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趣，我关注手表，起始于高中，因为一个女同学。
　　 这天早上，第一节上课的铃声响过有五分钟了，老师还没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正在学生们等待、议论之时，窗外传来高跟鞋踩在砖地上的踏儿踏儿声。接着，一个姑娘走进教室。我个子小，又近视，排在教室南行第一桌，第一个看到她，就回头冲着全班同学说：“坐好坐好，老师来了！”同学们先是一怔，接着哄堂大笑。这个姑娘脸颊掠过一片红晕，嗔怪地伸出左手，点了我一下。就在这时，一道光亮划过我的双眼，一块圆圆的、亮亮的手表，戴在她的这只腕上，棕色的皮表带，映衬出她柔润的肌肤。她显得那么漂亮，那么高雅，那么让我心动。班主任进来了，告诉我们，新转来一个同学，叫朱思凡。
　　 这给我一个震惊，一个女生，手腕上戴块手表，显得这么与众不同。全班20来名女生，20多名男生，没有一个戴手表的，难怪都看着发土，气质平平。很快了解到，朱思凡的父亲曾是个团首长，刚刚转业到地方，母亲是县医院的一个大夫，她还有个弟弟，在城里上初中。她是班里唯一一个吃商品粮、城镇户口的女生。哦，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了——对城里人的羡慕。小学初中时，经常去市里卖蝈蝈、土豆、蒲墩之类，看到市里的小朋友吃馒头炒肉，穿没有补丁的制服，我往往垂涎三尺，吧唧嘴唇。鸿沟一样的城乡差别，让我常遇尴尬，心生羡慕，对事敏感。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或者说，就是从发现朱思凡这块表开始，我关注起手表，也注意起戴手表的人。到底是因人而表，还是因表而人，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戴表的人，是值得刮目相看的人，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比如，戴在朱思凡同学左腕上的这金属圆块，我就觉得不仅仅是记时的工具，而是城市人的象征，是她优越生活状态的标志，是她不同于我们的记号，这块戴在手腕上的小东西，说明表主人的过去是幸福的，未来是灿烂的。再比如，老师们，都戴手表，是因为他们有工作，他们挣钱，他们吃国家的饭。
　　 一块手表，给我这么大的触动，实在匪夷所思。后来看费洛伊德，好像也符合人性心理学。好在，思凡很平易，很单纯。她头天进教室时，我开得那个玩笑，不但没有引起她的反感，反倒让她在我的面前，少了姑娘常有的腼腆。我们交流很快多起来，才知道，她的手表是双菱牌，北京产。为了她上高中方便，妈妈特意买了块新表，把这块旧的给了她。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一块新手表，要120元左右，我们一家三四口人下地劳动一年，不过分到几十元钱，真是天壤之别！我盯着她腕上的那块手表，好像渐渐在我的眼前发光，在我的心目闪亮，如同一个小小的灯塔，朦朦胧胧照出了我向前的方向。我要是也变成靠领食品票吃饭的城里人，多好！
　　 她也许看出点什么，抻抻我的袖口说：“我拉下了几天课，你给我补习一下吧。谁让你是副班长兼学习委员呢！”声音甜美，我从遐想中一下子回过神来。打开书本，给她补习她没赶上的功课。我的学习是不错的，中考成绩靠前（这年实行考试推荐相结合），学校的非团员班干部只有两名，我是之一。课补得顺利，她很专心，接受很快。我们都感到很舒心，很暖心。
　　 她还写得一手好字。我负责的教室后黑板报的更换，都是找她帮忙，她可用红、蓝、黃各色粉笔，写出楷书、黑体、八分等各字体，把后黑板报办得图文并茂，年级评比，我们常常获奖。我的粮转定量不够吃，细粮更少，思凡就经常把她吃不了的粮票给我，粗粮细粮都有，有时甚至把她母亲给她带来的鱼啊肉啊，分给我一部分，让我没油水的肚子偶尔更新一下。我曾深入地想过，不管我们以前各自的来路如何，也不管以后的归宿怎样，老天，能够安排我们做二年同学，让我享受她浓浓的暖意，就是我最大的福分了。
