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条筐，不全是柳条编的。紫穗槐、荆条、桑树枝等，都是编筐的好材料。柳树最普遍，柳条最柔软，柳条筐自然最多，这大概是人们把所有条子编织的箩筐，泛称柳条筐的原因吧！紫穗槐，是一种灌木。坑沿上，坡棱子，坟圈子，这些没法种粮食的地方，就有人种上紫穗槐。紫穗槐长势旺盛，分蘖快，释放出一种类似樟脑的香味，质地比柳条坚硬些。条子编筐，叶子和花积肥，浑身都有用。桑枝、荆条，我们那儿用的不是太多，可能是柳条、紫穗槐就足够的原因。但荆条，一定是韧性不错的条子，要不古人怎么将“荆条”当作刑具呢？春秋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到廉颇家“负荆请罪”，就是以荆当鞭，意寓主动鞭笞自己。荆条来源久矣！
　　 事实上，我们家乡那更多地是根据筐的形状或用途称呼它。笆篮筐，方的。有大有小，大的至少一米见方，小的也要七八十公分，四面中间好多孔。一般用双肩背着用，就像现在的小学生背书包一样，把筐背在身后。这种筐，最能盛东西，是我们出去割草、拾柴的必用家具。抬筐，顾名思义，拴两根绳在筐上，两个人用扁担抬着用。圆的，径有一米，高约一尺，适用于近距离积肥、倒土、运垃圾等。笼筐，也叫篮子或竹篮子。有提梁，径约一尺，高约半尺，出去挖野菜、拾花生。在家放几个萝卜，盛几块咸菜，是最常规的用项。小媳妇们带几个鸡蛋，拎双布鞋，跨在胳膊上，踮儿踮儿回娘家，也常用这笼筐。粪箕子，专用于捡粪。上边有提梁，下边是小筐，梁在单肩上，筐在屁股后。勤奋早起的老人背上它，绕柴禾垛，转大坑，走土路，钻墙角旮旯。捡起牛马驴骡丢下的或人们内急时，排出的一摊摊的粪便。积累肥料，为院子里的小苗施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机肥。那时的粮食蔬菜好吃，与用的肥，有直接关系。还有小浅子、小笸箩、大簸箕、小簸箕等等……都是柳条、紫穗槐等编织而成。是筐的衍生物，拓展品种。盛馍馍、放针头线脑、晒粮食、扬米去糠等，用途极其广泛。
　　 为了适用大水管、小推车的运输，人们还量身定制，编织扁平和长方形的筐。扁平的，上边担上两根木条，横跨在大水管后衣架上，可驮三四百斤重物。长方的，拴在小推车两边。长宽合为一体，看着整齐，推着轻松。
　　 各家的筐，大都是从集上买来的。各个集市，专门有个卖筐的区域，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筐，艺术品一样，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草木混合香味。也有灵巧的人家，从柳树上撅来柳条或自种些紫穗槐，自编自用，省了买筐这笔开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势低洼、水流充沛的村庄，适应柳树、灌木生长。原材料就地取材，就催生了一批编筐专业户。这些地方，往往形成一个专业化协作的产业链。种植采集条子，对条子进行前期加工（泡水、去皮、去刺、劈开等）编织，一直到销售。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编织是个技术活，开头，决定筐的大小、形状，而筐是否耐用漂亮，就取决于收口了。到收口的时候，条子要粗些，韧性要好些。把长出来的条子稳妥，紧致地塞进相邻的箩筐缝隙里。严丝合缝，成为一体。好的编织手艺人叫篦匠。和瓦匠木匠齐名，都是农村的好把式，倍受人们尊重。
　　 抬筐，生产队用得多。其他筐，大部分就是家用了。我使用最多的，是笆篮筐。十二三岁以前，用小筐，以后就全是大号的了。记得最多的是给羊割草。每年夏秋两季，放学后，随便吃口东西，便把镰刀往筐里一放，背上大筐走了。远处，偏僻处，坟圈子，去的人少。草多，我就去这样的地方。特别是坟圈子，其他小孩子不大敢去，怕闹鬼。我看过有关鲁迅先生踢鬼的一篇文章，知道世界上根本没鬼。有鬼，也是人闹的，就胆大，就比别人多割不少的草。谷友子、狗尾巴、牛筋草、节节草，嫩绿、茂盛，羊最爱吃。我把大条筐压得结结实实，又扛尖扛尖。用绳子绑好，拄着镰刀，猫着腰，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一摸筐里的草，已经被压得热乎乎的，冒热气了。
　　 打高粱叶子，也是笆篮筐于我的一大用项。高粱，不同于玉米等其他高秸杆作物，它的特点是，长到一定高度后，秸杆下边的叶子要人为打落一部分，有利于高粱通风生长。这些高粱叶子，绿油油的，正是羊的好饲料。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把笆篮筐放在地头，钻进高粱地里，刷刷地打落高粱叶子。够一抱了，就送回筐里。够一大筐了，就用绳子拴好，送回家再去。为了打落得多，打落的快，我们哪顾得只打落底下的几片叶子。我们总是就手中的高粱杆往上够，上边的还嫩。这就肯定影响高粱进行光合作用，输送营养，减少产量。定性，可以叫破坏生产。护秋的就追我们，追上就罚我们。为了躲避他们，我们就像打游击一样，和他们周旋，在青纱帐里乱钻。但我们忘记了一件致命的大事——筐子丢在了地头。护秋的都是精明人，早就抓住了这个要害，也不追我们了，只在地头上喊：“把筐拿走了，到大队上去取啊！”
