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里我睡得正香，忽然被什么声响惊醒，看看手机，不到三点。定了定神，原来屋子外面刮起了大风。风好大，用力地拍打着楼窗戸和楼顶的太阳能水箱，一阵又一阵，就连楼房东侧操场上的旗杆被摇得叮叮当当声都传送到了屋子里。合上眼再想睡会，却怎么也睡不着。换个姿势，还是如此。想去电脑桌上写点东西，又怕惊动了睡眠极差的妻。于是黑暗中，我睁大了眼睛，呆呆地出神。
　　 忽然，一个人的影像渐渐的浮现在我的眼前：一身脏兮兮的黑色粗布的棉袄棉裤，左右手分别抄在对方油亮的经常擦鼻涕和泪水的袖子中。细长的脖子顶着一个光秃秃的大脑壳，两个耳朵又大又尖，同样脏兮兮的脸上永远挂着擦不干的泪痕，眼睛里写满了可怜和恐慌，似乎在对我说：老同学，你不是老早就想写写我么？既然现在睡不着，为什么不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我老早就想写他了，于是我翻身下床。
　　 李兴国，相信村中与我同代的人早已经忘掉了他，甚至忘掉了他的名字。他就象是窗外大风中一粒轻小的微尘，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与李兴国，都出生在文革前不久。他大概比我大，但我不知道他比我大几岁。因为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他是留了级与我一班的。但是至于他留了几级，我是不知道的。
　　 那个年代，人们心目中的阶级地位十分分明的。同我家一样，李兴国家在村子里的地位极低。
　　 大多数成份低的人在村里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大人孩子往往都是被欺辱的对象。听人说，李兴国的爷爷日伪时期曾经做过伪保长。在我的记忆里，他的爷爷极老，戴着一副老花镜，佝偻着身子，每天扛着一把锄头，去村子东头大坑边上的空地上与其他几个人为生产队积肥。也是听人说，这个老头手巧，会用高粱秸秆给人制做花圈。村中每每有人去世，都会去他家请他编制花圈。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民兵连长找到他，让他做个花圈，他没问给谁制作，那民兵连长也没说给谁做。他伸手向民兵连长要两元工本费，民兵连长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妈的，给毛主席做花圈你敢要钱？你个老不死的！一时间，给毛主席制作花圈还敢要钱！他的爷爷成为村中人们口中的笑谈。
　　 印象里，李兴国的父亲极瘦，个子高，腿也长，细长的脖子上顶着个小小的脑袋，人送外号小家雀。我不知道他的本名，只记得人家喊他小名：望去头。我想，这望去头大抵是父母希望霉运在孩子这一代都去掉的意思吧。这个望去头每天挑着两只桶，拿着个粪勺，去生产队社员家的茅坑掏粪。然后挑了去大坑边，将粪水倒在土里，与其父亲和另外两个人用锄头细细地和着土捣，然后堆积发酵，当作肥料。从冬到夏，莫不如此。
　　 李兴国有个姑姑，个子很矮，小鼻子小脸，人们都叫她小虮子。听人说她有点发傻，是个老姑娘。我有好几次远远地见她坐在自家门口的石头上晒暖。小虮子最后被我家邻居圣婶介绍给自己大龄的光棍二哥做了媳妇，后来听人说生下个女儿后死了。
　　 我没见过李兴国的母亲，听人说她的个子也不高，又瘦又小。人们从不叫她的名字，而是唤她外号白菜心。虽然这白菜心又瘦又小，却为她的丈夫望去头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便是我的同学李兴国。
　　 李兴国，个子不低，这一点随他的父亲。他性格木呐，眼神总是怯怯的。他的鼻子下面永远有擦不净的鼻涕，而鼻涕流下来总是用两只袖子去擦，所以袖口处总是擦得油腻发亮。回回考试他总是不及格，老师说他，他也不回声，只是用眼呆呆地望着老师，头也随着老师的手上或是别处的动作而转动，就像有什么东西牵引着一般。
　　 李兴国是全校所有男生都可以欺负的唯一的人，也是为学校所有男生女生带来快乐的唯一的人。