　　 转眼间，愉快的高中二年就过去了。毕业后，她下乡，我回乡。二年后，她回城参加了工作，我仍然修理地球，当然，我已经开始在地方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地区和县里的重点业余作者。这年的一天，我收到了一个邮包，是她给我织来的毛衣，驼色，柔软，暖和，合身。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对我的身长弄得这么准。还有一封信，也是她写来的，她告诉我，她结婚了。又一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师范。接到入学通知书那天，我望着碧蓝的天空，想起了思凡，想起了她那块表。
　　 在我们村，手表更属于奢侈品，它和缝纫机、自行车，并称为三大件，只有适逢男婚女嫁，女方提出，男方又具备较好家庭条件，才能购置得起。有不少精神帅气的小伙子，因为买不起三大件，就说不上媳妇，或放弃了俊俏的姑娘，退而求其次，弄个丑媳妇回家。自行车便捷实用，缝纫机彰显品味，手表就是高档奢侈了。我们村，有自行车的，可能占40%，破旧的居多；有缝纫机的，不足5%，是讲究和灵巧的人家；出来进去，能够在手腕上戴块手表的，就凤毛麟角了，大队书记、大队长、工农户，或者极个别家底殷实会过日子的人家，才有这种资格。
　　 记得最深的是，我们小队有个叫易生的小伙子，长的英俊倜傥，高个儿，白净，象现在的小鲜肉，但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患有气管炎病，一到冬天或干点重活，就喘得厉害。他们是中农成份，家底不错，父母给他生了三个姐姐，就他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所以他娇生惯养，好吃懒做。但他对说媳妇这件事，似乎成熟得早，小小年纪就想媳妇，好穿，臭美，把姐姐的护肤霜，经常往脸上抹，一股香气，村里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媳妇迷。他要自行车，父母、姐姐就省吃俭用，给他花150多元买了一辆燕山牌自行车，他将自行车的手把、大梁、后衣架等处都缠上了红红绿绿的塑料布，花枝招展，又让他姐姐们每天把他的一件白衬衣，一条蓝裤子洗得干干净净，他就骑着车子在各村溜，晃媳妇。但晃了一二年，也没有哪个姑娘被他晃来。同龄的小伙子们，就给他说：“不配套，你必须弄块手表戴上，才有大姑娘跟你！上海双狮牌的。”着急了什么都信以为真，他又和父母姐姐们哭闹：“表、表，手表，上海双狮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父母决定把那只刚生完羊崽的老山羊连同三只羊崽一块牵到集上，卖了60多元，又借了60元，给他把表买上了。
　　 于是乎，他增加了骑车转悠的频率，把姐姐的护肤霜涂得更厚了，不断甩出一股股香味。不知是这块表真的起了作用，还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或是缘分到了，半年后，真的有人给他介绍个漂亮媳妇，黄花大姑娘，成了，三个月结婚了。那天，我们都去闹洞房，亲眼看到他们拉手亲嘴。嘿！这个媳妇还真漂亮，和《红灯记》中饰演李铁梅的刘长瑜长得特象，只是黑一点。虽然结婚后，易生的身体逐渐露馅，哮喘加重，但小两口的感情却与日俱增，媳妇特别能干，把易生不能干的地下活都担了起来。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前几天，我回老家得知，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娶妻生子了，老两口七十多了，挽手出入，共度晚年。易生还老当益壮，经常捡破烂去卖，一是锻炼身体，二是补贴家用，骑的，戴的，还是当年他晃媳妇时那辆牌自行车和手表。我忽然想，当年，如果易生的父母、姐姐不给他买那块手表，有这种结果么？
