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着我在电力学院居住不到半年，我们在道湖的家就全部迁居到了电力学院。我们家分到了家属楼第二栋一单元一楼大门朝东的一所三居室的大房子，全家喜滋滋地搬东放西，收拾家务。告别道湖那处岌岌可危的连屋，住进这红砖红瓦十分气派的三层小洋楼。房间阔大，窗明敞亮，墙面雪白，水泥地面光洁平坦。
　　 房间所有的家具均是配套的，从床到柜到桌椅板凳均配备齐全。我们从道湖仅仅带了一只老式大衣柜，其余家什、罈罈罐罐，父亲都让母亲送给了左邻右舍。在道湖我们姐弟的衣着都是补丁摞补丁且姐姐穿不下了就给妹妹穿，甚至是给弟弟穿。父亲又是刚调到新单位，他和母亲商量说：“新华，我看其他方面省省，也要给这几个闺女每人连一件新衣，何况也要过年啦。我不能让人看着我家的女子穿着太寒酸。”母亲点点头同意了。所以姐姐们都添置了一身新衣裳进南城，我们男孩子也就算啦，而且男孩子穿衣费得很，母亲几乎是夜夜在灯下为我们搓洗缝补衣裳。但母亲还是把我和两个弟弟的衣裤缝补得熨熨贴贴、干干净净的，穿出去一点也不显寒酸。
　　 本来，这次分房父亲是可以分到二楼的，二楼不仅比一楼要干燥许多而且还是油漆木板地，但房租却要比一楼贵上一些，父母亲一商量也就选了一楼。当然我们家这次能分到三居室，也是因一楼在山坡下，太过潮湿，许多教职员工弃选一楼。只是，到春末夏初之际，我家居住的一楼经常会水漫全屋，鞋飘如船。
　　 父亲的工资不高，而且在对河十中时，因学生被砖窑瓦斯毒气熏死的事，父亲被降了一级工资。所以我们家一搬到电力学院，父亲就帮助母亲打申请要求工作。好在电力学院刚成立不久，很多部门都需要人手。院人事部门考虑母亲生育了七个儿女，带孩子应该有经验，于是就把母亲安排在托儿所照看婴幼儿。这样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在一块，算是勉强能维持一家九口的生活吧。
　　 五十年代末期，物价不高，物资相对也充裕，我们家的生活向来就只要能吃饱，也不讲究要多好。加之母亲又节俭会计划，而且对我们子女生活方面的教育和引导向来严格。诸如吃饭菜挑剔，上桌争抢等方面，我们家是从没有过的现象。而且就连端碗拿筷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比方碗要端在手中，不能搁在桌子上扒饭，筷子不能在菜碗中翻动等。我三姐拿筷子时小拇指总是翘起，为此她没少挨父亲用筷子敲手，或用筷子打她的手心。我们家虽是九口的大家庭，但平时里我们姐弟不争吵，吃饭很安静，一家人日子过得平顺安康。这令电力学院许多教职工家属很是羡慕，常有邻舍对父母亲说，齐大夫、齐师母，你们是怎样把儿女教得这样和顺乖巧，一大家子安静得很，从未听到他们姐妹兄弟争吵打闹。我们家的儿女整天争吵打闹，管也管不住呀。
　　 我们全家搬到电力学院时，正值隆冬腊月，那年长沙南城出奇地寒冷。电力学院正加紧在山山岭岭之中大兴土木，到处推山掘岭，草木枯萎坟冢裸露，棺板散乱，盛尸骨的罈子散落在四处。凛冽的北风像刀子般从铅色的天幕一阵紧似一阵刮来，发出凌厉的啸色。还没放寒假，大姐和二姐因小学差一期要毕业，父亲就把他们寄在道湖一户人家。三姐和四姐便转学到新开铺小学读书，新开铺离电力学院大约三里来路。我便带着两个弟弟整日在建筑工地附近玩耍，尽管我们冻得脸蛋紫红，还流着清鼻涕，但我们似乎并不怕冷。
