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消失在视野里的原始建筑，我必须把镜头拉长，拉到三十年前、二十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风水宝地，安逸，繁华，温馨，熙熙攘攘又井井有条，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鼎盛。也有一言难尽的回味。
　　 坐落在北山脚下中心地段的电影院，属黄金地段。偌大个县城，上下不过各五里路，繁华地带加起来就十里路。我认为，这里是我永远的家园。在县城生活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一直围着那半截中心路段转悠，搬过来，搬过去，依次是电影院，文化馆，电影院，文工团。
　　 西吉电影院（影剧院），是名正言顺的影剧院，只是人们习惯了叫电影院。电影院与影剧院的区别在于，即能放映，又能演出。因此，是八十年代固原地区占地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一家影剧院。我们俗称的电影院，楼顶树立的牌子上写着“西吉影剧院”五个醒目红色大字。相对卖票的年代，出入自由的我，总认为电影院是我家的“地盘”。直到现在，每当路过，心中有股回家的感觉，也并存着五味杂陈。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潮的年代，也是一个消闲的年代，看电影是唯一一个供大家消遣放松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个奢侈的娱乐场所，一千二百个座位的影剧院，几乎座无虚席，晚晚如此。电影散场后，黑压压的人群撒满广场，那些磕着瓜子，携家带口去影剧院消遣的城里人，真是羡慕死乡下人了。遇到新片上映，还得走后门买票，一天两三场不在话下。逢集日中午定有一场，大大地满足了进城年轻人的愿望。中午、傍晚时分，满街道飘荡着流行电影歌曲，惹得路人神魂颠倒，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少林寺》插曲，《牧羊曲》，每天几次循环播放，我们很快学会并跟着唱，同时掀起了学武术高潮，年轻真好。后来，由于电视机和录像机的出现，看电影的人逐渐减少，直至电影事业走向没落。
　　 电影院是我的老窝，结婚后第一次住在后院小二层，西楼二楼，四间套房，当初可以说是县、局级干部的面积了，据说是以前经理家住过的房子。电影院是女儿的出生地，那里算是女儿的故乡，度过了幼儿期，后来又二返长安，度过了中小学期。
　　 那时候，每到中午和晚上，影剧院楼顶的喇叭响起前奏音乐，我的心，拔凉拔凉的纠结，以至于听到那种声音就过敏，因为别人晚饭后带着孩子一家人散步、看风景，而我，只能一个人领着女儿逛马路，看着别人一家一家携儿带女，瞬时孤独感倍增。正如现在的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和温馨感，徒生自卑感。
　　 1990年秋天搬到文化馆三楼，居住了三年。
　　 文化馆，也就是青少年宫钟楼那里，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高高矗立在楼顶的大钟，每个时辰都会铛铛铛报时，二十四小时周而复始的钟声在空中回荡，起初感觉很新奇，慢慢地厌倦那种吵闹，甚至是一种打扰，让人半夜不得眠或惊醒，所幸后来钟表坏了，修理过几次，走是走着，但不报声了，吵烦之后反而顿轻松，再后来，钟表罢工，停止了“心跳”，终于被拆除。文化馆和少年宫整体是一栋楼，正面朝南，是一座U形单面楼，中间有一块正方形院子。正月十五接社火就在这里耍狮子，惹得赶集人爬满几层阳台和楼梯看热闹。靠西面三层属于青少年宫，靠东面的东西楼和靠北面的南北楼三层均属文化馆。当初文管所在三楼占有几间房，我们住文管所的两间单间。
　　 文化馆北面一、二楼住人，有一大间办公室，其他都是小单间（职工宿舍）。三楼北面是文化馆排练厅，冬天不用时我把过年的菜放在里面当几天库房。夏天偶尔搞排练，西吉第一次学习交谊舞的教室就在这里，教练老师是专门从银川学习取经回来的文化馆职工。教会了我们“国际标准交谊舞”，我们简称“国标”。那是1992年夏天，学会后掀起了跳舞高潮，利用院子地理位置的优势办起了舞会，供职工活动，也有外面卖票的舞客，活动规模不小，门票也是一笔小收入。
　　 1993年初冬又搬回电影院一楼，在以前住过的二楼底下住，冬天靠架炉子取暖，可以说一年三个季度在用炉子取暖。单位每年每人分一吨大炭，两个人的加起来足够取暖了，从工资中扣除相应炭费。每个职工都有一间炭房。直到2001年秋天又搬到电影院隔壁文工团院子（文化家属楼）后，才真正住进了暖气楼房，也算是完全走出了电影院大院。彻底结束了架炉子的艰苦生涯。之前一年，先生也调离影剧院，干起了与专业无关的行政工作。
　　 电影院广场以前是平坦场地，自从先生第二次调进影剧院开始，由于娱乐场所增多和电视机的普及，电影事业开始走下坡路，没几个人看电影。他想了个不算长久之计的办法，把广场挖了一个椭圆形旱冰场，为了职工的生存，搞起了旱冰娱乐活动，用活动收费发放工资。但是，维持了不长时间，生意萧条，只能另想办法，又买来了台球案子，打起了台球，生意不错，每到逢集日或周末，乡下人进城，年轻人总想打几盘台球才算过了一把进城的瘾。
