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脑子，是个很有趣的器官，经常会在不同时空左右横跳。今天下午支部开欢送会，送一位老同事退休，我喝了一杯拿铁。一直熬到深夜，眼睛还在骨碌碌转，醒着醒着，忽然闪回三十年前，想起当时一件往事。那时我还在一家小报社上班。完成写稿任务后，无所事事的三五个记者，聚集在我们办公室聊天。这里风水比较好，后来他们都事业有成，分别成为市艺术摄影家协会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大学教授，这个大学教授前天还当了亚运会火炬手，还有一个当了报社工会主席，开个视频号，走走拍拍。
　　 隔壁的老白看我们说得热闹，凑过来问我：“我的老家黄溪，发生过一件古怪的事，你有没有兴趣？”我们五个正聊得兴奋，我就随口打趣他：“有没有兴趣，你讲清楚后才能判断。”他说：“在五百多米高的山上，有个黄老头，做了许多荒唐事。这是我做县广播站记者时，妇联的通讯员告诉我的。但在县里时，肯定报不了。到这里，看你喜欢写大块文字，就又想起这事来。这个题材如果能发出来，肯定很有轰动效应，你懂的。”
　　 这简单的三个字，勾起我强烈的求知欲。听了他的介绍后，我决定跟他一起下乡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挖出一个热闹的题材。当时的人都相对单纯，一门心思，想着做事业。边上的几个同事，听了以后，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在县里报不了，在市报里也同样报不了，基本上会是白跑一趟。没必要做无用功。但我有时候比较固执，碰到这种题材的时候不多，再怎么我也得努力一把，万一能发出来呢，看怎么写。
　　 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市区兜兜转转。县里有合适题材时，我再跑下去。同事会把听到的看到的，可以写成特写稿的题材，推荐给我。现在回头想想，我很感谢他们，当时是不是该把他们姓名署上去。我的脑筋比较简单，一直后知后觉，三十年后才想到这一点，反应弧也太长了。他们不说，我就不会想到。而且到现在还觉得，是不是看我写大稿顺手，所以他们特别支持我的工作。大家都做任务分，就像荒年出世的人，饥不择食，哪里有可能送分给别人。每个月的分数，是压在记者头上的沉重负担。都要养家糊口，一个月才拿三百元工资，大家生活普遍捉襟见肘。
　　 当时还发生过一件事。我发了一版报道西水东引的稿件后，隔壁一位时政记者过来哭鼻子，说：“我和陈市长张书记都说过了，明天我有一个西水东引大特写出来。结果文章印出来，作者不是我，在领导面前丢脸了。”你自己有没有写，你自己不清楚吗？我听了很惶恐，表示自己不了解此事，其实心里也很无语。二十多年以后，一位校长儿子结婚，她端着酒杯摇摇摆摆迈过来，一桌一桌打通关，一路敬到我们桌前。我们桌子上十个人，她光敬了九个人，就扬长而去，眼角都不瞟我一眼，把我晾在一边。
　　 虽然我不在乎她有没有敬我，她敬我，我也不会胖一斤，胖起来还得刻苦锻炼，才能减下去。但我心里感觉到，她对我的抱怨，这么多年还没有消减。我只是头脑简单，人并不傻。孔夫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此话于此得以印证。其实你心里想要什么，你就说出来嘛，你不说，谁知道你要什么呢。
　　 我知道她记仇，但我也无可奈何，一是我不知道她和市领导说过这事，二是她事先没和我提过一句，我又不是先知先觉。如果她提前和我说了，我说不定会把她的名字加进去。不过，同事之间竞争激烈，我最多也是把她的名字，加到文章过渡里去。或者像《南方周末》一样，在文章后面附上：“感谢某某对本文有所贡献”。想出这个金点子的南周编辑，一定苦任务分久矣。这两个办法，本地报社都没用过。
　　 我没有分到线。考试进去时，分到时政部，培训半个月后，划到了社会部。这消息，是报社多少周年纪念版上，读到领导的文章后我才知道。也许是看我的行文风格，更适合去社会部。但我想，说不定我在时政部，也能开发出时政报道能力呢。
　　 我的写作风格，一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少再写同系统的题材。真正下乡的机会也很少，除非碰到能成稿的大题材。这次下乡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头一次坐耕耘机代步，二是头一次在溪里洗澡，三是此事实在荒诞至极。