　　 易生有家里人省吃俭用，给他买自行车买手表，一路绿灯。我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每天泥里水里，下地干活，勉强填饱肚子，哪里买得起手表。后来，当了民办教师，每月可得6元补贴，那要二年才能攒过一块手表钱，何况，还有无数花销等着这6块钱。买手表，对我来说，仍是天方夜谭。
　　 1976年，7.28大地震，我遇到了一个获得手表的机会。地震后，我家没有伤亡，姑叔姨舅等最近的亲属中，存亡下落明了，唯有我大舅没有音讯。二哥、我、隔壁本家二哥我们三人就去市里寻找大舅。我大舅上学不多，但天生聪颖，又特别刻苦，在轻工业机械厂，由一个学徒工，逐渐成长为机械专家，任厂里的设计室主任，管着20多个机械工程师。听妈妈说，唐秦两地的陶瓷、烟草设备，出了疑难故障，本厂难以确诊修复时，都是来请我大舅。他到现场，一看，一听，一转，十有八九，就找出了设备的病根，手到病除。地震前一年，他被市国防工办借用，研究生产武器。这是军事秘密，他的办公、住宿地点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他住在市里，一周才回丰润老家一次。
　　 穿过一片片废墟瓦砾，闻着一股股血腥味道，听着一声声悲惨哀号，我们到了开滦唐山矿西边的市国防工办。眼前废墟一片，找不出一间站立的房子，正迷茫地四处张望时，一位趿着腿走路的中年人过来了，眼里满是机警：“来这有事？”
　　 我说：“找周德芳！”
　　 他问：“是你什么人？”
　　 我答：“我舅，大舅”
　　 他说：“有这人，轻机厂借来的。”
　　 我敢紧说：“对对！他咋样？”
　　 他告诉我们，大舅都是白天来，晚上走，没在这住。问他有可能住哪，他说凤凰山还有国防工办的房间。
　　 “您在这里做什么？”为了更把握，我问道。
　　 他说：“门卫，夜间巡逻在外，捡了一条命，但奔跑时被一块石块绊倒，崴了脚脖子。”
　　 我问：“怎么没回家？”
　　 他答：“这里有好多保密资料，领导们生死不知，我不能走”。
　　 我问：“你的家人？”
　　 他眼里闪出泪光，哽咽着：“都被砸死了！”
　　 沉默。大难面前，没有人指挥他做什么，但他，忍着巨大悲痛，忍着和亲人的离别，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给他行了个注目礼，告别，骑向凤凰山。凤凰山西侧，是展览馆，也叫阶级教育展览馆，上初中时，我们从学校步行，来过几次，接受教育。院子里阒无一人，中间，高大的汉白玉毛主席全身雕像，巍峨耸立，向我们招着手。周边苏式的房屋，大部分建在山坡之上，一间没倒。这是奇迹。
　　 大舅要不没住这里，要不没有遇难。我们后悔没有直接去轻机厂，大舅真要被砸在那里，可是耽误了好长时间。这时已近中午，肚子早叫唤起来，但我们顾不了更多，又骑行15华里来到了轻机厂。轻机厂的办公室和宿舍，大部分是石头到顶的平房，除去一两间钢结构的厂房，站立着一半之外，其他房子全倒了。我们根据以前来大舅处的记忆，在满眼的石头堆中，大致确定了大舅宿舍的位置，就开始扒拉石块，往四周扔。这个厂的北面，是唐山市冷冻厂，十几层高，全部倒塌，储存的猪肉腐烂变质，呛人的臭味一团一团地飞向这里，我们忍着巨臭，寻找着大舅。我找来一根铁棍，往下不停地探着。
　　 我预感到大舅就在这里，预感到他遇难在这里。我的眼眶有些温润了。大舅长期劳累，身体不好，肠胃、心脑血管都不好，面色黄黑。作为共产学员，几年前又响应号召，做了绝育手术，多少也伤了些元气。他对我们太好了，经常把省下来的粮票给我们。二哥取媳妇盖房，他从秦皇岛玻璃厂买来成箱的玻璃，乘火车运来，背上背下，门窗檀木水泥等不好买的材料，一样一样地给我们买来。那年我和大哥、妹妹去工厂看他，他知道我平时吃不到好东西，饭量大，特意给我买一份大碗的牛肉面，还把他那份拨给我一半。这样的好人，就真的遇难了吗？
