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刷器有节奏地扫去飘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嫩江作协一行九人两辆车，在主席楚宏志的带领下，平稳地行驶在前往白云乡白云学校采风的路上。上车前，我就为这次采风作业的标题纠结。本想借用杜牧《山行》诗句中的中的“白云生处”，不想还有另一个版本“白云深处”！一直在我脑海里翻腾着，因为我毕竟在白云生活过八年，对这里有着难以言表的感受。
　　 1974年，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样的阴雨天，我全家搬迁到这里，那时的我只有11岁。当时因父亲到白云公社工作，母亲也从县社调往白云供销社。搬家的车叫做28（28马力农用大胶轮拖拉机，由车头和车斗两部分组成），发动机的声音只比链轨拖拉机声音略小一些，摇摇晃晃地行驶在泥泞的路上。爬陡坡时，发动机就像七八十岁的老人，连咳嗽带喘，上气不接下气。母亲和姐姐坐在车头的驾驶室里，父亲带着哥哥和我，披着雨衣坐在装着家具的车斗里，一路颠簸着蹒跚着前行。当行驶到59196部队农场附近时，大胶轮深深陷入的翻浆的路上，司机用尽一切手段，也无法把车弄出来。父亲便到部队农场求助，很快来了一台链轨拖拉机，把我们坐的28胶轮车拽了出来。父亲向前来救助的两位军人致谢，望着返回部队拖拉机走远后，才又爬上车斗，大胶轮继续向白云公社一瘸一拐地行进着。下午两三点钟离开的嫩江，一直摇晃到半夜十一二点，才算到达了我的新家。我的脑袋早已被大胶轮摇成了荤汤儿，进了屋趴在炕上就不省人事儿了。
　　 第二天醒来，已是日到中天，虽然还有阴云遮挡，但阳光总是能穿透乌云的缝隙，给大地留下一抹刺眼的光。观赏一下新家，进入眼帘的都是失望。还是炕席铺炕，还是报纸糊墙。屋外，房顶还是草，四面墙壁还是土墙。只有院子，要比县城的大了许多。邻居之间离得也较远，稀稀落落的。向远处望去，山脉连绵起伏，满山都是深绿色。原野上，各种花卉伴着几多黄叶，把秋天点缀得绚丽多姿。
　　 当时的白云中心校，没有教室可供学生们上课，只有到附近的白云岱林场的学校上学。公社前往林场途中，有一条小溪，清澈见底。不论是春夏秋季，溪水总是拔凉拔凉的，大热天喝一口，沁人心脾，昏昏沉沉的脑袋立即清醒。就在这条通往林场小溪上，架有一条宽宽的木板作为临时的小桥，供学生们来回通过。我们几名同学，就要走上木桥时，对面传来一声冷笑。只见二十多岁的男子，满眼都是轻蔑地看着我们，蹲下身来，伸手把木桥撤掉。我们看着对面那人，没有了主意。左瞅瞅右看看，只有脱下鞋子，把脚伸进小溪流里，顿时浑身都在打起冷战来。不只是被冰冷的溪水拔得刺骨疼痛，脚底下的石子儿更是把脚掌硌得疼痛难忍。看着我们的惨相，那男子乐得前仰后合后来，蔑视的眼里也都是笑出来的眼泪。就这样，我们天天都忍受那男子的折磨。后来，不知这事儿怎么被大我五岁的哥哥和原来在县城就是邻居的二哥刘胖子知道了，也不知二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把那位男子，外号“虎雷子”的家伙给胖揍一顿。打那儿以后，我们公社的学生算是脱离了“苦海”。
　　 再后来，中心校把在林场读书的学生召回，和老师们一道上山抱石头扛木头，建起了教室。没有桌凳，就用原木破成的木板，固定在钉在地上的木桩子上，高的宽的就是课桌，窄的低的就是凳子。老师都是天南地北来的，口音也是南腔北调，讲起课来，能听懂的很少。还有下乡知青，他们比我们大个五六岁，知识面也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可以说，我从小学四年级后，所学到的知识很有限。
　　 令我最欣慰的是这里的景色和自然资源。太阳出来前，山坳里云雾缭绕，与缕缕炊烟相互呼应。野鸡、兔子满院子跑，松鼠、狍子不时地跃入你的眼帘，野狼也在不远处嚎叫着。山里有熊瞎子、野猪、犴、紫貂经常出没。黄皮子一入黑夜就开始掏院子里鸡窝，夜里总是被闹得鸡飞狗叫。老鼠不只是进入碗架啃噬残羹剩饭，还经常爬到天棚里，窸窸窣窣啃咬着糊天棚报纸。戴胜、松鸭、啄木鸟、野鸡，抖擞着靓丽的羽毛，争奇斗艳。杜鹃、黄莺、布谷鸟的啼叫声，伴着山间哗啦啦的溪流，悦耳动听。蝴蝶、蜻蜓、蜜蜂、花大姐，如小精灵般的穿梭在百花丛中。露珠儿挂在叶子尖儿上，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摇欲滴，在阳光下光彩夺目。真的犹如人间仙境。科洛河静静地流过公社与南面一河之隔的德都县朝阳公社之间，成了两个公社的分界线。河里的鱼类很多，有狗鱼、细鳞、鲫鱼、鲶鱼等。记得当时公社放映员王玉林，用快钩钓上一条大狗鱼，比他的个子还高，连背带扛把狗鱼弄回家里，竟把鱼尾巴拖坏。夫妻俩吃了好长时间，直到腐烂也没吃完。后来，人越聚越多，树木、植物、野物与河里的鱼也就越来越少了。翠绿山，出现了斑秃。猎枪、套子、炸子、药、网，使得野物越来越少。下挂子、撒网、凿冰窟窿，也把河里的鱼捞得只剩下了“鱼苗”。生火做饭、取暖、夹杖子，树木也越来越少，近处山里的杨树、白桦黑桦、松树、水曲柳都被砍伐成光头了。野生中草药材狼毒、柴胡、黄芪等也随着树木的被砍伐，也很难找到踪迹了。
