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奴才控制人才，这是一切专制制度的通病。这种专制的通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宦官专权。那些长年生活在深宫中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执掌着国家各方面权力的高级官员们常常很不放心，为了加强对臣下的控制，他们往往更宠信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奴才，即宫中的宦官。
　　 这种现象到了明朝，更是推向了极端。
　　 永乐年间，明朝正式建立了以宫中大太监为长官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的任务是专门刺探百姓对皇帝的态度，刺探的主要对象是朝中和地方上掌握各方面大权的高级文武官员。除此以外，朝廷还常常派遣太监出使外国、巡视地方、监军出征等重大任务。明朝的大权实际操纵在宦官集团——阉党手中。
　　 有一个比阉党头子刘瑾、魏忠贤(他们祸国殃民被人唾骂)更早的阉党头子，那就是明英宗正统年间的大宦官王振。王振在明英宗即位之前，曾做过他的教书先生。因此，明英宗当了皇帝后对他特别宠信，仍尊称为“王先生”。
　　 王振的权势究竟显赫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记载这样一件事: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明英宗为了庆祝乾清宫和奉天殿的落成而大宴群臣。按照明朝开国时定下的祖训，宦官是不能同公卿大臣一起参加公开的宴会的，因此，明英宗还特地派人去探望王振以辅慰。派去的人正碰上王振在大发脾气，他拍胸跺脚、指天划地对来人道:“我好比那辅佐成王的周公，想不到朝廷的宴会连我的一席之地都没有！”
　　 派去人赶紧将这情况报告了明英宗，明英宗还为他的王先生伤心了好一阵，于是决定打开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的东华门，让王振出入。当使者告诉王振时，连王振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王振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势，在宴会这天，就专门等文武百官散宴出宫时，傲慢地迈着方步从东华门踱出来。众官员一看到王振竟然从东华门出入，一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忙跪下拜起来。此后，内外大臣甚至王公贵戚，都称王振为“翁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干爸爸”。甚至朝中的工部侍郎王佑不长胡子，王振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长胡子，王佑谄媚道:“为父的不长，当儿子的怎么敢长啊！”(太监都不长胡子)。
　　 然而，百人百性，也有没长媚骨的，看不惯王振这种人的，大理寺少卿薛瑄就是这样的人。
　　 王振是山西大同人，有了权势后提拔重用了不少同乡作为自己的羽翼，但这些人的名声都不好。王振很想拉几个有社会声望的同乡入伙，以壮大势力，装潢门面，表示自己举贤任能。
　　 一日，王振问大学士杨士奇:
　　 “我的同乡中，有没有名望很高，可委以重用的人材呀？”
　　 杨士奇当即向他推荐了提学佥事薛瑄。不久，薛瑄就从山东任上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到京城做官了。
　　 薛瑄为人忠诚耿直，不但学问好而且有胆识，在民间和士大夫中颇有名气，平素最瞧不起那一班巴结权贵、不学无术的官僚。俗话说，朝上无人不做官。这次升迁到京城，他明知道是王振的面子，但进京后就是不去王振门下走动。而王振一心等着这位名士同乡登门拜望。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王振也没见薛瑄的面，心里纳闷，就专门跑去问大臣杨士奇:
　　 “为什么老不见薛瑄来看我呢？”
　　 因为是杨士奇推荐的，他赶忙向王振道歉，说也许很忙的缘故吧。王振又让人去把大臣李贤唤来，王振知道他和薛瑄关系好，要李贤把他想交结名士的意思转达给薛瑄。
　　 第二天上朝时，李贤就把王振的话转告薛瑄。薜瑄道:
　　 “你老兄怎么也替他来传话？我做的是大明朝的官，为什么要去私人门下谢恩？这种事我一概做不到！”
　　 时间久了，王振明白了薜瑄是决心不与自己来往了，他心里虽很不是滋味，但也不便说什么。
　　 又过了些日子。一日，大臣们正在朝房里议事，王振摇摇摆摆地走进去，大臣们一见都赶忙站起身，一个个上前打躬作揖，唯独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王振不看也知道是薛瑄，便假惺惺上前施礼打招呼，说同乡入朝多日没去看望抱歉之类的话。心里却恨透了薛瑄，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报复惩治他。
　　 王振有个侄子叫王山。这王山依仗叔父王振的权势，在京城里欺男霸女，无恶不做，甚至勾引奸淫朝中官员的妻女。此时，王山正看中了一个武官的妻子，碰巧这期间那位武官得病去世了，王山就想公开霸占她，那女子十分气愤，严拒了王山。王振就暗中唆使王山，让武官的小妾诬告武官的正妻，用毒药毒死了丈夫。树倒猢狲散，小妾得了王山的好处把状告到都御史*王文那里。王文是王振的亲信党羽，当然明白这个“案子”应当怎样审理。果然，亡者的正妻屈打成招，定了死罪。但按照明朝的法律制度，都御史管辖的都察院是监察机构，审理的案子必须移交给大理寺量刑处理。
　　 大理寺少卿薜瑄感觉这案件漏洞大，无实证，几次都驳回了，并为亡者的妻子申辩。王振结伙王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唆使御史们弹劾*薜瑄。他们诬告薛瑄“贪受贿赂，为杀人犯辩解。”皇上明英宗当然听从王振一伙的，竟然毫无根据地把薛瑄定为死罪，投入了大牢。
　　 薛瑄知道皇上是个好人，但好人不等于是个好君王，也知道是王振在害他。但他在狱中镇静自如，安静地读书学习，他说:
　　 “我作为法官，为受冤屈的人申辩，按国家的法律办事，这是我的本分。我为此而死，死而无愧。”他的三个儿子听说父亲定为死罪，三兄弟就上书给明英宗，要求一人代父去死，两人去边疆服苦役，来赎父亲的死罪。但王振不置薛瑄于死地，死不眠目，明英宗全听他的。
　　 薛瑄的冤情惊动了朝野有良心的人。王振家中有个跟随他多年的，从老家山西大同带来的老仆人，听说朝廷要杀薛瑄，就跪在王振面前痛哭不起。王振问老仆这是为什么？
　　 “听说薛少卿要被处死，我为他而哭。”
　　 王振感到奇怪:“朝廷里的事，你怎么知道的呢？”
　　 “大人忘了薛少卿是咱们家乡的人，家乡的人都在为他哭啊！”
　　 王振听了更是不解。老仆人趁机告诉他，薛瑄学问大，人正派，品德高尚，为官清正廉洁，在全国很有名望，在山西大同影响更大。听说朝廷要杀害薛少卿，全国有许多人都为之愤愤不平，有的还准备劫法场。
　　 王振听了，心中不由害怕起来。他怕杀了一个薛瑄，引起全国的官员、百姓对自己不滿。他害怕在家乡大同留下坏名声，因为他一直自以为自己在老家有很高的威望，甚至会流芳百世。
　　 王振思来想去，辗转反侧，觉得还是不杀薛瑄为好。正巧，朝中侍郎山西大同王伟，上书皇帝明英宗，为薛瑄说情。
　　 王振经过前后权衡，就顺水推舟，把人情送给了同乡，准了王伟的要求，免去薜瑄的死罪，除名放回了原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