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办公室里年轻同事薄强拿来了十几个小窝头。白薯面的，山竹般大小，黑黑的，闻上去一股清香，咬一口吃在嘴里，竟然让我吃出了过去的味道：粗粗的白薯面，磨制的很糙很糙，入口第一感觉就像是无数细小的颗粒，极不光滑，像极了小时候我吃过的那种，但又不全是，因为这位在部队里成长出来的三级厨师在指导同是军人出身的弟弟制作窝头时在里面添加了大枣和葡萄干。
　　 白薯窝头，我小时候家家饭桌常见的食物，当今却是被稀罕的了不得，很少能吃到纯正的白薯窝头，更不用说加了大枣和葡萄干了。就在大家品味着这粗粮细作达到极致的时候，我却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出生在缺吃少穿的六十年代。小的时候，家中的每一餐饭大概都与白薯分不开的。不是把白薯烀熟了吃，便是把生的白薯用擦刀擦成片状，然后晾干了，磨成面粉或是用剪刀绞碎了成为白薯残。那时的农村田里的作物，大都是白薯，高粱玉米谷物很少，稻子根本就没有，因为没有很多的水浇地。粳米倒是有，但极少。粳子类似于稻子，因为它是属于旱地作物，产量不高，每年生产队里一家子也就分得十几斤。但就是这十几斤粳米，便是家家户户过年或是有人生病了才拿出来做吃的稀罕物。
　　 记得上小学时，有位女同学常常向同学们炫耀：我今天吃的是粳米粥和酱油。这位女同学的父亲不是农民，是在外边挣钱的，她本身又是老闺女，粳米粥和酱油，自然吃得。而这于我，于我的那些同学，又该是怎样一种美味？反正我没有吃过，相信我的那些同学大概百分九十也没有吃过。于是大家怀着嫉妒的心理给这位女孩起了一个外号：粳米粥和酱油。粳米粥和酱油毕竟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使这位粳米粥和酱油在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面前显得格外的出奇，人们见了她便喊她的外号，或是哄笑她。而她先是哭着跑回家，接着便是或拽了她的胖胖的娘找到我们学校里来，或是她的二姐在她的指认下追打着一些曾经喊过她外号的大孩子。
　　 后来“粳米粥和酱油”随着她年龄的增大，初中还未毕业，就跟城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在外边闲逛，常常不回家，听人说她的爸爸曾把她的大腿里子都掐黑了，可还是管不住。毕竟“粳米粥和酱油”被娇惯了那么多年。1982年我去城里读师范时，曾经在商店的马路边见到过她，只不过此时的她被混乱的生活糟蹋得不成样子，年纪轻轻，身上罩了个大裙子，像脑袋下箍了个汽油桶：滚圆的脖子，滚圆的胸，滚圆的大腿，嘴里抽着烟，大剌剌地站在街边，就像是香港电影里面的包租婆，腿边一个正在看管彩票摊的拐子便是她当时的丈夫，听人说这怪子是个东北人。
　　 粳米粥和酱油，我不仅吃不到，就连白薯做成的窝头或是稀稀的白薯面汤我都吃不饱。虽然每年我家都有两圈顶房梁的白薯干子。这些白薯干，是母亲领着我们姐弟四人秋后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每逢秋天，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到生产队已经收过的白薯地里去翻白薯。那些没有收过的地里母亲是绝不允许我们靠近的，生怕人们见了会说些我们的闲话。每人一把小镐子，一个小筐子，母亲领着我们勤奋地在刨过的土里去翻。有时是一段肥肥的薯根，大多的则是半截藏在土里被铁镐刨坏的白薯，有时运气好会翻到一块完整的白薯。大白薯！大白薯！翻到者会举着白薯显宝似的向另外几人展示，母亲这时也会向我们投来赞赏的目光。如果有谁翻到一块更大些的，我们更是欢喜的了不得，便由衷地为他高兴，继而翻得更加努力。翻白薯的工作是很累人的，不一会我们姐弟每个人的额头都会布满汗珠，汗水也常常塌湿了我们的褂子。每每翻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母亲才会领着我们一起高兴地回家。
