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懵懵懂懂在学校读了半学期后的一次阶段小考试，语文居然得了四分，算术得了五分。那时，大多数小同学对分数的概念还不强。老师说得两分算不及格，得三分算勉强及格，我的分数在班里并不稀奇，语文算术都得了五分的同学不在少数。我的语文是因为听写时，有一个字没有默写出来，扣了一分。蒋老师在总结这次小考时说，这次的考试是对我们学习来次摸底，了解一下同学们初始时的学习情况，希望同学们下阶段更加努力学习，争取得到好成绩。蒋老师还表扬了这次取得好成绩的同学，最后才念到我的名字。我心里有一点点不高兴。下课后蒋老师找到我，她鼓励我要好生努力，不然别的同学成绩都超过了你这个当班长的，那下次你就没有班长当啦。我红着脸向蒋老师保证，我一定会努力，争取下次考试语文能打五分。
　　 慢慢的我懂得了分数的重要，知道当学生最要紧的是考试要有高分数好成绩。我的上进心和好强的个性也在蒋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下从那时起开始滋生起来。我的悟性应该不算上乘，但记性还不错，上课的专注力也较集中，而且我的胆子较大，上课举手回答问题，不怕出错而被同学们笑话。这样，在期末考试时，我的语数两门都得了五分。不但蒋老师表扬了我，而且我还得到了一张学校奖给优秀学生的奖状，我心里乐开了花，奖状拿回家父母亲也特别高兴。
　　 学校要庆祝元旦，我们一甲班在蔣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排演了歌舞剧《拔萝卜》，另外蒋老师还给我报了一个独唱节目《桂花开在桂石崖》。
　　 演出那天，盛况空前，学校邀请了许多学生家长前来观看。因人太多，演出的地点，就由学校礼堂改在了高年级前面操场临时搭起的舞台上。那天我的父亲也来了，他要看他儿子被扮成一只小花猫，排在拔萝卜家庭队伍的最后，是如何四两拨千斤，一上场就协同全家把那个硕大无朋的大萝卜给拔了出来。他还要看他的儿子独唱的歌儿是否跑调、忘词。
　　 蒋老师给我们化的妆活灵活现。老爷爷陈宗让用白毛巾在头上扎出龙钟的模样；小姑娘李芬打扮得花枝招展，扎着两条冲天辫，穿着碎花布衣，天真可爱；我穿着黑底起白圆圈的上衣，蹬着一条屁股后粘着的黑色尾巴的泡泡裤，嘴角边被黑油彩划了几根醒目的胡须，喵喵两声，活像一只小花猫。我们唱着“拔萝卜，拔萝卜，快来快来拔萝卜”的歌儿，依次上场。一个硬纸壳的大萝卜，红中透白，白里还起了几道黑色花纹，被用绳子吊在舞台前方，我们拔一下，大萝卜就摇晃一下。最前面的爸爸假模假样的抓扯着绿色的萝卜缨子，挥汗如雨地拔着萝卜，同时他还对舞台一角将要出场头顶着方头巾的妈妈招手呼喊着：“老婆子，快来帮忙拔萝卜呀！”这样妈妈喊爷爷，爷爷喊奶奶，奶奶喊孙女，孙女唤小花猫，角色一个个唱着歌儿出场。当小花猫蹦跳着，喵喵叫着跳上舞台，他牵着小姑娘的花布裳，大家一齐又唱将起来时，排最前面的爸爸大吼一声：“大家加油啊！”随之所有角色都往后一仰，跌倒在地。大萝卜在舞台前方悬空吊起，被拔了起来。
　　 全场观众掌声如雷，欢呼起来。
　　 在后台教室里，蒋老师用黄草纸轻轻拭去我嘴角的胡子，又在我脸蛋上涂上红红的胭脂，画上浓黑的眉毛，只是仍穿着小花猫的衣装准备登台唱歌。蒋老师刚刚为我拾掇完，就听见报幕员用银铃般的声线在报幕：“下一个节目，童声独唱《桂花开在桂石崖》，演唱者——甲班小同学齐红润”。
　　 我是第一次独自登台，也不懂啥章程，报幕员还未报完幕，我就急不可待他跑到舞台中央。报幕员灵机一动牵着我站好后，对我说，小同学你可以唱了。于是我自己对着台下喊道：“预备起，唱。”立刻台下观众爆发一阵嬉笑声和掌声。那时是没有什么伴奏带之类的，更别提会有什么乐队。我不知定调，起了高八度的嗓音就唱了起来：“桂花开在桂石崖哎呀来哎哎，桂花要等贵人来耶，桂花要等贵客到……”起音太高唱不上去了，我自嘲地笑笑便又低八度唱起来：“桂花生在桂石崖，桂花要等贵客来哎……”突然我忘词了，怎么办，我停顿了一下，死命搔了搔头发。搔头发也实在想不出词呀，我急得差点就要哭了，转身就往后台走，记不起歌词咋还唱下去呢。
　　 这时蒋老师连忙跑上台，她迎着我说：“齐红润，勇敢点，把歌唱完！”
　　 我遂又返回台前，台下又是一阵嬉笑声和响亮的掌声。我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唱起来，也不管一段二段的歌词如何串位，也不管音高音低如何跑调，我故作镇定地唱了下去：“桂花好比苗家的心哎，贵人就是解放军嘞，毛主席好比太阳明，照亮苗家桂石崖呃，苗家从苦难中走出来，桂花开放幸福来。”当我又把嗓音提高八度，唱完：“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这最后一句时，我扭头又往后台跑去。这时蒋老师再次一个箭步冲上舞台，抱起矮小的我，急步返回舞台中央对着台下，和我一齐弯腰敬了一个躹躬礼。台下再次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且经久不息。