　　 我们站在远处看着推土机翻起泥浪，看着挖掘机吊起一口口棺材，看着有人把一处处坟冢里的尸骨捡进罈子里，我们感到很好玩，笑着指点着。下午两个姐姐放学回家，恐吓着把我们三兄弟拖进屋，并告诉我们不要看掘坟，会撞上煞气的，夜里做梦会梦见鬼的。而且姐姐们还讲鬼的故事给我们听，吓得我们就再也不敢去工地边玩啦。说来也真是惊悚，到现在我都解释不了刚搬到电力学院时的诡异现象。有天半夜，我和三姐同时看到了，有一个穿着雨衣戴着雨衣帽子的人进了我们的房间，但我们的门是反锁的，他是如何进来的呢？那人背对着我们，一个劲地划火柴盒，但一次都没划燃火柴。三姐搂着我，颤抖不已，我们用被子蒙住头，好半天才睡着。后来又有一晚，睡到半夜时，我和三姐都感觉被子里突然多了双老婆婆的小尖脚，我们吓得都不敢去拉系在床头上的电灯绳。那惊悚的一幕虽过去了多半个世纪，但至今仍记忆犹新，每次和三姐见面谈起，仍是迷雾一般。
　　 我们家从道湖迁居到电力学院不久，就过年啦。这是我们从乡下搬到城里将要过的第一个年，尽管那时的长沙南城，严格意义来说，算不上是城里，充其量不过是长沙的近郊而已。在城里过年，当然不同于在道湖乡下，所有的东西都要花钱买，哪怕一棵葱。在道湖全家吃的蔬菜几乎全是母亲种植的，母亲辛勤种的几分地的新鲜蔬菜，除一年四季全家人吃外，春夏还要晒许多的干菜。如很好吃的青菜苔，清水泡泡拧干后用干辣椒一炒就是佐饭的上品。用青菜苔开酸菜汤，放上葱花，滴几滴麻油，用来泡饭吃，别提有多香。还有干豆角、仆豆角用来蒸肉那也是极品，只可惜很少有肉蒸。但母亲放一点猪油和干辣椒一蒸，仍是极好吃的。还有白辣椒、卜辣椒和红干辣椒，放几粒豆豉和一把大蒜叶一炒，香辣扑鼻。餐桌上有这碗菜，饭都要多吃一碗。可惜搬到电力学院后，父母亲寻种菜的地方总也寻找不到，因为我们那栋家属楼后，整日开山劈岭，没有不被挖掘的地方可以种菜。父亲说，等后山推平后，规划好子弟学校和幼儿园，应该会有空余的地方，到那时就可以种菜了。好在我们搬到电力学院后，道湖的亲戚乡邻常来走动，他们一来我家，总要带些新鲜蔬菜和盐干菜之类的给我们。后来，母亲又让父亲买了几只泡水罈子，母亲便腌了些酸辣椒，辣椒萝卜之类的咸菜以周济餐桌。
　　 过年的头两天刮了整整两天的西北风，气温一下降了许多。到腊月二十九日，灰蒙蒙的天空竟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不大的工夫，道路、山坡便披上了洁白的冬被，尤其是那被推翻的黄土山坡，一改黄尘漫天的旧景，换上了银白素雅的新装。只是那些堆积的棺材板和装尸骨的黑色罈罐顶着白雪，裸着身躯任凛冽的西北风和漫天的飞雪狂吹怒扫。我们小孩家家的哪懂得怕冷，冲进北风卷地，大雪纷飞的室外欢腾跳跃，兴高采烈地玩雪仗。姐姐们怕我们踩湿了母亲辛苦给我们做的棉鞋，好不容易把我们拖拽进屋，扑去我们满身的雪花，引我们围着煤炉安静地烤火。不一会我们三兄弟的衣裤便冒出丝丝热气，反倒潮湿起来。那几天父母亲买了许多准备过年的菜，但母亲说这些菜要留着年三十才能开始吃，还要留着给第一次回长沙过年的大舅一家吃。过年前几天，母亲就用大的冰铁炉锅（其实是铝锅，只是我们那时称之为冰铁炉锅）炖了一锅萝卜骨头，又蒸了一大碗腊八豆，炒了一大碗排莱酸菜，让我们热着吃。到吃饭时，我们姐弟围着煤炉把炖好的萝卜装在蒸钵里在炉火上煮热，又撒些大蒜叶，每人舀上一大勺子萝卜骨头汤，就着腊八豆和排菜酸菜吃得热呼呼、香喷喷的。屋里的热气把窗户玻璃都遮得朦朦胧胧，虽看不到窗外飞扬起舞的雪花，但雪地的反光却把屋里映得十分的亮堂。
