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写完了《家乡的大槐树》，算是交了表弟昨天留给的作业。不一会，表弟的微信又来了信息，让我写一写老供销社，说是当年老供销社东墙下面窄窄的夹道胡同，是他们上学必经的小道。又说到七几年，供销社搬到新址，我的妻哥铁生在新供销社西面柜台买糖的情景，让他历历在目……
　　 表弟提到的老供销社，全称是果乡两山供销社。七十年代，全乡远近共十一个自然村，就只有这么一个供销社。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私人是没有也不许开商店的。所以在那个年代，供销社里经营的都是人们日常用品，什么铁丝电线锹头锄镐，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凡是生产生活中用的，一应俱全。所卖的东西虽没有现在的小巧精美，但都是货真价实百姓所需。当时的物价极低，打斤酱油不过五分钱一斤，盐一斤也就是二分钱，一根大大的麻花也只有五分钱二两粮票，但这是奢侈人家的点心，我是从来没有吃过的，我的爸妈也买不起这样的东西。二两油，一家子六口人，我的妈妈能用得吃一个月。所以，他们怎又么舍得给我买诸如麻花之类那么奢侈的东西呢？
　　 当时日常生活用品中最贵的要属猪肉，也只是四五毛钱一斤的光景。有一次我生了病，妈妈怜我，给了我贰分钱，我嘟嘟地跑到供销社东边的柜台旁，买来一大捧当时咱们北方极少见的菱角，用细竹签挖吃里面白生生的菱肉。就那，还是妈妈让我写了好几遍硬币上的“贰”字，直到写对了，写周正了，才给了钱让我去买。当时有些紧缺商品是凭票购买的，比如肉票，布票，粮票……当然，当时人们的购买力也是极低的，很多人家往往是手里攥着购买票，可是手中却没有想花的钱。
　　 供销社坐落在我们村子中间，是一个八间朝阳的一溜正房的大院子，正房里的北墙边有摆满商品的货架，然后就是一大溜的带玻璃小窗的柜台。院子东面的几间厢房是库房，西边的几间厢房是采购站，专门收破烂废品药材的地方。南北院深近五十米，东大墙临道，便是表弟说的那条窄窄的小路，宽近两米，是长峪山、正明山和后两山三村人购物上中学的必经之路。
　　 我们村口西南就是当年全公社唯一的一所中学。每当中午放学时，离家远的学生不回家，就结伴到供销社里去逛一逛。看看柜台里，望望货架上，兜里有的，就花上几分买几个糖荚，甜上一下午；兜里没有的也不打紧，毕竟是看到了自己心里想看的东西。很多人来供销社不是为了买东西，就是为了转一转，打发一下午休的时间。我家就在小路东二十多米，与供销社紧邻而居，所以我经常看到这些中学的学生们。
　　 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几个高中生。其中的两个人，隔几天他们手里就拎着一点东西，或是铁器，或是深绿色的碎玻璃。一大早地靠在供销社绿色的大门边，等待着大门的打开。开门之后，他们卖掉手中的废品，换上一根大大的麻花离开。直到长大一点，我才知道他们手中拎的东西是邻村用来连接浇地的玻璃管道的管节接头。到底是大孩子啊，想吃麻花的道道比小孩子多多了。也是直到长大了，我才知道他们一个是供销社南墙外摆摊给人做衣服的裁缝的儿子，一个是叫做什么毛的后生。而记得他俩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裁缝娶了我家邻居的姑娘做了他的大儿媳，另一个则是因为他长的非常英俊，总见他午后与人在供销社边上不知因了什么打架。他比我大哥大几岁，我大哥初中毕业后为生产队里的牲口打饲草，有一次在他们村的玉米地边割草，被这小子逮到，将担草的扁担给拿走了。父亲托了本村一个我唤太爷的人去了他们村，通过亲戚才将扁担要了回来。要知道那条扁担，可是我大哥为家里赚工分谋生的工具啊。后来听人说这人进入了县里一个什么厂，又后来因为盗窃被厂子开除又回到村里。听人说他搞了人家许多的大姑娘，人称外号大公鸡，有着好大公鸡管半庄的“美誉”。只可惜，这人前些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
　　 因了家离供销社近的缘故，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到供销社门前或是大院里玩，因而也见到许多的来自各个村落来这里买东西的人。那时自行车都很少，整个村子也没有两辆，人们都是挎着篮子或是挑着担子来采买东西。或是来上点酱油碱面面起子，或是扯上块布给家里的男人缝个褂子，毕竟是十里八里地来一趟很不容易。我曾在这里见到一个买东西的姑娘，一头白色的头发，眼睛眯眯的，个子很高，不知道是哪个村子的。当时正演电影《白毛女》，很自然的，我就把她与白毛女划成了等号。我很害怕，从来没敢从正面瞧过她，后来才知道那人得的是白化病。