　　 人多，事儿也就多了。当时公社与革委会并存，互相间避免不了产生“派系斗争”，也引发了公社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间谍案”。那天，哥哥和下乡知青金勇被县里来的两名警察叫到公社革委会张主任的办公室，说是要审查。母亲知道后，放下手里的工作便赶到张主任办公室，向两位警察问明原因。原来哥哥和金勇拿着一个熊猫牌微型收音机边听边玩。还没等招摇够呢，就被这位张主任看见了，认为他们拿的是电台或是发报机。不是收听敌台，就是给敌人发报。警惕性警觉性都很高的张主任，立即打电话向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一科下来几位警察，就把哥哥和金勇传唤至张主任的办公室进行审问。哥哥和金勇虽然都是下乡青年，但在城里也从未见着过这种阵势，回答提问时也就语无伦次起来，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这就更能证明张主任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向几位警察说明收音机是父亲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去大寨参观后买回来的做纪念的。几位警察听了后半信半疑，拿着手掌大小的收音机翻来覆去仔细查看。看样子是没有趁手的工具，要是有的话，非得把收音机拆开看看是否藏有窃听器不可。母亲只好回家，把购买收音机的收据拿来。几位警察又拿着收据和收音机仔细对比，最后还是些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收音机交还给了母亲。母亲临出门前给张主任扔下了几句话：“大人之间有矛盾，不应该牵扯到孩子身上，孩子要是被吓着了，你吃不了得兜着走……”张主任的脸一下子如退了色的红布，汗珠子布满额头，掏出手绢不时地擦拭着。嘴里支支吾吾，也开始语无伦次起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我错了，对不起，是我的不是……”。跟在母亲的身后，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把母亲送出办公室。哥哥和金勇跟着母亲走出张主任办公室，立刻又生龙活虎起来。不想，这种“派系斗争”又被有位纪老师引发到课堂，话语中影射父亲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一气之下，起身奔出课堂，罢课回家了。
　　 81年因父亲工作变动，全家又回到了县城，我也接母亲的班，到土产公司参加工作了。九几年我去了一次白云，这时已经改为乡了。路两旁的山上，拖拉机拉着农具满山跑，趟地耕地。山上再也看不到高耸的树木和野生动物的影子，只有种植的农作物和新开垦的山地。空气中飘散着刺鼻的农药味，刺激的我一个喷嚏接着一个喷嚏。山林、湿地、草原大多都变成了耕地，再也没有了“棒打狍子，瓢舀鱼”的鲜活场景。只有山的深处，不时传出布谷鸟的孤独的叫声。
　　 五十年后的这个季节，我又一次踏上了这块土地。一行人来到中储粮一场（原59196部队农场），在两名穿着迷彩服的领导的引导下，参观了一场。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观了荣誉室，又来到办公楼里的会议室。虽然那是五十年前的事，要是没有那台链轨拖拉机的拖拽，我们的“家”不知还要在路上游荡多久。场部干净整洁，办公楼层层都有黑板报。虽然他们不再是部队，但他们依然还保持着部队的优良传统……还记得小时候，喝过这个部队农场自制的“格瓦斯”。
　　 来到白云乡地界，远远就看到了云河村、白云岱林场，接着就进入了乡直。房屋建的与五十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清一色的彩钢瓦房取代了草房子。四处环望，又是满眼深绿。在乡直绕了半晌才找到学校大门，已经与五十年前大门都不在一个方向了。见我们车驶近，韩光校长与工作人员出现在细雨中，打开大门，把我们迎进校园。步行来到教学楼里的会议室。韩光校长向我们介绍了今年初升高，白云学校30余名考生，考上高中的15名，升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这一数据令我有些瞠目结舌，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简单座谈后，我们来到已经坐满三年级以上百余名学生上课的大教室里，由我市省作家协会员会闫晓东给学生们讲授“如何写好作文课”。我坐在最后面，看着听着晓东的作文课，脑海里不断出现当年我在这所校园里，听南腔北调的老师们的授课情景，深深体会出了白云学校如今发展的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更令我欣慰的是，嫩江作协今年在楚主席的带领下，嫩江的文学爱好者们通过共同努力，多次在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白云学校在韩光校长的带领下，仅用了短短几年间，就把升学率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这在全市也是极为罕见的……
　　 思绪多次被孩子们与晓东互动的声音打破。在这成熟与天真的交流声音中，我听出了嫩江作协的勃勃生机，也听出了白云学校的未来可期。至此，我的这篇文字也不再纠结了，感觉“深处”好似到了尽头，而“生处”则代表作生机勃勃。因为我相信，无论是嫩江作协还是白云学校，未来都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