　　 我请示社会部主任。她沉吟许久，说：“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去了解一下也行。看你怎么写，但我估计，发表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踌躇了很久，还是决定起身去采访。从报社出发到码头，坐轮渡到隔壁县埠头。这是个山区县，还没摘下贫困帽。我们渡过横江，坐在耕耘机车斗上，摇摇晃晃进山去。七八月份，山里空气还很燥热。耕耘机一路哒哒开着，乡村公路尘土飞扬，估计到目的地，我们都会蓬头垢面。年轻驾驶员是个愣的，不管路面是坎还是坑，直统统冲将过去，车斗里的我们，同步一弹一弹蹦上去，如果手没紧抓栏板，估计整个人都会蹦出去。
　　 老白有下乡经验，早早带了一块大围巾，把自己连头带脸蒙起来。他事先没和我说一声。面对蒙面大盗，我无言以对。也怪我没有经验。幸而，沿途风景还值得一看，倒不是特别难受。看腻风景，再没有新鲜感后，旅途就显得枯燥起来。
　　 我没戴手表的习惯，不知耕耘机蹦了多久。在太阳底下暴晒，头上没有遮盖物，有时我就把包顶在头顶，累了再放下来。耕耘机哒哒哒，吵得我头痛。午睡惯性让我迷迷糊糊，耕耘机蹦过大坑时，我又在朦胧中弹跳上去。耕耘机终于吭哧一声停下来。周围非常安静，耳朵忽然清净，就连钢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老白解下头巾放到包里，看我睡得一塌糊涂，一下子吓醒过来，打量四周茫然无知，他小模小样的五官，笑得皱到一团，笑话我：“你口水都睡出来了。”当时都没什么营养，大家面黄肌瘦，我看不见自己的尴尬，但好斗潜质雄风犹在，回敬他：“你笑起来，就像个晒干的橘皮。”他冷不防，一下子无法回敬。
　　 闻着空气中复杂的味道，我们顶着太阳，走进乡政府院子。这是常见的那种乡政府建筑，门楣上，塑着一颗五角星，周围是表示金光闪闪的黄色条纹。门口挂着五六块牌子，油漆已被太阳晒得焦裂。大门里边是条走廊，两边分列十几个办公室，门上各钉一块牌子。老白在县里跑了十年新闻，对环境相当熟悉。有自己的根据地真好，没题材可写时，上自留地扒拉扒拉，就可以扒拉出土豆或玉米。很羡慕这样的状态。我跑去墙角水龙头前，猫儿洗脸一样洗了一把。老白敲开一间办公室的门，一个中年人正趴在桌子上睡觉。他被吵醒后，抬起头来，睡眼惺忪，揉揉眼，老白向两边分头介绍：“这是乡里黄书记，也是我的同学，我现在去市报工作了。这是我新同事，老乔，乔个休。”
　　 “我听同学说起你了。都还顺利吧？组织关系迁过去了？”黄书记眼白比较黄，我估计他肝胆有些问题，平时应该也是“酒精”考验的同志。午睡被老白打搅，他心情不是特别爽，没太大笑容，站起来和老白轻捏一下手指头。我举起手，表示手上有水，我们各自缩回手。他示意我们坐下，走到门边探出头，烟嗓子冲走廊吼一声，让办事员泡两杯茶来，坐到办公桌前，喝口茶，递出烟来，问老白：“今天过来，是做什么事嘛？”老白摇手谢绝了烟，双手压到大腿下，笑嘻嘻地：“没什么事，就是想你了，过来看看你。”黄书记淡淡嘿一声，大家又沉默下来。坐一会儿，他说：“还没吃吧？去食堂，过来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菜。”老白站起来：“没关系，对付一口就行。”书记似笑非笑，微点一下头：“我吃过的，不陪你们了。”
　　 办事员带我们去食堂，大嫂已在洗盘碗，过午还来两个不速之客，就有点小脾气。一盘盘扔到桌子上的，都是硬菜，溪鱼干、梅干菜、花生米、咸蛋。但手艺还是在的，墙根边刚拔过来的油冬菜，炒得恰到好处，清脆得能把舌头拔下来。吃过饭，老白逛回黄书记办公室，我去小卖部买毛巾，拧开墙边水龙头洗把脸。我被排斥在他们的话题以外，搭不上什么话，安静坐着，听他们东一句西一句闲聊，说同学，说女同学，话题都比较牵强。老白谈起这一趟的来意。黄书记说：“过去听人说过黄老头这事，但具体情况没掌握，不知道真实程度如何。现在家都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山上只留下一座石头屋，你们想上去，实地看看也行，写的时候就更有感觉了。不过，也就是看看，估计帮助不大。我给村里黄支书打个电话。”
　　 老白示意我们出发，到黄老头所在的黄三村看看。他在村里轻车熟路，一路进去像回家。黄支书态度还行，说黄老头一家一直单独住在山里，不和村里人来往。老头脾气有些狂，疯疯颠颠地，想干嘛就干嘛。大家也不关心老头，到底是在打卦还是做供。现在很久不见踪影，可能带着小女儿和小男孩远走他乡，也不知是死是活。他苦笑，扯起题外话，说不知道那小男孩，平时是怎么称呼老头的，是叫爸还是叫爷爷。