　　 当年的供销社有不少的职工：一个白发老头是王经理，另一个是长着魁梧身材方面阔耳的严经理，然后是大长腿老常，长脸李生印，快嘴小郝，卖布料的小廖，卖五金的小贾，姓杨的卖糖果点心的公社书记媳妇，还有采购站的爱干净对古董很有兴趣的老头李长春，以及他的助手小黄。这些人我熟络的很。他们所谓的小，其实都与我的父亲年纪差不太多。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供销社的人也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那个李长春，人特别和善，总爱用姆指上套着一个翠绿扳指的手捧着我的脸端祥。我想，他爱好古董，而我又不是古董，我一个小屁孩，哪里值得他那么认真地端详呢？我只是和哥哥曾经将剪下来的头发或是从山里刨来的柴胡介梗远志等药材晒干后卖到了这里，然后拿钱又换了几支铅笔几个本子。他说我长的像电影里的潘冬子，可瘦小的我怎会是他心中的那个山伢子呢？我按父亲的要求，礼貌地喊他们伯伯或是叔叔。
　　 当时我的父亲在生产队里干完活后，每天早晚都抽空去供销社里帮工。因为供销社收猪，然后宰杀卖肉。父亲便为他们的猪圈垫土，打扫猪粪，或是帮宰猪的老孙打下手：烧开水，刮猪毛，抖理肠子。为的是每天多挣上几毛钱贴补家用。父亲很勤快，供销社里的人对他都很友善。很多比他小的人称呼他大哥。有时人家会把不要的大肠头，碎小的肠油，或是猪尿泡让父亲拿回家。父亲到家把拿回的东西刮一刮，熬一熬，煮一煮，熬出点油来，为家里增添些油水。而猪尿泡煮后父亲会让我吃下，说是可以治疗我晚上尿炕的毛病。小时候的我白天玩累了，经常晚上睡着睡着，身下潮湿一片。第二天晾出去的褥子上，赫然一幅黄色的地图。
　　 供销社里的人对我们父子极好，可是有一次，我却不知为何发了昏，做了件错事，挨了父亲一顿胖揍。
　　 那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供销社的大院里玩，见到了严经理，我喊他严伯伯。小伙伴们都很新奇，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伯伯”这个称呼，我的小伙伴永强更是把“伯伯”理解为蘸了盐的饽饽。于是他们就追在严伯伯身后喊：盐饽饽，盐饽饽。我听他们这一喊，感觉也很新奇，不知道哪根筋在作怪使劲，我也追在严伯伯的后面喊：“盐饽饽，盐饽饽！”
　　 喊时很得意，可是喊的后果很严重。父亲队上下班来到供销社，知道这个情况，找到我。父亲先是蹲下身来安静地问我做什么了，当我说了我的过错后，父亲的手伸向了我的裤裆。瞬间，大腿里子钻心地疼痛，我不知道父亲的手在我的大腿里子上是转了几个圈，只是以一声大哭表达了我的切肤之痛！之后，我又被父亲提到严伯伯跟前，亲口向严伯伯说了对不起父亲才算做罢。
　　 来自父亲深刻的教育，绝对不是简单的说教。当然几十年后我才理解父亲也没有时间去说教，他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较快地解决问题，因为父亲还要做事养家。从皮肉延伸下去的教育，最易触及到灵魂，深深地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给人起过外号，或是不礼貌地称呼对方，哪怕对方是个小孩。
　　 正如表弟所言，1974年供销社于为了满足群众需要，扩大经营范围，搬到了村东新址。我的父亲仍然去新供销社帮忙。直到后来父亲右派被平反，才离开供销社去公社石场主持工作。我的二哥原来在山上炸山皮土，那活虽然很苦，但很来钱。一个机缘巧合，父亲与念师范的我商量，是让二哥到供销社做小工还是继续炸山皮土。考虑到炸山皮土只是一时的生计，所以我建议二哥去做小工。1982年县统战部门为老干部子女安排就业，于是二哥成为了供销社里的唯一一名正式职工。虽然四年级文化的二哥曾将卖袜子写成了卖妺子，闹出好多诸如此类的笑话，但他头脑聪明，不久也混得风生水起，在供销社里能够独挡一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各村的小卖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供销社不再是一家独大，生意越来越惨淡，最后于2004年解体。解体后的供销社被二哥和同村一个李姓职工买下，一分为二。李家经营着化肥农药，二哥家经营着百货和医药超市，两家生意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