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死后去了哪里？
　　 ——一些关于生命的思考或假说
　　
　　 人一过六十，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对于生与死的思考与日俱增。
　　 亲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离世以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段“濒死”体验告诉我：曾一直刻板的以为与己无关的、遥不可及的死亡却原来总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我到哪儿，它也寸步不离的跟我到哪儿。
　　 这让我进一步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是死？什么是生？人死亡后，究竟去了哪里？
　　 2012年，秋。清晨，我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当时的我已进入重度昏迷状态。除了感觉不到任何痛苦外，另外两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周围的环境色彩变得异常晦暗。用“晦暗”二字形容，十分贴切！它不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人们深度睡眠时所“看”到的梦的颜色。另外，虽然“现实感”全部消失。但仍有少部分的、未泯灭的意识留在了晦暗的世界里。这有点让人喜出望外，但这确实又与人们梦里发生过的“梦游”现象无关！
　　 身体不由自主的在慢慢变轻、变轻。
　　 这一过程体验感强烈，纤毫毕现。这反而让我增加了一些愉悦感。
　　 直至变得轻如一羽鸿毛。
　　 我开始飞离地面。很快便能以居高临下的视角俯瞰999急救车拉我去的那家医院整肃的外部环境。然后，进一步“看到”这家大型医院急诊观察室内、外的情景：进进出出的大夫和守在病床前悲观、焦虑的患者家属。那其中就包括我的妻子。她正神情沮丧地坐在我病床旁边的一张凳子上茫然打量着那些遍布在我身上的导管以及放置在我床头的一台生命监测仪。
　　 门开了，进来几个大夫把我们簇拥在中间。妻子赶忙起身。
　　 那种紧张和压迫感显然已经让她无所适从，乃至崩溃。她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妻子平时是个不喜欢拿主意的人。家里几乎所有事情都是由我一人安排并由我说了算。我平时戏称她为“甩手掌柜”。
　　 我居高临下“看见”她的那一刻，我多想告诉她，我此时此刻十分惬意。并不像大夫说的、和她想的那样严重！她不必为我担心和焦虑，更不必为我流泪。
　　 我还想告诉她，我还惦念着当天上午九点像往常一样陪她去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做常规治疗。然后，我还准备教她如何拿着“电卡”去供电公司营业厅买电；另外，我们唯一的一张银行卡的取款密码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怎么能就这样与她阴阳两隔？
　　 于是，我开始烦躁起来。
　　 于是，我开始迫不及待喊叫妻子的名字。而她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她只顾一边抽泣、一边接过大夫递过来的笔在各种单据上茫然地看上一会儿，然后，一笔一划地签字。
　　 我越发感到愤怒和无聊，就气急败坏的飘出了急诊观察室。我沿着拥挤不堪的楼道飘到了一个稍显开阔的地方。那是楼道的另一端，光线依然晦暗。但通过不断开合的楼道门间或照进来的光亮让我觉得门外一定是一派响晴灼日、艳阳高照下更加开阔的空间。于是，我终于瞅准一个机会，趁有人推门而进的一瞬间被气流裹挟着飘出了楼道。
　　 我首先来到了一片荷塘。我一时还能想起什么人曾写过的和它有关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但随后，我却突然感到了某种不适，我开始变得浑身不自在又特别难为情。犹如赤身裸体的站在众人面前。我有些后悔不该离开急诊观察室。我只那么一想，就轻而易举的进入到荷塘里。
　　 我很快就躲进了一片大如伞盖的荷叶下面，不由自主地游走、穿行，上下左右、重重叠叠的荷叶不断擦过我的面颊，痒酥酥的。这又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快活。我特别需要在那样一个远离所有人视线抑或别人看不到我而我能看到所有人的环境下，独来独往、自由行走。
　　 但我很快就飘出了那片荷塘并被气流裹挟着带至空中——我又重新获得了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观察周围。
　　 这是急诊室大楼另一侧的外墙面，刚被我进出过的那扇急诊室木门就开在墙面上。门里是急诊室观察室楼道，门外是一条如山泉般倾泻而下的台阶。台阶最上面坐着我的女儿，女儿旁边的是我的同事大齐。我怎么也想不通同事大齐怎么会出现在那个场景中。按说，每天清晨上班前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他住家离这家医院和我们单位都很远。况且，每天早晨他还要按部就班的主持当天的班前会议。我费尽心思使劲琢磨、使劲地想，犹如回忆一段遥远的前朝往事。但总也想不明白大齐怎么会出现在我看到的画面中。
　　 我竭尽全力只能回忆起事发当天早晨在家时，妻子和女儿看我一反常态，过了早晨上班时间没有起床而仍四脚八叉地躺在床上酣睡，二人便觉出了些异样。特别是妻子发现平时睡觉一向特别安静的我彼时彼刻却鼾声如雷。妻子首先上前对我摇晃并大声喊叫。刷牙刷到一半的女儿也走过来用牙刷蘸上漱口缸子里清凉的自来水不断撩洒在我的面额上试图让我惊醒。当这一切都不奏效，女儿才果断拿起电话打了120......
