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在南京旅游，走进江东门纪念馆，亲临曾经的大屠杀现场，绝对不会了解其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是战争与和平的博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事前谁也没有料到，凶残成性的日本侵略军竟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突破战争伦理底线，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警被俘人员实施大屠杀。一时间，整个南京城尸骨遍野，血流成河，堪比人间地狱。
　　
　　 一
　　 这是南京城有史以来最寒冷的冬季，也是南京城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日子。然而，此时却有一群人以自己的一已之力、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冒死站了出来，温暖了这个严冬，点亮了人性闪烁的生命之光！
　　 栖霞寺位于南京栖霞山，具有1500年历史，不仅是中国四大名刹之一，也是四大观赏红叶的最佳风景区之一。然而，在侵略军实施大屠杀的最危险时刻，这里收留了2万4千多难民，其中还有200多是抗日军人，他们是国民党守城部队的官兵。南京失守后，抵御日本鬼子进城的国民党官兵来不及撤退，就地脱下军装混入逃难的队伍中，与难民一道躲进了栖霞寺。随行的5名军官中有后来的抗日名将廖耀湘，他是这群军人中职务最高的军官，国民党第二旅中校参谋，因而他也是日军全城指名搜捕的对象。
　　 当时，栖霞寺的主持是寂然法师，他不顾个人安危，将廖耀湘等人隐蔽到藏经楼里，由寺内的僧人亲自给他们送吃喝。这段期间，寂然法师和栖霞寺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被日军发现了寺内有抗日官兵，所有难民和僧人将会遭致灭顶之灾。
　　 其间，不断有日本军人前来搜查寺庙，他们怀疑难民中有抗日军人，用严刑拷打威逼寂然法师。甚至在隆冬季节，令寂然法师穿单衣，用绳索捆绑起来，往身上泼冷水。然而，寂然法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将抗日官兵交给日本鬼子。就是在这种严酷的情形下，寂然法师想方设法，通过多条渠道，将这些官兵秘密送出了南京。
　　 寂然法师也因为在此期间遭受身体摧残，加之积劳成疾，于1939年10月12日圆寂。世人称寂然法师为南京的“辛德勒”，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廖耀湘还专程来到栖霞寺，感念寂然法师和众僧人的救命之恩，并题写了“凯旋，与旧友重还栖霞”的条幅。2005年国内上映的电影《栖霞寺1937》，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拍摄的，曾经轰动一时。
　　 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南园的东南角，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德式小洋楼，黑墙红瓦，绿草成茵。几十年来，它一直在闹市区伫立着，默默无语，这里就是约翰·拉贝的故居。2006年10月31日，修缮一新的拉贝故居被命名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并从此对公众开放。2013年这里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成为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之一。
　　 能够获得国家的如此重视并赋予莫大荣誉，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
　　 约翰·拉贝，德国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在德国西门子驻南京分公司任职，当许多人逃离战乱时他选择了留下。之所以如此，刚开始只是为了履行一份责任--维护西门子公司的运营，不忍心在这个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然而，当他目睹了日本军人滥杀无辜、无恶不作的暴行以及无数市民惨遭杀戮、流离失所时，一种发自于人性深处的善良，道义唤醒了他，使他彻底改变了立场和信仰。此前他不仅仅是一位德国人，而且也是一名纳粹党人。
　　 于是，他利用纳粹党在二战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的盟友这个大的背景，牵头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被推举为主席。致使，当年他不仅在自家花园中庇护了约600名难民，并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共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
　　 拉贝的这种跨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1938年新年之际，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约翰·拉贝宅邸的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的大红绸布，感激拉贝的救助之恩。是的，南京、中国，乃至世界将永远铭记他对人类的贡献，因为他和他的委员们不仅拯救了众多的生命，也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正义。
　　 然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拉贝还坚持写日记，用文字记录了许许多多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至于后来在对战犯进行控诉时成为法庭上最重要、最详实的铁证之一。1997年8月《拉贝日记》作为文学书籍出版发行，一时间轰动全球，无论是专家还是读者一致认为：拉贝以“他者”视角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主观感情色彩，增加了所述事实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丰润了历史真实感和悲剧震撼力。
　　 然而，在救助难民的同时，这些救助者既要承担随时危及自身生命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是折磨和煎熬。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她叫魏特琳，在金陵女子学院任教。