　　 地里藏着的我们，全身的热汗立时变冷，哆嗦着不知怎么办了。到大队取筐，不啻为“自投罗网”，会挨打受训被罚。第二天，村头大喇叭就会全村通报批评我们。我们的家长，自然也会被叫到大队，一同受训。我们只能一咬牙，舍筐保人，反正筐上也没有写着我们的名字。我们从青纱帐里猫儿似地绕着回家。挺好的一个笆篮筐，就这样捐赠给大队了，我们认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下次再去打落高粱叶子，我们就不带筐了，只带绳子。趁护秋的不在，捆一大捆，背回家。
　　 最丢人最难堪的一件事，是去偷猪粪。我们村东南四公里，是个飞机场。飞机场的解放军叔叔们，养着肥猪，猪圈在机场东土围子里边，比较偏僻。这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各自推着一轱辘小车，车上拴着长方的笆篮筐，来到机场。我们把小推车放在土围子外边路上，就手持铁锹，肩背粪箕子，越过土围子，跳进猪圈，往粪箕子里划拉成型的猪粪。机场派出所的一个曹所长，非常厉害。他知道周边村庄的坏小子们，经常出没机场，小偷小摸，淘气。他就经常到猪圈，玉米地，花生地等处巡视。一提他，我们的心跳就会加快。所以，偷粪的过程，是个慌慌张张胆颤心惊的过程。哪顾得上专门找干燥成型的猪粪，只能连稀带糨一起划拉，装满粪箕子，就送到小车上。尽管我们把粪箕子，条筐里边垫上了硬纸板破烂布等，还是弄得浑身都是粪水，臭气扑鼻。还没等我们把小车上的筐装满，不知谁小声嘀咕了一句：“曹所长来了！”我们几个就像兔子发现猎手一样。嗖嗖逃离猪圈，飞向路边，推起小车，撒腿就跑。
　　 “站住！”曹所长洪亮的声音果然从身后追过来。
　　 道路疙里疙瘩，我们魂都散了。不顾小车上下颠簸，猪粪不停四溅，一口气跑出七八百米，进了吴庄。认定曹所长没有追上来，才放下小车，大口喘气。这时，已有几个村民围过来，看着我们发笑。我们才缓过神来，注意到我们浑身上下，除去猪粪就是汗水。筐里的猪粪，也早已溅出，只剩一半了。我们每个人、每辆小车，全成了臭味的释放源。
　　 “这群偷粪的傻小子！”在我们沮丧地推起小车，继续赶路的时候，后边不时有人指点着我们说。我直觉得后背发热。
　　 另一个使用笆篮筐的镜头，至今还在我的脑海回映。1976年夏日，我在社办中学当民办教师。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号召学生割草，晒干后卖到奶牛厂，为学校创收。我记得，班长陈美芬，是个个子不高、肤色较黑的姑娘。家庭生活最困难，但最能吃苦干活。学习好，组织能力强，学生威望高。为了作出表率，那天，她割回来的草，是尖尖的一大筐，足有一百多斤重。我看见她从玉米地里出来时，两腿弯弯，蹒跚着脚步，漆黑的头发贴在脸颊上，肩部被勒出深深的两道红印。我去帮她把筐放到地上，闻到一股浓浓的汗臭。恢复高考，她考进了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个人民教师。在上学期间，她还曾写信给我。
　　 筐的寿命，少则四五年，多则七八年。使用好，维护好，可用十几年。细心的人家，找来废旧的自行车外胎，将筐口裹起来。再用铁丝把外胎一道道绑实，筐子就耐用多了。更有会过日子的人家，在筐子里边垫上一层厚布，盛水果、白薯、萝卜的，免得硌坏。也把筐子保护起来，增加一二年寿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有的筐条糟了，折了，我就用废旧的麻绳上下穿上几道，接着用。有一次，草装多了，在回家的半路上，后背上突然感觉一阵轻松，双腿有被什么东西砸了几下似的。一回头，是筐底漏了，一筐草全都散落在地上。我跑回家，找根绳子，拴住筐底，又背了回来。穷的年代，筐也如同鞋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不能用了，拆散了，烧火做饭。
　　 条筐，还是一种包装物，环保、实用，实惠。记得地震前，我们村在村南成立了一个编织厂，和唐山陶瓷厂订立合同。用紫穗槐编织一种长方形筐，长一尺半。宽、高六寸，专门包装各种瓷器，用于运往外地。这种包装筐，将条子一劈两半，又不用太密实，成本不高。唐山是北方瓷都，那时，国营瓷厂就有十家。我们村的这个编织厂，供应两个厂子用筐，为村里增加了一定收入，还培养了不少编织手。我想，我如果不是正读高中，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编织手。
　　 那时，没有一家不有几个筐的。没有筐，不用说赶集上店，割草拾柴捡粪，就是自留地也经营不了。送种送肥，回收粮食蔬菜烟草，哪一宗活计，也离不开筐。筐，盛着乡亲们的苦乐，载着乡亲们的命运，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愁。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各式的筐，农家的生产和生活将是什么样子。我的童年，也许少了很多快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