　　 当我以居高临下的视角看到女儿的那一刻，她正六神无主、拘谨地坐在台阶上，眼睛毫无意义的凝视着前方某一个地方。她显得特别茫然无助——女儿从小由我带大，我见证了她的每一次成长以及她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
　　 蓦地，我开始心疼起她来。
　　 大齐和女儿并排坐在台阶上。他一边安慰着女儿、一边拿过女儿手里不停摆弄着的各种颜色的单据。大齐把它们一页一页的认真整理好后，再重新交回女儿手上。这让我感到无限宽慰并开始检讨曾和他一起工作时偶尔发生的不睦和争吵。
　　 “好啦！你总算醒过来了！”我又重新听到了妻子的声音。我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重新醒过来已是第二天清晨了。当我重新睁眼看世界的那一刻，首先看到的是一片洁白又陌生的环境。
　　 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如夜色般沉重的白。它令我不安甚至有点触目惊心。我的视角陡然变成了向上仰视，我看到了同样白的、高不可测的天花板以及那上面走向明确、条理清晰的黑色管线，一如音乐家面前的五线谱。
　　 随着“五线谱”快活的向后移动，我又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几个护士合力把我从担架床上挪在了另一张病床上。我仰面朝天躺在那里，眼睛里看到的全都是一张张的笑脸。不断有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或护士手拿注射器在我身上取走些什么又推进些什么。妻子虽然还是不住地淌眼泪，但她表情已经明显轻松很多甚至可以说有喜极而泣的意思。她红肿着双眼，迫不及待的告诉我，说我已经昏迷一天一宿了！大夫昨天就已经给她发了“病危通知”，她觉得我不会活过来了。怕我不信，她还把医院开具的“病危通知书”展开给我看。女儿过来把妻子劝走，然后，贴心的俯在我耳边把我这两天的经历告诉了我，于是，在一股淡淡的化妆品味道中，我听到了女儿口中说出的与我有关的一些词汇：120急救车——脑溢血——北医三院——昏迷一天一夜——高压氧舱——ICU。
　　 三个多月后，我康复出院。回到家中，劫后余生的我们一家三口围坐一起共同回忆发生在那天早上的可怕经历。唏嘘感叹之余我油然想起了那天在那家医院里所“看”到的一切，于是，向妻子和女儿求证。妻子表示，现实情境与我的描述基本吻合，只有女儿提出质疑，说那个医院急诊室设在一个东西走向大楼的一层。而走出那个急诊室木门外面确实有几层缓冲至地面的台阶。但只简简单单、数得过来的几层，远没有达到“又高又陡”、“如山泉水般倾泻”的程度。另外，女儿还说，急诊室外面确实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椭圆形的花池，女儿着重说那个花池子小得可怜，那里面种的什么，她没理会但即使种植着荷花也远远达不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程度。
　　 一年之后，借着回医院复诊我又来到那家医院的急诊区域，一一对应、重新审视了我在患病那天早上所“看”到的一切。那个荷花池子还在，水泥、石砖砌成的。确实很小，两三人即可合围。但当时的我明明感到是在一片荷叶盛放的荷塘里游走、穿行。看到面前的情景及女儿的质疑我一时语塞。只在心里暗暗做出了一个相对合理但却不敢与外人道的逻辑推理：“濒死”状态或许就是一种“失重状态”下的生命体验；换句话说，我变轻、变小了！我变成了随风而舞的一羽鸿毛？
　　 弟弟是一名中学教师，去世前正带高考班，教学任务非常紧张。恰在此时，父母不幸患病。我们把父母双双送进了医院。父母亲的退休金不高，请不起医院护工，医院日常护理只能由我们哥仨轮流担任。
　　 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排班顺序，弟弟本应在每天下午来医院与我交接班。然而，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学校正在进行“一模考试”，他实在张不开嘴向学校请假，希望和我换个班。他表示会在次日早晨来医院接替我。我同意了。但直到次日中午也没等到弟弟却等来了弟弟死亡的噩耗。弟弟来医院开车途中突发急病，挣扎着把车停至路边，默默死去。最终被巡逻交警发现。
　　 我和哥哥被弟弟死讯完全击垮。稍稍醒悟后，做出一个决定：暂将弟弟去世的消息对躺在病床上的父母封锁、隐瞒，能瞒多久就瞒多久！
