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是人们自觉地求荣免辱的道德情感和价值意识，是因经历和体验到了人性和基本价值被亵渎而在我们人格深处产生的一种自我谴责和自我贬低意识。主体做了逾越底线伦理和基本的文化禁忌的事，就觉得这样的事情和行为可耻、羞耻；遭碰到了逾越底线伦理和基本文化禁忌的、作为“人”所无法接受的事实，就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
　　 羞耻心每人都有，对某些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有远离、拒绝、憎恶、反对的心理，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或不检点举止会感到脸红、羞愧，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
　　 耻感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和道德约束力量，是古今中外伦理文化都褒扬的道德品格。耻感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它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道德人格，过滤和净化社会不正之风，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目前，耻感教育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利益中心”导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和文化环境的多元复杂三方面道德困境，但最根本的是道德教育自身的单一和表层。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澄清道德教育价值认知范畴和实践理性范畴的特性，并在德育过程中充分认识道德的层次性，关注德育的可接受性和发展性.
　　 耻感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人所不耻”，成为对一个人最大的道德否定，是每个人都力图避免的情形。显然，利用这种耻感意识，加强对官员的耻感教育，来改正、纠偏一些官员身上存在的不正当行为，使他们的行为变得对社会和公众更有利一些，这与当前正在倡导的“八荣八耻”精神相符，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合。以设立“迟到席”为例，试想，谁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上迟到的标签？显然，这是改进会风的好办法。加大迟到者的耻辱意识和心理压力，我建议把“迟到席”设在更显眼的位置。如此，谁还敢迟到呢？
　　 针对一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开会迟到、早退或无故缺席的现象，日前，荆州市政府集中制定出台10项工作制度，其中包括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增设＂迟到席＂。
　　 作风懒散、开会迟到，是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身上存在的一个老问题。事情虽小，但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从中也反映出一个官员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设立会议迟到席，让迟到者高坐专为其设立的“专座”，让那些作风邋遢、工作懈怠的干部，爆光在大家的瞩目下，让他们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自己感到惭愧，从而达到自我警醒、自我反思，进而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这种通过加强官员的耻感教育，来改进官员工作作风的办法，在我看来，是一个有效的思路和值得推广的办法。据悉，在武汉、长沙等地早有类似作法，并且取得了较好效果。公安县在会场设立“迟到席”不久，各种会议再没有出现一人无故迟到或缺席，会议纪律明显改善，会场秩序井然。
　　 当然，这种耻感教育方式，决不应仅仅局限在会风上，而应推广到官员的所有行为上。比如，在权力观上，把那些买官卖官者爆光，让他们为世人所唾弃；在金钱观上，把那些贪污受贿者的大名公布，让他们为世人所不耻；在行为观上，把那些碌碌无为、不为民办实事好事者亮亮相，让他们无颜面对群众的指责……如此，则官风能为之一肃，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也能随之减少！
　　 许多国家的文明都通过强烈的耻感教育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其中犹以中华文明为典型。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耻感文化。我们一向以“礼仪廉耻”为“国之四维”，其中又以“耻”为最。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最基本的区分，并因此划出“文明人”的道德底线：人禽之别和华夷之别。前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后者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假如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与“禽”、与“夷”没什么区别，那就是可耻的。
　　 在中国伟大的先哲们看来，知耻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起码，一个连起码的羞耻都不知道人就不是人了。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陆九渊也云：“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为人哉？”
　　 因此，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建构，就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这样的警戒意识：为人之举而不为兽之举，有知耻之心而不是无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自觉的价值意识。在儒家伟大先驱孔子看来，用惩罚的手段，人也许因为害怕而不越轨，但那只是被迫和无奈；只有当人知耻了，才会自觉地不去做那些可耻的事。
　　 “耻感文化”深深地渗透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我们看到，从《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到金庸笔下形形色色的各路豪杰，在关键时刻，他们口中往往会吐出同一句话———我要是如何如何（或者相反），“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至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他们考虑得倒不是很多。概括地说，“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的、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受人贬斥、嘲笑为耻，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看，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能不能化为官员的行动指南，关键取决于官员的行为能不能为公众所知！这就必须要求限制官员们的隐私权。如果官员们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公众的注视之下，都可能受到公共舆论的赞许或者批评，那他们的行为就可能会谨慎得多，就可能更接近“八荣八耻”的要求，反之就会肆无忌惮得多。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官员和官员之间就不会相互监督吗？应该承认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也是存在的，但同时更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腐败的泛滥和长期化，在一些地方官员们的小圈子里，“荣、耻”的标准完全是颠倒的，比如有的官员原本没有情人，后来发现相互交往的同僚们人人都有情人，便为了避免被嘲笑就也找一个情人。有的地方为什么连续出现腐败窝案，你腐我也腐，官员监督成空白，诸如此类的事情频频见诸报端，早就不算什么新闻了。所以单纯依靠官员们之间的相互评价是不行的，必须要引入社会公众的评价。
　　 此外，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隐私权本来就是应该受到限制的。可惜目前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点始终未能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认。
　　 要让官员践行“八荣八耻”，就要充分利用“耻感文化”，让老百姓来参与监督评价官员的行为。马克思曾说过“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可以预期，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的压力将会有效唤起官员们的这种“内向愤怒”，并使这种“愤怒”指向他们自己的不良行为，进而使他们的行为变得对社会和公众更有利一些。
　　
　　 （写于2008-05-1207: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