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好的诗歌是有一定神性、能够进入灵魂的。孔孚先生在《复王尔碑》的信中说：“平常心，家常语，而又深不可测，方是至境。这是很难很难的。”诗有没有这一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足以体现诗之间的差距，有则常怀，无则过目即忘。
　　 诗意本身是一种高语境，而今生活条件好了，国人多写诗，一时遍地诗人，这其实是泛文化的表现。当下很多诗人都按这设定的模式，按所谓流行体写作，——我们的诗人太懒惰了，沿袭的太多，创新的太少，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布吕内蒂埃就说过“同社会风俗一样，诗歌形式有生有死，——经过了过度的使用，这些形式褪了色；它们丧失了最初的效果”。
　　 诗人忠实的是自己的感觉，所写离不开所历所见，不断刷新的是对直觉的敏感。诗人应该凭感性处理诗歌，善于发现，把感性的现实像矿藏标本一样采下来，用笔来反映日常习见的生活，看到什么写什么，愿意做这个世界最朴实的记录员。这样写最大的好处是素材取之不尽，美国已故大诗人勃莱90多岁时还在写身边的事物，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博尔赫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明白，那位诗人的气力不是花在诗上，而是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来让人赞赏他的诗，很自然，这番努力提高了他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这类的自欺欺人，今天的所谓诗人还在做，乐此不疲，在他的诗前面，其他人的好东西一点也没有了。还有些诗人在荣誉的垃圾堆里打滚，今天获这个奖，明天获那个奖，忘了还有一句名言——“荣誉使人失去名声”。还是认认真真写出点东西吧，诗人的身份向来都是追加的。
　　 诗歌“超语义”深层结构的营造，看重的是诗背后蕴含的东西，它力求把感情放到文字的背后，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进步，今天的诗人最好能自我沉潜一二，注重这方面的发掘，在文体上探寻浓缩、凝练的内敛化的创作之路。一首诗歌的好坏并不取决于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诗歌的本质在于有没有诗性，有没有内在诗质。
　　 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坛子轶事》，多少年来针对这首诗众说纷纭，大都认为过于“超现”，都用形而上的眼光去审视它。但在美国这首诗并不难解，反而觉得诗人写得很自然，因为诗人所处的那个年代，北美正生产一种品牌叫“统治”（有的译者译为“君临”）的广口坛子，诗人在田纳西州旅行，上山时就看到了被人丢弃的这种坛子，——我们而今百般猜测这坛子指代什么玩意，其实是最真实存在的很自然的东西。
　　 菏泽同乡、单县籍诗人朵渔认为，“从青春写作到成熟写作是第一个关口，有的人永远跨不过这个关口，写到七老八十还是那个调子，不入门”。
　　 在这样一个凡俗的年代，不少所谓诗人的诗学视野很差，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生活介入能力差，不具备处理现实的品格，搞不出现实与灵魂交融的及物写作，只会写假激情、自适或小情调，热衷于自我抚摸。赵丽华诗本不弱，但因为选材过于随意，终致有“梨花体”风波。
　　 “惟有同心人，可以论金铁”。省城多年交往密切的一位诗友，一向努力，近来创作处于井喷状态，一次聚会上谈到他近期的诗，肯定的同时，我也说了这类的话——“知道你为什么处在高产期吗？因为不大注重选材，什么都入诗。”不讲选材，什么都可入诗，这是第三代诗运动以后的真实情况，说到质量则大都如风中尘埃，诗评家林贤治甚至认为“9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诗人倘没有道德的焦虑，没有追问的立场，没有反思质疑的态度，写真的不如不写。
　　 诗歌界并不缺少寻“词”寻“陌生词”的诗人，缺的是能让词语真正和自己的思想做把爱的诗人，而寻的“词”，在我们的诗中很难抵近我们的所思，很难与思想同步。我们自己想到、感到和看到的事，写进诗里往往词不达意，那是还没有能力把那些抓不住、摸不着而在大凡伟大诗歌中都领会到的东西，抓住写进自己的诗里，这个东西就是诗的境界和精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