　　 翻得的白薯到了家，就会被连夜处理掉。屋外的空地上，父亲把昏黄的电灯扯到院子里来，母亲则就着不太亮灯光，坐在小板凳上将用水洗过的白薯用擦刀擦成片。嚓，嚓，嚓，一片片白生生的薯片从擦刀上落下，落在地上映着灯光的塑料布上。母亲虽是上海人，可自从随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从甘肃古浪下放回到河北昌黎，早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农家妇人该有的本领。不一会，擦刀下便隆起一堆小山似的泛着白浆的薯片。当然，我们姐弟也不会闲着。姐姐去做饭，我与大哥二哥则将母亲刚擦下的白薯片用小筐子装了，搬到屋檐下。父亲这时早已站到了房顶上，嘴上抽着烟，伸下带钩的扁担，勾住小筐，将一筐筐薯片吊到房顶，均匀地铺开。之后便是晾晒，每隔半天父亲总会到房顶上用竹制的耙子翻晾，等几天后白薯片晒干了，便又做着与前相反的工作，父亲把干了的薯干吊下来，母亲带领我们姐弟把它们倒进堂屋地下的白薯干圈里。条状的秸秆编制的席子增了一圈又一圈，一直顶到房梁。到过我们家的人见了这两圈白薯干，谁都夸我们姐弟四人的能干，懂事。
　　 夸归夸，虽然我们家比别人多了这两圈白薯干，但是我家时常还会断顿，因为那个年代粮食根本不够吃。再加上我们哥三个都是半大小子，更是吃死老子的年纪。父母常常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我的记忆里，母亲曾用麦麸子做过饽饽，也曾用米糠做过饼。麦麸饽饽并不是很难下咽，但是吃完总也没有饱腹感，拉下去的屎，风干后一吹便无影无踪。而米糠就不同了，吃在嘴里酸酸的，实在难以下咽。有一次母亲做了糠饼，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我老叔的儿子到我家饭桌边，妈妈就递给了他一块饼。可是我的那个兄弟只咬了一口便全部吐在了地上。所以，白薯做成的饭食，对于我家来说，那便是家常中最好的饭食了。
　　 烀白薯是最常见的，也是我们平日里的主食。辅食是没有的，顶多一盆顶着几滴油花的葱花汤。母亲很会打理日子，二两花生油一家六口人会吃上一个月。即便是这样平白无奇的饭食，也会使得我们一家人吃得欢喜。欢喜归欢喜，但吃饭时我家的规矩是那个大院中最大的，吃饭时绝不允许说话的，也不许乱翻菜碗，否则的话父亲会一筷子打在我们光秃秃的脑壳上，痛得即使掉眼泪儿也绝不许我们哭出声来，母亲则会在一旁小心地嘱咐我们应该如何做，生怕住在一个院落的叔叔婶子们笑话。爸妈曾叮嘱我们姐弟：即便再穷，也不让人瞧不起，站要有站相，吃要有吃相。
　　 白薯干子很多时候是被爸妈用剪刀绞碎了做粥吃，俗称白薯残，这种白薯残粥很滑，呼呼几下或是一秃噜，一碗粥就见底了。一直到1976年，我家还经常吃这种粥。
　　 将白薯干子磨成面做成的白薯面条是白薯制成饭食中的极品，我一顿能吃好几碗。把白薯面加水和成团状，揣上一块，用力压在有着密排粗眼的铁皮擦子上，白薯面条便像细细的蚯蚓一样落下来，落在屉布上，一层一层的，然后上锅一蒸，半小时后拿去锅盖，将面条从屉布上抖落在铁锅的热水里，泄开，用笊篱捞起，盛在大跃进碗里（那种碗上写有“大跃进”三个字），淋上母亲用咸菜疙瘩擦成丝用淀粉勾芡做成的卤子，吃在嘴里那便是一种无上的美味。如果淋上芝麻酱再吃，我敢保证你吃后绝对会香得找不到北。当然，这种吃法这种感觉，我是在1983年家里经济条件好起来之后才品味到的。但就是这样的白薯面条，我家也是不常吃的，原因不是因为工序繁杂，而是两个字：费饭！