　　 蒋老师抱着我返身回到后台，我突然发现慈爱的父亲竟然也来到了后台出口，他伸开双臂把我从蒋老师怀中接了过去。那一刻我发现父亲的泪眼在他戴的眼镜后闪闪烁烁。
　　 许是我在学校元旦庆祝会上表现出的令人好笑一幕，之后我便在学校成了老师和同学们追逐的热点。走到校园任一角落都被人们友好地取笑。我那时还不大懂什么虚荣心，但我也知道是我在舞台上有点滑稽的举动惹起了大家的好奇。我也不管它啦，不怕别人的指笑，故作大方的我行我素。
　　 其实唱《桂花开在桂石崖》这首歌，首先是和姐姐一起看了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电影后，感觉好听才学唱的。姐姐们都爱唱歌，尤其是对流行的电影插曲，更是特别喜欢学唱。往往看完一部电影后就会去买这部电影的歌片，学唱电影中的插曲。那时电影的广告往往是通过一张彩色电影画报歌页完成的。歌片64k，两页四面折叠成小册子。封面是电影中主角的大幅彩像，下面有四五张电影情节剪辑的插画。后页面是电影故事简介和精美的插画。第三面便是电影插曲的简谱歌词，两分钱一张，便于收藏。姐姐们都喜欢这种电影歌片，主要为学唱电影插曲，了解电影的情节故事，也算是那时追星的一种形式吧。
　　 五十年代，其他娱乐形式不多，看电影便是我们姐弟最热衷最期盼的娱乐活动啦。可那时看场电影要一角钱，我们很难跟父母亲要上一角钱，去端坐在学院大礼堂看上一场电影。除非平时一分两分钱积攒起来，攒够了一角钱才能够在周六晚上去学院礼堂看场电影。另外我们就是靠在礼堂的外墙上，通过礼堂的玻璃窗“听电影”。那时的电影院通常是单位大礼堂代替的，大礼堂不像现在的会堂和电影院这般封闭，音响效果也没有现在的好。那时大礼堂的玻璃窗高大宽敞，平时是打开的，只有放电影和开大会才关上下面几排玻璃窗，上面的窗户太高就不搭梯关了。开会或放电影时，礼党内的声音是关不住的。所以大多时间，我们买不起票的小朋友们就安静的靠着礼堂的外墙听电影了。只要我们不吵闹，安静地听电影，不影响礼堂里的人看电影，一般是没人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安安静静地听完一场电影，只是看不到画面影像，只能通过声音去想象猜度，但电影的情节故事也能够了解六七分。还有就是在放电影前，我们便早早地敛声屏气躲在礼堂舞台上的犄角旮旯里，只要巡查员没发现，等电影开映后，我们便在银幕反面看电影。当然银幕反面的电影是不好看的，头抬得很酸，脖子扭得生痛，极不舒服，但总算是看了场电影吧。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溜下舞台，偷偷摸摸绕到后面几排没坐满人的位置上提心吊胆看场电影，看见巡查的人走近，我们或躬身躲在座椅后，或挤躺进座椅下，大气不敢出一声，生怕被巡查的人逮住撵出去，看不成电影了。
　　 后来，我上学了，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地看电影。我的小姐姐就领着我的大弟弟继续用这种偷偷摸摸的办法看电影，且每场电影散场回到家，她们还兴致勃勃地讲述电影故事的情节，和令他们激动的场景，很是令我羡慕她们看了这场电影。那时学院的大礼堂只是每周六才放一场电影，我的小姐姐生怕错过了这场观影的机会，想方设法也要带着大弟弟去看这场电影。哪怕实在没办法溜进大礼堂，也要靠墙根听完这场电影。
　　 终于，父亲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我们住所后山脚下，靠一口偌大的水塘边开垦出了几小块菜地来。父亲很快在母亲的协助下，在菜地种上了便利管理的包菜、白菜、菠菜、韭菜和葱之类的蔬菜。十天半个月后，那几块蔬菜竟然长得绿油油的。母亲说快到冬天啦，早晚温差大，叶子菜容易长。何况家属楼的下水道有通往山脚下的排水管，父亲挖了个很深的坑，可以蓄下水管流出的污水用来沤肥料，水塘取水浇菜也不太费劲。