　　 听着老白和黄支书满口同乡腔款，发音时，舌头有点短似的。我陪着发笑。黄支书带我们上山去。我没什么方向感，跟在他们后面走。老白的包比较大，黄支书也拎了把锄头，可能是担心野草封山。我的负担最轻，就一个小小腰包。不知走了多少山路，约摸翻过四五座山。走不多久，就会遇到一个农民，埋头在地里掇弄作物，听见有人走近抬起头来，见是支书，都远远地扬手打个招呼，有的高声大嗓，有的在嘴里嗫嚅，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下午的太阳非常燥热，直射在头顶上。我有些焦躁，用毛巾蒙了头，像帽翼一飘一飘，冒着热浪前进。在半山腰西瓜地里，遇上一位农民，他见了支书，很是热情，用手拍开两只西瓜，让我们解暑。这瓜几秒钟还长在瓜藤上，我头一回吃到，总觉得它刚刚还是一只活物，入口有种怪异的感觉。在石头上坐一小会儿，屁股就一团滚烫，我们又继续前行。终于支书说：“到了，就是山背那座石头屋子，黄老头家过去就住这里。”
　　 这就是那个魔王的“宫殿”？我驻足远眺，果然房前横亘着一道山梁，这是传说中的龙脉？块石垒成的石屋已成空壳，耸立在阳光之下，门窗都已经腐烂，一段段东倒西歪的墙垣，在野草丛生的地上，投下阴影。穿窗越户的藤蔓，长出枝丫和鬈须，像一只只渴望的手。两株说不上名儿的野花，在野草中绽放，鲜艳的色彩映着阳光，像两滴鲜红的血液。
　　 黄支书说：“黄老头一家，一直孤零零住在山里。他妻子难产血崩去世，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后，黄老头侮辱了大女儿；大女儿吓得下山嫁人后，他侮辱二女儿，二女儿性格刚烈，不甘受辱，在门前那棵树上吊死了；三女儿幸免于难，逃脱下山嫁了人；儿子性格懦弱，反抗老头后，被老头追打，吓得逃到山下，现在在隔壁市某镇打工，听人说，在骑三轮车，也已结婚生子。小女儿却和老头，生下一个男孩子。老头说，石屋前面的山脉是龙脉，这孩子以后会当皇帝的。大女儿和兄弟一起到县妇联，去告黄老头造孽。小女儿知道后，也到妇联告姐姐和哥哥，妨碍她婚姻自由，说自己这辈子跟定黄老头了。”
　　 身临其境，听到这离奇的故事，我的心情感觉特别怪异。围着破屋再转上几圈，也转不出更多的信息，我们决定下山去。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一会儿到了平地，我们又坐一辆载人耕耘机，一路哒哒哒来到望山乡，是座高门大户，那是黄老头大女婿的家。
　　 这样的采访，钻心剜骨。老白开口问时，那四十来岁妇女肆口否认。他很犀利，多追问几句，她的嘴巴就瘪瘪动，很快嚎啕大哭，哭到泣不成声，多年的委屈，化作泪水滚滚而出。她的丈夫于心不忍，出来强烈干涉，采访因此受阻。我们想找她的弟弟，再了解一些情况，她哽哽咽咽，说很久没有联系了。她不肯提供联系方式，我们也无可奈何。
　　 我们等了很久。看再无进展，黄支书带我们回村，到菜地里拔菜，在溪里抓溪鱼，放在锅上烤，再烤一张与铁锅等大的薄饼。房子里弥漫着香味，我爬了好几座山，早就饿坏了。支书快手快脚做好饭菜，我们就着溪鱼和炒白菜，啃着麦饼，真实体会到“爬山岭、啃麦饼”的味道。
　　 支书送我们回乡政府。老白心情不好，叫他不用送了，他还是很客气地，送佛送到西天，让黄书记看见他的身影后，才挥手告辞回去。黄昏后，我俩趟到齐腰深的溪水洗澡。阴凉的溪水，刺激着我的皮肤和心脏。月光幢幢，溪边的树林灌木乱草叶隙间，透出点点灯光，萤火虫飞过，灯蛾围着路灯圆舞。乡政府大院内外，男男女女拍着蒲扇，斗嘴挑逗。小孩你追我赶，嘻嘻哈哈声，隐约透过叶隙传来。月光瓦蓝瓦蓝的，映照在溪水上，水下的鱼冲撞到脚杆上，像挠痒痒。我俩挥手洗漱，把泡沫冲洗干净，水花落下，不时荡开水面上的星星点点。
　　 夜深了，我跟着老白，走出乡政府后门，到孤零零立在田间的农家借宿，走过没建护栏的楼梯，上了二楼。老白躺下不久就酣然入梦，他习惯下乡生活，而我不行。简易阳台的门没关，在风中一拍一拍。我看出去，是空旷的农田，延伸到看不见边的地方。我努力支撑着眼皮，不敢让自己睡过去。刚刚有些睡意，又一下子把自己拉回来，我在怕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浑身上下不自在，总觉得没着没落的，黑夜里有什么东西的眼睛，透过旧蚊帐的网眼窥探我。我的耳朵一直竖着，听远处传来的声音，一会儿像呜咽声，一会儿是沙沙声。有可能是风吹动垂挂的电线，远远传来，又渐渐远去，声音神秘而持久。刚刚采访这样的题材，难免恶心。而这个禽兽不如的老家伙，曾经就生存在这片空间里，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食用同样的食品，我真是夜难成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