　　 白薯面最多的是被制成饼子或是窝头来吃。但这两种吃法，在我家一直没有得到光大。母亲是南方人，很少接触到面食。所以发面对于妈妈来说，好像总也学不会。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也不怪我的母亲，因为我家的白薯面饼子或是白薯窝头里，缺少别人家掺和的玉米面！那个时候的玉米金贵得很，一个好劳力一天的工值也买不上一斤玉米面。玉米面四毛钱一斤的价格，真的就像是它的颜色那般地金贵。
　　 一面金黄虚腾的白薯饼子我只在村西大槐树下的老李家拿到过，但却连吃都没有吃上一口。
　　 那李家的主人有六个女儿，极想要一个儿子。父亲右派下放到河北老家，我们家姐弟四个。可能是父亲想为我找个好人家能够吃上顿像样子的饱饭吧，抑或是父亲想减轻一家六口人带来的生活压力。于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我和父亲不知怎的来到了村西那位李姓人家。见我们父子来了，男主人示意我们父子进西屋，女主人赶紧熄了火，接着揭开锅，从里面拿出来一个虚虚喷喷的热乎白薯饼子，就是一面焦黄的那种，追到西屋，讨好似的递给我。我刚接过饼子，眼珠子刚从陌生的环境中转到饼子上，再看父亲时，父亲却不见了，接着门也被人从外边带上了。我慌了，一边大哭，一边手举着饼子，拍打着屋门：“我要出去！”门没有开，哭着再拍。再不开，我便扔掉了饼子手脚并用踢打着，厉声哭着。门开了，穿过一片叹息声，我跑出前门，接着又跑出大门。我大哭着一溜小跑，从村西跑到村子中央，从村子中央再跑到不远处的自己家里。当我扑到妈妈怀里的那一刻，妈妈早已哭成了泪人，哥哥姐姐也在一旁跟着哭，而此时屋子里却不见爸爸的影踪。我忘记了那一年我是几岁光景了。
　　 妈妈做的白薯饼子或是窝头，虽然比不上别人家的那般虚腾好吃，但父亲以及我们姐弟四人，从没有嫌弃抱怨过。白薯饼子和白薯窝头养大了我。那年村子里在村西修水库。父亲作为水库工地负责人，中午他都要陪着公社农站派来的推土机手吃大队部给准备的午饭。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吃去吧。我去了，大队为推土机手们准备的午饭是高粱米干饭，菠菜熬粉条。这是我家过年都不曾吃到的饭食。我欢欢喜喜的吃了一大碗高粱米饭，肚子被撑得溜圆。回来找父亲，只见他正从铝制饭盒中去取母亲做的窝头。天很热，父亲带来的窝头都发馊了，当窝头从饭盒中被取出来时，后面已经拖着长长的粘线。父亲依然把窝头送进嘴里，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父亲咀嚼窝头时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妈妈做的这发面窝头就跟死面窝头别无二致。我当时没有多想，就去欢欢喜喜地跟在推土机后捡拾树根了。可是很多年后我伺候因脑血栓瘫痪在炕上的父亲，有一次我们爷俩聊天，当我和父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爷俩都很激动，父亲流泪，我也流泪。
　　 不觉中，手中的窝头已被我吃下大半，仍像从前，仍像小时候那样，我一只手拿着窝头往嘴里送，一只手在下巴底下做斗状接着，生怕这美好的东西掉在地上糟蹋了。大家赞叹着窝头的美味，我也由衷的感激这两位从绿色军营中走出来的年轻人，感激他们带来的窝头，感激他们把我的思绪又带到那个难忘的年代，让我回味那个年代生活的艰难困苦，从而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