　　 渐渐地，我们家的蔬菜就可以自足了，有时还有多余的送邻居。这样邻居们也纷纷学习父亲，后山脚下便开垦出许多菜畦来。邻居们大多来自五湖四海，菜的品种也种得五花八门，名堂齐全。邻居中有来自农村的，那菜自然种得很好，父亲就跟他们学经验，比如包菜在啥时要用稻草扎梱起来，白菜要选矮脚白菜，这种白菜炒出来软糯清香，而且春天很会抽菜薹；又比如种大蒜时要先用人尿浸泡大蒜子，这样生出的大蒜粗壮，蒜苗炒着吃更有大蒜的浓香。总之父亲很虚心地学着种菜，戴一副眼镜和一顶草帽，担一副水桶，有模有样一介农夫的派头。“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父亲很有些骄傲，他说他比陶老夫子要强些，至少不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我们家到电力学院的第二年，母亲被正式招到了技工学校的食堂工作。虽然上班要远一些，起早贪黑地，工作也要辛苦许多，但母亲得到的报酬比在电力学院托儿所要高一些。那时大姐和二姐都读寄宿学校，费用自然要高一些，家庭负担重了，父母亲的工资自然就不够用。虽然父亲开垦了菜地，供给了家里的蔬菜，但油盐酱醋，学杂费用，衣帽鞋袜，哪一样都少不了。父母在生活方面是极节俭的，但人口多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父母又都心痛自己的儿女，不想太亏了他们，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开源节流。
　　 开源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不像现在可以多打一份工。那时每个人一个岗位，只有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做好。但母亲总是在想办法，像她们食堂每天要倒掉的剩饭剩菜，只要不是馊了变味的，母亲总是择好一点的拿回家，煮沸了，蒸透了给我们吃。而且母亲还跟白案师傅学做馒头面条，回到家后给我们做。尽管母亲做的馒头并不那么萱，面条下出来短短的也有些糊，但我们却吃得有滋有味，分外甘甜。母亲去技工学校要走三里多路，天晴路干还好说，遇刮风下雨，落雪垢澟就够母亲受的了。食堂工作起早贪黑的，母亲总是披星戴月，顶风冒雨，踏雪踩冰。那时每每一觉醒来，我看见母亲一身透淋水湿或一头雪花冰凛地回到家中，我幼小的心就紧缩着，颤抖着。
　　 一九五八年，刚进初二的大姐，把年龄改大了一岁，十四岁便招进了株洲化工厂。那时街道居委会看我们家子女多，父母亲负担重，便给了我们家一个招工指标。招工的年龄起点为十五岁，大姐姐只有十四岁，而且个子矮小人又很瘦，本是不符合条件的。但父亲还是狠狠心，找派出所把大姐的年龄改大了一岁，让大姐初二便辍学，参加了工作。
　　 那天，父亲拿着街道的介绍信到大姐就读的学校办理了停学手续，大姐很激动。一是可以参加工作，减轻父母的负担；二是终止了学业，心里有几分怅然。她和父亲离开她们学校时，在下坡的路上狠狠地摔了一跤，唯一一条不带补丁的裤子也摔了一个大窟窿。记得大姐去株洲化工厂时，提着一只装有一个小脸盆，一只饭盆和一只刷牙用的网袋，背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她读书时用的书包，在父亲护送下离开了电力学院，离开了我们这个虽贫困却温暖的家。
　　 大姐是她们那批新招的学徒工里年龄最小，个子也最矮的女工。大姐刚进厂时，厂里还没有投产，正在搞基建。所以，她们就要半天担土方，半天学习。因大姐年龄小，个子小担土方就很辛苦，但大姐生性顽强，在家中很早就帮父母分担家务，照顾妹妹和弟弟们，她咬牙坚持，从不叫苦。她的坚忍耐劳很得同事们的赞赏和照顾，半年的劳动学习一结束，大姐便派去了天津化工厂实习。
　　 去天津实习前，大姐回了趟电力学院的家中，想把她好不容易省下的一点生活费送回给父母。那时大姐的学徒工资是每个月十五元生活费，伙食费扣去六元钱，洗涮花费三元钱，各项零杂一元钱，她每月从牙缝里节省下五元钱积攒了起来。
　　 大姐把半年节省积攒的三十元钱包好，放进内衣口袋中。她生怕弄丢了，就时不时摸摸放钱的口袋。她在南门口下了长途汽车后，去了趟食品店，她想给年幼的弟弟们买点水果糖，给父母亲称一斤炒米糕。大姐那时太小了，没有什么生活经验，越是怕扒手把好不容易攒的钱偷走了，就越是时不时地摸拍内衣口袋。不曾想她的这一举动，反倒引起了扒手的跟踪和关注，只待伺机动手。当大姐让营业员称好水果糖和炒米糕，掏内衣口袋付钱时，她的钱早被扒手偷走并逃之夭夭啦。
　　 大姐的痛哭和遭遇得到了食品店主任的同情，他给电力学院医务所打电话告知了大姐的情况。父亲接到电话后便心急火燎地赶到南门口那家食品店，把哭肿了双眼的大姐接回了家。回到家，大姐仍抽泣不止，父母亲一个劲安慰她。母亲把大姐抱在怀中，心痛地含着泪水说：“退财人安乐，只要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我们几个姐弟，见到思念了半年的大姐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也都低声细气地啜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