　　 都说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就去找乐子，其实肚子因了贫困饿憋的时候也会去找乐子，俗称穷开心。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贫困的年代，我的小学课余生活大多是在挖野菜割猪草或是捡拾牲口粪中度过的，只有中午的时候，才能草草的从房顶上拿下一块冻白薯或是从堂屋地上的白薯干圈中取上两片生白薯干，当作午饭，边吃边快步跑到学校，享受一下学校里的欢快时光。或是听人讲故事，或是围观看热闹。
　　 邻居有一位按辈分我唤叔的的人，姓陈，我只记得他的小名叫小子。他虽然已上初中，可有时中午他会坐在我们小学教室的窗台上，或是桌子上，不是光着膀子摇着蒲扇，就是穿着不合身的大襟棉袄，为我们讲肖飞取药之类的故事。窗台下面或是课桌旁边围着的，则是如我一般大小的一群孩子。故事很中听，讲的人神采飞扬，听的人屏着呼吸，彼此都入神地沉浸在故事的情节之中。那一刻，仿佛自己就是那肖飞，腰里插着驳壳枪，骑着从汉奸手中夺来的车子，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与那些汉奸周旋。
　　 看热闹，也就是看人砸瓦打台跳房子之类，而更多的时候则是看瓦西里拿我的同学李兴国寻开心。
　　 瓦西里是一个高年级学生的外号，姓严名武，方面大耳，枯黄的头发，满脸雀子，嘴巴很阔，一口的黄牙，说起话来就会往外流涎水。当时小学操场晚上刚刚演过电影《列宁在1918》，因他块头、个子都很大，皮肤又白，象极了苏联人，尤其是那枯黄的头发和脸上密密的雀子，虽然不英俊，但并不妨碍人们呼他为瓦西里而不是《看不见的战线》中的特务马小飞。
　　 瓦西里训李兴国，是学校午间经常上演的节目。当大半的孩子们都来到学校的时候，瓦西里就往我们班的随便哪一张课桌上大剌剌地一坐，两腿晃悠着。立刻，旁边就会围上好几圈的人。人们知道，好戏又开演了。大家仰着脸，看看瓦西里，又看看李兴国，期盼着最佳剧情的上演。瓦西里将李兴国叫到跟前，说道：“李兴国，听我的口令，你要立正，两手放到大腿边；我说什么，你要答到，敢不答到，扇你大脖子拐！听见了吗？”李兴国表情凝重，不作声，只是不安地注视着瓦西里，点点那秃秃的大脑壳。表演开始了，一个发出口令，一个恭敬地回答：李兴国，到；小家雀，到；白菜心，到；小虮子，到。每一声“到”，配合着李兴国小心虔诚的立正姿势，都会赢得周围的人们哈哈的哄笑。人们越是哄笑，瓦西里训得越是起劲，李兴国愈是傻态百出。到后来，发出的口令愈发的荒唐，而这到答得也越发的带有哭腔，围观的我们也愈发的狂热：猪圈，到，哈哈；大生猪，到，哈哈哈；老母狗，到，哈哈哈；茅蒌，到，哈哈哈；粑粑，到，哈哈哈哈…一个得意地恣意发令，一个可怜地机械麻木地应答，旁边一众围者开心而又冷漠地起哄。而那众围者中，也有一个无知的跟着哈哈大笑的我。直到长大后读了鲁迅的巜阿Q正传》，我才知道原来我也属于看杀革命者的围观看客。虽然我没有吃醮着人血的馒头，虽然我也是社会最底层中的一员，但我确确实实地是跟着众人哄笑的人。
　　 节目的最后，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是瓦西里训累了，被训罢的李兴国就象是一只猴子，躲在教室的角落里，用那恐慌不安的眼，看着一众人意犹未尽地散开去了；一种是瓦西里不满意，李兴国被一口老痰吐在脸上，被虐哭了，两眼流下的大颗大颗的眼泪，将本不干净的脸冲出道道的泪痕，就象是河水冲过的河床。于是呜呜地哭着，走出人群，回家找他爸去了，身后留下的又是一阵哈哈哈的哄笑声。
　　 当然，即便是他的父亲来到学校，也是于事无补。瓦西里早就背上白羊肚手巾做的书包溜之乎也，不是去麦子地里打鸟，就是去河里划冰去了。于是李兴国的父亲领着他，歪着脖子上的小脑袋，睁着红红的眼睛，看看这个，瞪瞪那个，仿佛是在向人们宣告着：谁要再欺负他的儿子，绝不会饶了他。
　　 看归看，瞪归瞪，那个年代里，有谁能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富农子弟撑腰呢？再者说了，严武家可是村子里的大户人家，又有谁能惹得起呢？
　　 李兴国的爸爸走后，过不了几天，同样的节目还会上演。就这样，演着演着，我升了班，而李兴国还在原地蹲班。
　　 我不知道我升入初中后李兴国念到了几年级，反正我考取师范之后，就彻底没有了他的音讯。直到我后来从海边小学回到家乡任教，才听人说李兴国的母亲早早死了，他们祖孙四个瞎过着并不好过的日子。