　　 南京沦陷后，美国使馆给仍旧滞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发出了通告，有三个选择：第一，现在就走；第二，过些时候再走；第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魏特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她是学校的临时代理校长，与其他三名自愿留下来的老师组成了留守委员会，收留了难民中的10000多名妇女和孩子。
　　 12月17日，一队日本军人闯了进来。他们坚称大楼里面有中国士兵，要求把门打开。魏特琳对日本兵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力进来。”没想到，一个日本军人举起手来就打了魏特琳一个耳光。
　　 楼内虽然没有中国士兵，但是有中国姑娘，原来，这一是日本军人耍的诡计，他们抓走了12名年轻的中国妇女。魏特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情景，人们跪在路旁，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后来，日本军人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隔三差五想方设法到金陵女子学院抓姑娘，俨然把这里当成了娱乐场。这些日本军人还恬不知耻的称这是“摸彩游戏”。魏特琳没有办法，只好找到美国使馆寻求帮助。她气愤地将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讲给使馆负责人听，使馆方面立刻给魏特琳写了两封介绍信，让她去日本使馆找一个叫田中的参事，说这事他肯定能管。
　　 魏特琳来到日本使馆，见到那个叫田中的人，要求他与日本军方联系，管好他们的军人。田中以日本使馆的名义，写了一份禁止日本军人进入金陵女子学院的公告。魏特琳很高兴，她以为这样的一纸公告能够成为护身符，给那些可怜的中国姑娘带去平安。然而让魏特琳感到绝望的是，日本军人完全无视告示，日本使馆根本阻拦不住色胆包天的日本军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往金陵女子学院里面闯。魏特琳意识到，与那些日本军人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必须摆出一副拼命三郞的样子。至此，只要日本军人一出现，魏特琳就大声斥责：“滚出去！这里是美国人的学校！”
　　 大多数时候，那些日本军人都会被她的大义凛然镇住了，虽然凶狠地盯着她，还耀武扬威的挥舞着带血的刺刀，但还是离去了。这些受到保护的妇女们知道，魏特琳毫无畏惧，为了保护难民，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亲热地称呼她为“观音菩萨”。
　　 然而，由于操劳过度，尤其是精神压力太大，使她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在朋友的劝说安排下，魏特琳离开南京回到了美国治病。
　　 躺在病床上，她仍然放心不下金陵女子学院的妇女和孩子们，担忧她们的安危！她亲眼目睹的日本军人那些泯灭人性、惨无人道的暴行化作了痛苦的记忆，不断在她脑子里发酵，渐渐压垮了她的神经。她开始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南京多留一些时日？那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在南京大屠杀最黑暗的日子里，在凶残的日本军人面前，魏特琳没有流露出一丝放弃或者绝望的情绪，回到家乡却忧心忡忡，最终她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1941年5月14日，正是魏特琳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在公寓中打开了厨房的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魏特琳去世后，朋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沾满泪水的照片，那是在金陵女子学院避难孤儿的合影。
　　 按照她的遗愿，去世后在她的墓碑上面，雕刻着中国古典样式的房屋图案，用英文写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在墓碑顶端最醒目的位置，则用中文隶书雕刻着“金陵永生”四个字。
　　
　　 二
　　 南京大屠杀是70年前侵华日军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难以泯灭的伤痛。这是铁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正如展厅中周恩来总理所说：历史，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却。
　　 然而，展出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在警示世人：那就是截止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不能正视历史，没有给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一声诚恳的道歉，忏悔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相反，日本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仍然是摇摆的，右翼势力仍坚决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有的媒体仍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甚至在中小学生的教科书中任意篡改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一些亚洲国家的史实，将“侵略”改为进入或“进攻”，把南京大屠杀的起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等等。
　　 这就是日本军车主义惯用的伎俩，充分暴露了他们出尔反尔、企图霸占他国的狼子野心。
　　 当年日本战败，在对战犯进行公审时，几乎所有战犯都矢口否认参与侵略中国，屠杀南京市民的事实。这其中就有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面对法庭审问他否认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星期，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他的言行激起了南京市民的极大愤慨，当看到政府号召市民提供日寇罪证的公告后，许多人纷纷行动起来。这其中就有一名叫吴旋的市民，他从自家床底下拖出一只破旧的皮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用衣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取出了一本令他提心吊胆保存了6年之久、已经泛黄的相册，将它上交给法庭……