　　 女儿也跟着玩，练得一手好手艺，台球捣得相当不错，手指头上也磨起了老茧，那时候才六七岁，七八岁，刚上学的年龄。我也学会了打台球，但技术不如女儿。
　　 靠文工团那边白色小房子就是当时看台球的值班室。为了摆脱发不出去工资的困境，真是绞尽脑汁，可还是敌不过大气候的影响，风靡一时的电影事业在时代变迁中没能起死回生。
　　 大门口摆摊卖麻子、卖瓜子的几个人，卖了十几年，就拿这生意养家糊口，最后还是跟着衰败的电影事业一起倒糟、搬迁，直到现在，和我同岁的一个女人，还在北山路边和西市场“打游击”卖水果，三十多年了，她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脸晒得像焦油饼，黝黑黝黑，且肥胖臃肿，严重的风湿病导致双腿变形，牙齿也掉了几颗，每当看见她，一股难言之痛萦绕心头。
　　 后来电影院广场又修成平地，铺上了瓷砖，以前十几层的坡形抬价挖断，修建成一个露天舞台，九十年代的广场文化起源于这个舞台。每到周末，我们搬着椅子挤在台下或侧面看节目，直到演出结束，等待先生和同事收拾道具和搭台子的家当，每次结束，已是12点或凌晨一点。现在想想也是好笑，大把时间浪费在一场场电影和歌舞晚会上，而且津津有味，痴迷不悟。由于内部人方便，那些年，几乎把中国的电影看了个遍，有些重复着看。
　　 平时白天，台下广场搞广场舞、晨练、打太极拳、太极剑、舞扇，晚间的露天舞会，都集中在这里。
　　 九十年代末，电影事业彻底停摆，大门紧锁，只有大型会议或外地来的歌舞团演出才偶尔开门。
　　 以前赵老师画海报都是在广场台子铺开阵地，电影海报是八十年代县城最靓丽的风景，赵老师的画生动、逼真、精美、篇幅大；他是天生的画家，没有专门学过，但出手之作和画报一致。他的毛笔字也称得上一绝，写标语，写横幅，写宣传词，随时有人来求写。那时我认为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字，规整，清秀。赵老师属于贤惠人，比较谦卑，也很幽默；我经常看他画画，有一次在后院画板报画，他家养的几只鸡围着我们散步、啄食。先生问：“赵老师，你家这几个鸡儿下蛋着吗？”赵老师一手端着颜料碗，一手拿着牌笔，头都没抬：“嗯，曾经下过！”我忍不住想笑，又强压住笑声。我们俩相视一笑，哑口无言，站着看赵老师笔下滋滋生风，有一搭没一搭闲聊。那时候，真的很悠闲，没有多余的事情忙乎，没有杂念，没有分心的事，不急不躁，就瞅着赵老师画画，也是一种享受，看得聚精会神。
　　 那几年，为了能发出去工资，他们除了搞副业，还演电影夜市，一夜到亮放五、六场电影，天亮了，电影也散了，乡里上来看完电影的人披着朝霞回家，放映人员也才能回家睡觉，通宵达旦，辛苦是难以想象的。任何行业，都不容易，没有体会，就没有发言权。
　　 那时候，突出了个悠闲，有一次，我在票房窗口旁站着，一个乡下青年急匆匆跑到窗口问：“几点就亮了？”里面卖票的赵老师手指头夹着票本，撕票，收钱，照样头都没抬：“和往常一样，没有因为演电影亮的迟或早！”我押着笑声，牙齿咬着唇，捂着嘴，往小伙子脸上一眼，往赵老师脸上一眼，小伙子尴尬地急忙纠正：“我的意思是几点就演完了？一急咋说成几点就亮了？”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赵老师则继续一本正经，面无表情，慢悠悠地卖票。
　　 后来，广告牌不用画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油印喷画，色彩、造型的丰富让人多了新奇感，满世界的花花绿绿，反而降低了对手工画的比较和审美，从此，再也看不到画工弓着腰一笔一画的精雕细琢。
　　 曾经辉煌一时的影剧院，终究没抵挡住时代的弄潮，中心地段的风水宝地，终被改写，县城标志性建筑物——影剧院，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被拆除，尘土飞扬中，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竟是那么不堪一击。现在虽然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没有以前的亲切感和舒服感。算不上繁华的商业地带，熙熙攘攘的人群，根本不知道以前这里发生过什么，因为像我一样的这代人多数跟着儿女离开了县城，进城的多是乡下年轻人。时代永远在变，不变的只有记忆，人群也在变，取而代之的陌生人占据了整个县城，出门很难遇到以前上下班必见的那些群体。
　　 我的思维，电影院，也就是影剧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宽阔广场，共群众游乐，永远是最休闲最舒适的空旷地带。我应该和以前一样，站在影剧院门口坡子上，上下各一眼，能把整个县城打量到头。可扩建后的马路，依然一条龙地延伸，街道两侧高楼林立，上下马路已经不止十里，而是三、四十里路了，可以说，一路繁华，车水马龙。
　　 曾经的一切，已退出历史舞台，我的啰嗦，全当回忆，乘记忆还清晰，记录一段历史。若干年后，若有人翻看，当初的黄金地段，我的“地盘”，如是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