　　 年三十的团圆饭，父母亲精心准备了一桌诱人又可口的好饭菜。我们一家九口团团围坐在红漆闪亮的方桌周围，兴致勃勃地吃着父母亲夹给我们每人碗中的菜。那肘子蒸干豆角最是好吃，肘子肥而不腻，瘦肉蒸得软糯如丝，干豆角油淋咸香还带点甜味。一块豆豉辣椒蒸草鱼，汤呈酱色，鱼肉雪白，辣椒透着鱼的鲜香，十分好吃。母亲和姐姐们为我们三兄弟剔去鱼刺，把饱蘸汤汁的鱼肉夹到我们的碗中，还一再叮嘱我们慢点吃，注意别被鱼刺卡到。还有酸辣椒蒸鸡，咸辣鲜香很是送饭。生为长沙人又生活在乡下，吃辣便成了寻常人家儿女从小要过的生活关卡，最小的弟弟仅两岁刚会自己吃饭，他也能吃辣啦。父亲是能吃酒的，他自己浸泡的五味子药酒倒了满满一杯，慢慢喝着。父亲喝酒走皮筋，三杯两盏便成了关公脸，连眼睛都红红的。
　　 一九五六年除夕，我们一家九口齐齐欢聚在长沙城南电力学院的家属楼里，尽兴地吃着年夜饭，任凭瑞雪被西北风卷起，吹窗打门。饭后，母亲独自收拾餐桌碗筷，她不让姐姐们沾手。我跑进厨房喝水，看见母亲把我们三兄弟的饭碗用手指刮刮，将剩在碗中的饭粒残菜全刮进口中。我还看见母亲用同样的方法将已吃完的菜碟汤碗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我很是纳闷，母亲是个爱干净都有几分洁癖的人，这会咋就这么不讲究了呢，是舍不得过年时碗中的油水吗？不出几年后，当我们生活在苦难的豫东老家，被饥饿煎熬的那些日子，舔饭碗菜碟，用手拈起掉落的杂面馍渣，便成了吃饭的习惯。每每这时母亲舔饭碗菜碟的情景便时时浮现在眼前，无论如何都难以消弭，而且永远定格在我心灵的深处。
　　 作为在电力学院第一个除夕的守岁之夜，父亲鼓励我们，凡是守到子夜交更的时候，每人的压岁钱较之道湖加倍。于是我们姐弟都不敢睡去，尽管瞌睡连连，头朝下直栽，眼皮不断打架，每个人都硬撑着。当然我们三兄弟首先败下阵来，比平日，我们仅仅硬撑了个把小时后，三人都倒在姐姐们的怀中，任凭姐姐们如何摇喊我们，诱惑我们，我们都沉沉睡去，哪还顾得上什么翻倍的压岁钱呢？姐姐们似乎都经受了考验，她们哼着歌儿，讲着高兴的事，然后就每人轮流讲笑话，但不准讲什么鬼的故事，因为年三十，讲鬼的故事不吉利。这样，几个姐姐都守岁到了交更时，每人也得到了两角钱的崭新票子。父亲那晚还是喝多了点酒，他在把一张崭新的两毛钱递给姐姐时，不小心把钱掉在了烧得旺旺的炉火中，那两毛钱的新票子即刻在火中化为灰烬，这让母亲和几个姐姐好一阵心痛和唏嘘。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姐弟醒来，每人枕头前都放了一个金黄透亮的橘子，我和弟弟的枕下还有一张崭新的一角钱纸票。我们三个别提有多高兴了，橘子装在口袋中不舍得吃掉，母亲说是寓意我们健康成长，吉祥如意。一角钱也紧紧地贴在口袋里，生怕给掏丢了，时不时用手去摸摸，还在不在自己的口袋里。
