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有一支榆木烟斗，是我父亲送给他的，不精致，也不好看，但从不离手，跟了他很多年。
　　 这支烟斗留给我的记忆，距今已五十多年了。粗糙的烟斗，在他更粗糙的手里打磨得光滑透亮。日久年深，这支烟斗的颜色竟和爷爷的脸色如出一辙，红里泛黑，黑里透红，像是同在岁月的沧桑里没日没夜地煮过。每有闲暇，爷爷便把它从怀里、腰间摸出来，按进满满一锅金黄色的细碎烟叶、烟丝，点上，或是喜欢火柴棍儿的松木味儿，或是吝啬那缕蓝烟儿，未燃尽的火柴从来都是随手插在烟锅里，与烟锅里的烟同归于尽。手托着烟斗，狠狠地吸几口，橘红色的光，在烟斗上明明灭灭地闪亮起来。白色的、淡蓝色的烟就会自爷爷的嘴里、烟斗上飘起来，弥漫在低矮的老屋里；消散在田间、树下、街巷的半空中。爷爷吸烟的样子很贪婪。大口地烟吸到嘴里，再徐徐吐出来，再吸到鼻子里，鼻子下面像爬着两条白色的毛毛虫。再从嘴里吐出来，吐和吸的配合拿捏得恰到好处，少有一丝一缕的烟能逃脱这般吞云吐雾的轮回。
　　 那时我就想，大人说，头上的七窍是相通的，看到爷爷抽烟，便实实地信了，起码嘴和鼻子是相通的，且畅通无阻。爷爷吸烟的样子很威武，像个将军。尤其一手托着烟斗，一手叉在腰间的样子，总让我想起《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握着烟斗的斯大林，想起列宁在招呼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我的好朋友，你好吗？娜佳，斯大林来了……”电影里的场景会立刻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爷爷生性聪明，一投入工作就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爷爷干了几十年生产队看场院和检斤粮食的活，每年秋收时节他都住进场院，就这样一手握着烟斗，一手叉着腰，潇洒地挥着握紧烟斗的手臂，把一车一车拉进场院的高粱、玉米、大豆、谷子等称重检斤，分兵派将有条不紊。那时，我眼里的爷爷就是个将军，横刀立马，威风八面。有了闲空，我们姐妹几个便会围着爷爷，七嘴八舌地问：“爷爷，你当过兵吗？”爷爷微笑着说:“没有。你爸爸是当兵的。1944年,你爸爸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在一次战役中败北，他们这些新兵就成了解放军战士。从此，他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每讲到这时，爷爷爷便会一脸怅然地转过头，一句话也不说，撇下我们，抓着烟斗的手，背在身后，迈出房门，出了院子，消失在我们失落的目光里。烟，是爷爷最大的嗜好，也是唯一被奶奶宠着的嗜好。奶奶每隔几个月都会数着日子，踮着一双小脚到大集上给爷爷买烟叶，从来都是买最好的，凤凰晒、夹皮沟、八里香、小叶红……买来烟叶，剪去烟杆子，拿出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岀来的老窖酒，再用特为这些烟叶做的小被子捂住酒香，用一层一层的草纸包起来，给爷爷备着。村里的烟民凑在一起，爷爷时常不经意地装上一锅烟，悠悠然地点着，烟香四散开来，大家便馋涎滚涌，你一锅他一锅地来蹭，边抽边咂嘴，还不忘揶揄爷爷：“你家那娘们儿是咋调教的，能舍得给你买这么好的烟叶子，比我那老青烟香一万倍！”说着，猛吸进一大口，含着，竟没有烟吐出来，童年时，总会想那烟的去处，嗓子、肺子、肠子，想他放个屁会不会崩个烟圈出来……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那天，七十六岁的爷爷安然地走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他心爱的榆木烟斗。几天以后，父亲给我们讲起他送给爷爷榆木烟斗的故事。父亲十七岁就参军了。侦查连里的侦查员，也是连长的跟屁虫，连长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或孩子。一次，在战场执行夜间侦察任务，父亲不慎掉到壕沟里。锋利的冰碴将他的手和脸都划破了，刺骨的冰水浸透了全身。饥寒交迫中，连长拉起他并从兜里掏出烟斗点燃了烟给父亲吸了。随后，俩人咬紧牙关、硬撑着，坚持完成了任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和连长以及战友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踏上了布满硝烟的朝鲜战场。父亲所在的侦察连抵达预订作战地点时已是冬日凌晨。战争中的朝鲜大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残垣断壁上布满弹痕。零下40℃的严寒，天下着鹅毛大雪，飘落在大片的战争废墟上，场景甚是凄凉。在一次战斗中，连长中弹，父亲把他抱在怀里，撕心裂肺地呼唤，连长挣扎着，从军大衣兜里摸出一个烟斗，送给父亲，就在父亲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和连长惜别，父亲叼着烟斗，感慨万千、热泪纵横。
　　 父亲赴朝作战一走就是3年。因战场环境恶劣，加上父亲是侦察兵，频繁担负侦察任务，3年里，没有给家写过一封信。突然有一天，当地政府敲锣打鼓为爷爷奶奶送来了喜报：父亲在朝鲜战场立了大功！爷爷奶奶闻讯后先是哭得荡气回肠，继而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仅因他们的儿子给祖上增添了光彩，更为儿子还活着喜极而泣。父亲回国后，把烟斗送给了爷爷，含着眼泪给爷爷奶奶讲了他的连长，讲了那支烟斗的来历。
　　 从此，爷爷爱烟斗就像爱儿子一样。爷爷下葬时，父亲噙着泪说：“把榆木烟斗给他带去吧，不然他在地下也不会安生，这个烟斗就是他的宝贝，比他的命都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