”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锋和红，已经定过合同，看还有啥意见没有。”
　　 他们俩摇了摇头。
　　 “文，你看如何？你原在什么地方工作？”他目光朝着我。
　　 “村洗煤厂。”我说。
　　 “工资一月多少？”他接着问。
　　 “月薪一百五十元，还有伙食补助。”我回答。
　　 “在这里，没有那里高，你看怎样？”他小而精亮的眼睛稍稍转动了一下，严肃的面孔略带微笑。
　　 “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不说钱的多少，只要有前途。”我不加思索地表达了自己的性格与心声。
　　 他笑了笑，就在化验室的名册上填上了我们的名字，并安排明天到化验室报到。
　　 八月八日，我和锋、红到化验室主任办公室报到。
　　 “欢迎大家来化验室。”主任微笑着说。
　　 “让你们来是想把化验室人员的素质提高一下，进一步把化验质量搞上去。现在我把你们和正式工一样对待，到时候，我会把你们送到西安学习，但你们和正式工又有着区别。”。
　　 我感觉有些不解：他说的话为何听起来特别别扭？于是，我重新认识他：主任姓郭，干了十几年的化验室主任。他说起话来文文丝丝，嘴巴总抿着。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眼睛细而小，时时刻刻都眯成缝。一件洗得发白的淡蓝色短袖体恤衫，和着深蓝色的休闲裤。一支白色的圆珠笔总在他的不很细长的手中转动，俨然一位文弱书生。
　　 当他选择性地给我们学习完化验室有关制度，并发给我们一人一本《化验室手册》。接着来了一人，他介绍说：
　　 “这是控制组赵班长。”处于礼貌，我们赶紧站起来。
　　 赵班长也点了点头。
　　 郭主任安排我去化验室控制组上白班。于是赵班长成了我的师傅，我成了他的徒弟。
　　 赵师傅四十出头，高高的鼻子，尖尖的嘴巴，额头上一缕头发遮住了发亮的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谢顶。上身一件灰色的工作服，一件发白的蓝裤子，一双旧且油腻的有窟窿的黄色胶鞋。
　　 赵师傅在做样子的时候，我总爱问为什么，师傅不爱说话，只答“嗯”或者“哼”。或许，师傅真的不喜欢我这个总爱问几个为什么的徒弟！
　　 四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点钟，化验室控制组开会。稀稀拉拉的，三点五十分，人才到齐，于是赵班长主持会议。
　　 控制组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是赵班长放东西的地方，且上了锁。芬在抽屉前坐着。
　　 “芬，让一下。”赵班长对芬说。
　　 芬站了起来，赵班长取了一本化验手册，然后又把抽屉上了锁。芬又重新回到的她的座位。
　　 “芬，再让一下。”赵班长又要取什么东西。
　　 芬又站了起来，白了他一眼。赵赵班长取出了开会的记录本，又重新锁上了抽屉。
　　 “现在人到齐了，我们开会。”他一手反背，一手拿着手册，站在控制组操作台旁边，正对着大家。
　　 “大家先把化验室手册上的常识选择性地学习几条：
　　 1、化验室人员工作时必须着工作服；
　　 2、化验室人员必须按照手册的要求去做样；
　　 3、化验人员按点取样送样；
　　 4、上班人员必须按时上班。”。
　　 他用不很标准地普通话给大家念，中间偶尔夹杂着当地乡音，时而又稍稍停顿一下，然后抬起头，语气加重：
　　 “下面，我和主任制定了一个制度，有关人员必须遵守：
　　 1、新来的三个民工的任务是专门取样送样；
　　 2、新来的人员不要随便动天平和其他化验器俱，整个控制组只有一台天平；
　　 3、如果一个样子不去，扣掉一元。”
　　 他说话一字一板。而且还发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支圆珠笔，专门用来记取样子和送样子的次数。
　　 我强忍着心头的怒火。
　　 人，都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巴。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叫民工并和他们区别开来？主任说我们来化验室的目的是提高化验质量，但是我们的权利就是取样子送样子？这个连四、五岁小孩都能够干了的工作，却要我们这三个二十几岁的文化程度比他们还高的人来干？而且化验室的化验仪器与我们无缘，这难道就是实现我们人生价值的所在地吗？！
　　 泪水顺着脸颊滴落......