　　 1938年1月，为了生计，当年14岁的罗瑾到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工。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店里冲洗胶卷，罗瑾仔细一看，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照片。气愤不已的他偷偷加洗了一套保存起来，为保留这些罪证，罗瑾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制成了一本相册。他特地在封面上写了个“耻”字，画了一个正在滴血的“心”。
　　 1941年，为逃过日本兵的搜查，罗瑾把相册藏在了南京毗卢寺一间茅厕墙上的洞中。过几天待他再回去找时却不见了，由于害怕，他逃离了南京。
　　 那知，这本相册却被另一个年轻人吴旋发现，当时他听说日本人正在找一本相册，便偷偷取走，藏在毗卢寺一座佛像底座的夹层里。此后，他一直冒死把相册带在身边，坚信这本相册将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时，吴旋上交的照片在法庭上作为“京字一号证”出示。在铁的事实面前，谷寿夫哑口无言，最终被判处死刑。
　　 1985年8月15日，南京江门东纪念馆建成开放，常志强很想去看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当年9岁的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姐姐被日本军人屠杀的经过，他侥幸被红十字会安排到了拉贝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全家仅剩他一人，那段痛苦的经历他不愿再回忆，他说：“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身边，一个家在墙上（江东纪念馆有一座‘哭墙’上面镌刻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单）。”
　　 直到1997年，当常志强在电视中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时，他愤怒得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他就把写好的材料送到纪念馆，说：“他们不是不承认吗？我活着，这就是见证”
　　 1997年，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在北美地区出版，这是第一本以美国大众为读者的有关日军二战中暴行的英文书籍，打破了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长达60年的沉默。2004年11月9日，她被路人发现用手枪在加州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时年36岁。
　　 这是为什么呢？
　　 张纯如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祖籍江苏省淮安市。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出于职业的敏感，她发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呢？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她为这一现象震惊了，联想到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决定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
　　 于是，她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亲自回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幸存者，查阅历史档案，搜集证据，并印制成历史著作。她的《南京大屠杀》作品详实地描述了日本军队的罪行，包括砍头、活埋、强奸、焚烧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作品中，她大胆指出：“日本就像1937年掩盖他们屠杀的尸体一样，企图将他们掩盖在历史遗忘的角落。”
　　 《南京大屠杀》出版不到一个月，就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连续10周成为《纽约时报》畅销冠军，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认为：此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然而，由于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张纯如接触了大量的令人心惊肉颤的恐怖事件，加之又详细的描述了日本军人的各种恶行，因而导致她出现了如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等问题。尤其是该书出版之后，她又遭遇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收到许多威胁信件和电话，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引发了她的忧郁病症，原本她患有偏头痛，这是忧郁症的表征，巨大的病痛揪割着她，使她的忧郁症不断加深。
　　 为了纪念张纯如，2022年，美国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开设了“纪念张纯如阅览室”，阅览室被命名为“一个人的力量。”因为张纯如曾说过：“请你务必、务必、务必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令世界大为改观，你是一个人，你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
　　 正如张纯如的母亲所说：“她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权斗士。纯如从来没有为写了《南京大屠杀》后悔过，她也不后悔向全世界揭露历史上这悲惨的一章。纯如这一生，唤醒了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关注，她没有虚度。”
　　 江东纪念馆的广场上有一座巨大雕塑，一位母亲一手抱着怀里的孩子，一手高高举起，手掌上有一只振翅欲飞的白鸽。基座为灰黑色的，正正方方，四面雕刻着白色的两个大字：和平。是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平来之不易，因为这里曾经付出了300000条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