　　 按照中国老一辈人“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的传统观念，父母亲在弟弟身上倾注的心血较多而一旦让他们知道了弟弟死亡的噩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致命打击，他们如何经受得起？
　　 一天早上，我来医院接替忙了一宿的哥哥。整理完病房的内务，然后，帮着他们洗漱。一块热腾腾毛巾首先为母亲擦洗了面部后，她看上去面容红润，精神焕发了很多！我正要离去。母亲忽然用枯藤似的手紧紧拽住我的衣襟，一双空洞洞的眼睛直勾勾的望着我说，大瑞，你告诉妈，到底是先“走”好；还是后走好？
　　 近来，整日躺在病床上四目相对的父母无聊之时常常煞有介事地争辩“谁先去世”这个话题，争辩无果后，就谁也不再理谁，赌气一般相背而卧。母亲干了一辈子财务，是个爱较真儿的人。常常会把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我站在她们两张病床间的过道里，对他们说，先走、后走都不好，留下来的才是最好的！我还告诉她们要比着活，看谁活得更长远！说完这些话，借着要去洗手间投洗毛巾，赶紧离开了！想不到很快洗手间外面就响起了父亲的呼喊声。父亲的喊声我最熟悉，沉闷中，自带一种不容忽视、不容犹豫的紧迫感。还是在孩童时期，每当我和小伙伴们在胡同里疯玩到路灯亮起时，半条胡同都会响彻父亲站在家门口招呼我回家吃饭的喊声......
　　 我只得走出洗手间重新来到他们中间，我扶着父亲坐起开始用热毛巾为他擦脸。想不到父亲忽然问我，好几天了，怎么没看到弟弟？几乎同时，母亲也把脸扭向这边，等着我的回答。我只好坐下来一本正经、掷地有声的把预先编造的谎言向他们和盘托出。我说，弟弟因参加了这一届的高考命题和其他老师一起暂被隔离到了香山八大处一家豪华宾馆，这么做的目的是切断出题者与外界的联系以免出现考题泄露。父亲显然接受了这令他倍感欢心鼓舞和骄傲的谎言，他沉浸在无限自豪的遐想之中兴致勃勃、不遗余力地向仍是一头雾水的母亲解释着我“谎言”所未能达到的圆满和详尽之处。
　　 欺骗父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记得上一次欺骗父亲是小时候因为淘气被学校老师“请家长”，而被我说成是开全校“家长会”，父亲回来后怒不可遏，对我施以一顿胖揍。
　　 然而，这次我竟能从容达到目的。内心已对躺在病床上的风烛残年的父亲生出无限愧疚。
　　 我走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痛痛快快的洗了把脸。
　　 半年之后，父亲一个人留在了病房。母亲却孤零零一个人走了。医生说，父亲患上了相当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症。需要继续留院接受治疗。医生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几天来，那个一直困惑着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释。
　　 那几天，在父亲对面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母亲在接受了一次又一次触目惊心的心脏按压和电击等一系列抢救措施最终无力回天后，父亲是眼睁睁看着已经停止呼吸的母亲被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十分利落的放在担架车上蒙上白布推出了病房。而他对这一切刺眼又扎心的场景竟然无动于衷，全当在看别人的热闹。
　　 他难道忘了，那个被推出病房的可是与他厮守了70多年的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啊！
　　 那天，我把母亲送至医院太平间后重新返回病房，在那个空出来的床位处待了好久。父亲仍然躺在对面那张床上呼呼大睡。我一双泪眼看向窗外，天高地迥。灰蒙蒙的天上掠过了一只如梭鱼般瘦而细的飞鸟。
　　 这或许是命运的苦心安排--------老天看父亲太可怜而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特意选择这个时候让他患上阿尔兹海默症。
　　 出院回家后的父亲果然不再打听母亲和弟弟的下落。他孤零零的每天坐在窗前出神的看着窗外缠绕在铁栅栏上的不知何年何月种在花盆里的牵牛花。如今，花盆已经碎裂，但看上去早已干枯了的牵牛花藤却仍倔强地缠绕在铁栅栏上。
　　 一向有看报习惯的父亲也再不和我们打听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闻而只关心每天是否有红烧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