　　 五
　　 记得钱钟书先生《围城》中说道：在婚姻上，人都像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没有进去的想进去，进去的又想出来。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又怎么不是如此呢？记得在上中学时，十六七岁，正值豆菀年华，那般天真，那般好胜，一心想上大学。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家庭观念的不断传授及奉告，使我提早已经感觉到肩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
　　 那是一个末春的下午，雨滴沥滴沥地下着，母亲踩者泥泞的小道特意来到了正面临着高考预选的学校：“文，你看，如果你考上大学走了，留下我和你爸两个孤老人怎么行？如果你真的走了，我们有了病谁来给我们倒一杯水端一碗饭呢？”
　　 母亲的眼眶擒着泪水，脸上的皱纹不断颤动，使本来因劳动而愁苦的表情显得更加忧伤。
　　 她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滴，我的泪水顺着眼镜框往下流......
　　 母亲害怕我走，害怕我考上大学离他们太远而不管他们，可是我的心谁能够理解呢？我十几年上学的希望又将如何呢？
　　 寒冬腊月，为了能学一点知识，没地方吃饭，没地方睡觉，饿了，啃两口冻硬了的馍块，渴了，喝一口冰冷的凉水，有时为了喝一口热水而被管锅炉的老头吼叫着赶了出来.....
　　 我忍受着一个十八岁独生女不应该忍受的痛苦。我为了什么？为了多学一点知识，为了将来能有个好工作，为了有一个好工作能让年迈的养父母享受晚年幸福的生活，为了有一个好工作从而实现做人的价值体现人生的意义！
　　 但是，谁又能够理解我呢？
　　 我没有能够抗争过命运对我的安排，我顺从了家庭的愿望回到了家中，结束了我漫长而又短暂的中学生涯。于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接父亲的班从而逃脱整天围着锅台转的农村的陈俗。
　　 如果说我还有其他办法能够体现我人生意义实现我人生的价值的话，我会抓住时机。但是，农民的女孩子在当时已经注定了考上大学才是走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农民的孩子即使你再有本事，在当时也总归为农民总归扛着锄头、铁锨去整修那永无止境的黄土地。虽说经济大潮已经开始冲击着社会的角角落落，虽说钱固然重要，但是钱是否能够买回精神上的空虚及思想上的充实呢？
　　 我是一个金钱观念很淡薄的人，我只是想用知识来充实我自己，只想在寻求自己稳定的工作之后抽出时间去爬我的红格子绿格子。现在我是进了水泥厂，但谁又能够想到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九九八十一天却盼到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结果！
　　 我想走，我真的想走！
　　 六
　　 “厂长，是你吗？”我去了生产办拨通了村洗煤厂的电话。
　　 “文，有事吗？工作得如何？”厂长听出了我的声音。
　　 “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呆！”我几乎要哭了。
　　 “为什么？”
　　 “这里歧视人的现象太严重。”
　　 ......
　　 我打完电话准备走出生产办时，一位留着背头的中年男子叫住了我。
　　 “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的问我。
　　 他说他是生产办主任。我说明了情况。
　　 “新到一个地方，对一个人不了解，不要因一句话误了大事。”他安慰我。
　　 “那人就是那样，没有文化，不会说话，实际上是个好人。”他解释到。
　　 “刚进厂慢慢来吧，学徒期间，不会的地方勤问，既使你会，也要放谦虚一点。”他说他和我父亲很熟悉。对我很关心。
　　 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终于使我解开了心中的疙瘩，我带着不走的答案，走出了生产办，开始了一个专程取送样子的民工生活。
　　 七
　　 每次上班，我提着化验室用铝铁皮做的四方型的带有四个小盒子的取样盒，在莫大的水泥厂大院里一个班八个小时一个小时取一次送一次二八十六次，再加两个小时一次水份八个小时共记二十四次的来回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