　　 年初三，从未见过面的大舅带着颜面漂亮气质高雅的大舅妈和两个帅气的小表弟到我们家来啦。那是大舅从十六岁离开道湖，第一次回乡探亲。那时外公外婆还健在，二舅又新盖了房子，大舅一家是回长沙过年来。在乡下过完年，就到我家来了。表弟们在广州没见过下雪的情景，他们虽有些怕冷，但十分兴奋，也加入我们三兄弟的雪战之中。我们从地上抓起厚厚的雪团相互掷投，投得满身满脸都是碎雪。我们乐得在雪地追跑蹦跳，在冰天雪地留下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我们还从家里拿来和煤的铁铲堆雪人，只是堆的雪人不太好看，且雪人还黑不溜秋的，因为是煤铲挖的雪。夜里父母亲和大舅及大舅妈围在煤炉边谈话，只听到他们长吁短叹的，很少听见他们舒心的笑声。
　　 后来，母亲告诉我，大舅十六岁时是父亲带他离开道湖的。大舅天生英俊帅气，那年父母亲结婚时大舅刚高中毕业。父亲因他们部队换防，便带着母亲和大舅一同去了广州。在广州，大舅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了国民党政府办的无线电专科学校。那是一所全日制的军事无线电学校，学费和食宿费全免，连制服也是统一发放。大舅三年学业满后便被分到国民党军队一艘军舰任报务员。大舅因个子高大英俊业务又好，很得上司喜爱和重视，上司便把大舅介绍给了他一个富豪的亲戚做女婿。那个富豪姓乐，他的长女叫乐毅，广州长大，美国求学。乐毅极倾心大舅，她便三番五次劝大舅和他一块去美国发展。但当时大舅在军舰上也极被重视，独挑军舰报务的大梁，他不想离开军舰，也就没去美国。乐毅是大资本家的小姐，生活奢侈惯了，为人又任性娇纵，慢慢与大舅就有了矛盾。而大舅不太懂浪漫，为人严谨又务实工作，他有点看不惯乐毅的一些生活做派，这样乐毅就赌气去了美国。当时大舅他们舰上的无线话务班租住的是广州生产销售扣子的一个邓姓老板家的楼房，老板的女儿一下子就看重了英俊帅气的大舅，非大舅不嫁。同样是资本家的女儿，邓家小姐天生丽质，优雅大度，温柔体贴，勤奋聪慧，完全不似乐毅那样天纵骄奢，大舅也一下子看中了邓家小姐。
　　 这桩天赐良缘是美好的，然而却给大舅带来了多舛的运数。由于乐毅和大舅已有婚约，乐毅又在美国，她压根就不松口与大舅解除婚约。这事一拖到五十二年，大舅才与乐毅解除婚约，与邓家小姐缔结姻缘。解放后大舅没有工作，又有国民党旧军队报务员的敏感身份，所以只能做些小本生意。大舅妈娘家的扣子公司也在城市工商改造中被收回了国有，娘家也没有了对她们的资助。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大舅便铤而走险，和朋友走私黄金，提心吊胆有一桩没一桩的干些黑市买卖。而这次回长沙也正是躲风声，因乐毅并不死心跟大舅解除婚约，她知晓大舅跟朋友走私黄金的一些事，于是她便向当地政府告发了大舅他们走私黄金的事。后来大舅离开长沙后终没能躲过政府的惩治，被抓去韶关一生产硫黄的地方强制劳动改造了，最终死在了那座硫黄矿，这是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