　　 虽然他家也分到了责任田，按理说日子也应该好了，可一家人谁也不大会地里的技术活，所以地里收成自然很差。于是失能的他们，日子过得愈加艰难。远不如在生产队时，每年好歹都能分到一些与大家一样多的口粮。又过了几年，他的爷爷死了，于是父子三人过活。当爹的望去头无能，李兴国呆傻无力，啥也不会，就连锄个地也锄不好，总会把苗连草一起锄掉。好在他的弟弟脑筋还行，跟人学了个电焊的手艺，一家人的日子才渐渐地有点好转。
　　 后来，他的弟弟凭借一己之力讨了个媳妇，自己去单过，虽然白手起家，但毕竟有了个自己的小家。于是李兴国又继续与他的老爹两个人过艰苦的日子。
　　 社会底层无能无力的人的生活最是艰难困苦，想要反转难上加难。也许是爷俩日子太苦营养跟不上，抑或是后来生了病没有及时治疗吧，我的这位呆傻同学李兴国竟先于他的父亲而去了。大儿子死了，小儿子也有了媳妇，这个望去头或许是没有了牵挂，或许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太苦没有意思，几年之后，他竟然抱了瓶农药，倒在了村外五峰道边一条很大很深的土沟里。
　　 几十年过去了，李兴国和他的父亲渐渐的被村民们忘却了，连同着他们的名字。只是天道轮回，当年的瓦西里得了失心疯，现在整天地口里流着涎水，东走西逛，嘴里嘟囔着人们不懂的话语。人们望着他的背影，说着叹着：好好的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按说这么些年了，李兴国没有过上好日子，他的弟弟家的日子应该翻个身了，但是没有。当年学校里的凌弱的节目仍在继续，重复着当年的剧情，只不过当年的瓦西里如今换作了村子里的张三或是李四，李兴国的角色则继续由他的兄弟扮演。
　　 李兴国的弟弟靠着自己的本事翻盖了新房，还为他的侄儿娶了媳妇。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变，却遮掩不了精神上时时受到的暗伤。他的弟弟很惧内，因为当初娶媳妇的时候正值穷困，所以内心深处媳妇总是第一。家里的事情媳妇说了算，即便他的弟弟赚了钱也是全数交给媳妇。媳妇爱扭秧歌跳广场舞，他的弟弟便由了她去扭去跳。可无论扭秧歌也好，跳舞也好，那眼睛都是心灵的窗户，总有人想扒着这窗户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摇曳的美妙身姿，打情骂俏暧昧的眼神，正所谓美目流盼兮，若勾若引。于是总有满身骚气的公山羊般的男人在他弟媳妇身边嗅来嗅去。一边嗅，一边蹭。这一嗅二蹭的，李兴国的弟弟的头上便渐渐地有了绿意，很快便生发为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不久，他的弟媳成了绿色草原上奔驰的公共汽车，别人都上去了，唯有他的弟弟追在汽车的后面干瞪着眼。
　　 都说屋漏偏逢连天雨，大水尽淹独木桥。其实可怕的破窗理论也在李兴国的弟弟家得到哲学验证。村子里有个骚蛋子见他家软弱可欺，便将淫邪的手伸向了他弟弟的儿媳妇。小媳妇爱打麻将，这骚蛋子瞅准了时机，趁打麻将洗牌之时，三摸两摸就把这小媳妇拿下了。
　　 又一顶绿帽子！就连旁人都哀叹：世上倒霉事有千千万，为啥老天总是尽可着姓李的捡？！李兴国的侄儿气不过，找到那骚蛋子理论，冲动之下，打了对方。不成想这吃了打的骚蛋子还挺懂法的，打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人，将李兴国的侄儿送进了拘留所，吃了些日子牢饭。最后他侄子又赔了不少钱给那骚蛋子才算了事。
　　 呜呼，睡了人家的媳妇不需要守法，打了睡自己媳妇的人却要守法！事实证明，弱势的个体想要从精神上彻底地摆脱被欺压凌虐的命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写到这里，抬起头，朦胧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李兴国那张忧郁的脸，以及脸上河水冲过河床般道道的泪痕。突然间，这张脸抽曲变形，似乎在咆哮：哇呀呀，告诉我，这骚蛋子是谁？
　　 我一愣，呵呵，老同学，去了那边，咋就变个人了？什么时候会的哇呀呀啊？难道你这是要去寻仇？那好，俺老龙也不瞒你，这厮姓项名如。知道么？就是他妈妈被那兽医搞破鞋时打了母猪发情针的那位。咋，地上人都知道了，你在那界更应该知道的啊!听我这般一说，那张脸形又渐渐恢复了原样，逐渐变淡，变淡，最后竟镜光一闪消失的无了影踪。
　　 放下笔，我抬起头，望向窗外：天将明，已见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