　　 铁棍好像碰到了软软的东西，搬走几块石头往下细看，是自行车的前胎，还鼓着。等看到手把、前叉子，我确定了，这正是大舅平时骑的那辆半新飞鸽自行车。他在这里无疑了。饿、热、累，几乎一齐向我们袭来，但哪还顾得，搬石头、扯炕席、拔钉子、拆板子，擦臭汗、喘粗气，我们一阵紧忙乎。先是露出了大舅的脑袋，接着整个尸体袒露在我们面前。他是像包饺子一样被包在里面。我知道，这间房子，是后来搭建的，西边是院墙，东边是设计室的房山，南北垒上石头墙，上边横上一领席，席上钉上木板，木板上打上焦子，安上门窗，就成了这间房。墙体四周，未成一体。那么强烈的震动，晃几下，房子就散架了。一张炕席，在上边裹着他，这张炕席，结实地钉在木板上，这些木板，有一拇指厚，一块连着一块，有的砸断了，有的砸劈了，大小不等的石块，一层一层地压在木板上边。大舅不是砸死的，是憋死的或是闷死的，他的脑袋大出了一半，面颊紫黑，嘴唇更黑。我们分析，地震袭来，头次震动时，大舅从床上被摇到地下，房顶和四面的石头墙脱解，房顶先掉下来，压在大舅身上，接着四面的石头墙倒塌盖在木板上，大舅一个人，像支点一样，承受着几吨重的石头，动弹不得，窒息而死。都第二天了，又是这么闷热，大舅的尸体没有腐烂，没有异味。可见封闭地严实。如果当时现场有人，马上营救，大舅一定不会死。
　　 白色不锈钢的手表，戴在大舅的左腕上，和他憋紫的皮肤形成强烈反差。19钻的上海钻石手表，表链扭曲了，但没断，表针停留在9点9分的地方，距离地震的3点42分，过去了29小时33分。
　　 处理好尸体，两个二哥说，表没砸坏，换个链就可以戴，要我拿着。理由也很充分，一则大舅家剩下舅母和三个闺女，她们都有手表。二是咱们把大舅给扒出来，留下这块表，也算正当，舅母不会不同意。第三，大舅唯一的儿子在部队牺牲了，才一年，大舅又震亡了，才44岁，连续的亲人遇难，对舅母打击太大，看到手表，会更加难受，不如让她见不到。
　　 我当然更愿意，手表于我，情有独钟。我想，如果大舅健在，要换表，把这个给我，我会给他磕头。但我说，必须争得舅母的同意。大舅震亡，大难临头，舅母如想留个念想，我们岂不太残忍、太不懂人性了。
　　 掩埋大舅的遗体，见到舅母时，我们把这块表和大舅的其他遗物，都给了舅母，舅母果然都一件件地整理好，收拾起来。她说：“你大舅我们刚过了25年，他是不愿意走的，我更舍不得他走，我把这些留着，想他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眼睛早转出了泪花，抹着回到了屋里。
　　 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年半，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我考上了唐师。我终于走出了农村，毕业后就可分配工作，吃上商品粮。开学前几天，我专门去了舅母家，向她报告这一喜事。舅母给我包的饺子，她说：“给外甥发脚，舅母为你高兴，好好学习，毕业就有工作了！”临出来时，舅母拽住我，叫我稍等。她打开一个箱子，从底下找出一个布袋，从布袋里边拿出一块裸表，递给我，说：“你大舅是你扒出来的，你考上学了，大舅的这块表给你，留个念信吧！”她说着哽咽了。
　　 我双手郑重地接过这块手表，深情地看着，正是大舅那块19钻的上海钻石表，擦的一尘不染，霎时，大舅生前的音容笑貌和地震那天我们刚扒拉出来的情景，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捧着这块表，不由捂住嘴巴——我要哭出声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戴表，当然也是属于我的第一块表。出了舅母家，我就去了表店，配上表链，戴在腕上。心中，一阵惬意。
　　 需要再交代一句的是，这块表陪我读完师范，又陪我工作了二年。在1982年的“7.28”这天，妈妈和我说，把你大舅那块表给我，你应该买块新的了。我知道，妈妈也喜欢手表，但始终没有。她要戴大舅这块表，也许有她的特殊用意。我照妈妈说的去办了。这以后，我每次回家看望妈妈的，总看到，她摆弄着那块手表，不断地在腕上旋转。
　　 妈妈2000年去世的时候，我看到，那块表还戴在她的左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