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革委会主任去世那年，我六岁。
　　 六岁，城市的小孩都上小学了，农村的孩子上学晚，就跟着大人下地，在田野上到处跑，在耕过的地里打滚、翻跟头，捉蚂蚱，逮蟋蟀，追赶浑身长满斑点的小蜥蜴……那天的天空很蓝，就是漂亮女人脖子上缠绕的蓝纱巾的那种蓝：薄，透明，沉静。风也很轻柔，撩着我的衣襟和头发，我站在公路的排水沟边上，排水沟那边是一排钻天杨，钻天杨的树叶子也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像主席台下哗哗的掌声。
　　 我怎么会跑到那里？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六岁时的记忆短暂、断续而飘忽，就像酗酒后的复苏，猛然发现记忆被敲掉一块，而被敲掉的那部分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补回的。所幸已经拥有的记忆在继续延伸：钻天杨那边是一条柏油马路，马路自西向东，西边遥不可及的地方是县城，父亲曾用自行车驮着我去那里赶集，感觉路长的总也走不到。马路的那边又是一排钻天杨，钻天杨那边又是排水沟，再往前又是平整的土地，一群身穿深蓝色衣服的男男女女在那里干活。
　　 在孩子的眼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比新奇的，我天生就对一些别人认为枯燥的事情感兴趣，我正盯着前方看得出神，忽然一辆绿色大卡车闯进了我的视线，那个年代只要是大卡车，一准是“解放牌”的，大人们都叫它“大解放”。此刻，我终于认出来了，这辆“大解放”是我们村的，只是它的状态跟平时大不一样，蔫头蔫脑的，开得很慢，像迈着沉重脚步的老人，在没有尽头的马路上踽踽独行，完全没了往日风驰电掣的威风。再细看，车头上绷着一条很宽的黑纱，黑纱正中系着一大朵白花！六岁，虽然对死亡没有任何概念，但也隐约感觉到黑纱和白花的组合不是件好事，这是怎么啦？我好奇的目光追随着它，一直到它驶进了村子，我想那个时刻我的表情是呆萌的，像一只没见过世面的羊羔。
　　 我理解不了为什么汽车上要缠上黑纱，于是跑回去问大人，有人告诉我，市革委会主任跟咱村有渊源，他的爷爷的爷爷曾在我们村过活，虽然后来人家进了城，当了官，幸好还认这层关系，给村里不少照顾，比如优先买到化肥和柴油什么的，村里人感恩，要给他搭灵棚开个追悼会，不但村里的那台汽车要戴黑纱，大人小孩还要戴黑袖章呢！
　　 后来，我的右胳膊上果然箍上了黑袖章，大队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灵棚，灵棚是用柳木杆和绿帆布搭起来的，里面挂了市革委会主任的遗像，队部的高音喇叭开始喊话，让村里的人都去那里吊唁，男人女人都去，只是形式没有后来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文明，男人要磕头，女人要哭灵，除了没有穿孝衣孝裤，没有吹喇叭，没有唱小戏，其他就跟村里普通老百姓办丧事差不离。
　　 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主持追悼会，据说他是村里识字最多的人，他把两只胳膊伸直，目的是让稿纸离他的眼睛最远。他表情严肃地扫了大家一眼，然后嗑嗑巴巴地念悼词，时不时瞪一下眼睛，把稿纸前后移动一下，于是下面有人捂着嘴笑。一篇几百字的悼词念了能有一袋烟的工夫，终于念完了，大家也如释重负似地吁出一口气。哀乐响了起来，老头拽过一把破椅子坐在了灵棚旁边，把双手揣进袖筒，开始盯着人们哭灵。
　　 哀乐在村子上空低徊，灵棚里面挤满了女人，泪窝浅的女人哭的梨花带雨，也许她们想起了革委会主任在世时的好处，此刻面对遗像悲从中来，眼泪汩汩而出。有人则不好意思哭，只好拱到前面人的背上哼哼装哭。主持丧礼的老头看得真切，便脸色铁青：“不许装哭，要真哭，把泪哭出来！”于是有人使劲挤眼睛，希望能挤出几滴眼泪，可是没用，有好心人悄声告诉她：“蘸点唾沫！”于是那人就蘸些唾沫抹到眼皮上，伏到前面人的背上闭着眼睛笑。
　　 臭锁有个傻妹妹也在人群里滥竽充数地装哭，听着别人的哼哼声，又看见有人往眼睛上抹唾沫，觉得好笑，她用力抿着嘴，开始笑声只是在嘴里贴着上腭翻滚，像母鸡下蛋以后的炫耀声：“咕咕咕，咕咕咕”……乍听跟哭声没有什么区别，身子也跟着有节奏地颤动，可是她忍了半天终于没能忍住，嘴一张，“嘎”的一下，声音挣脱了束缚迸发出来，先是雷霆乍惊般的爆破音，后面紧跟了一串小号的“嘎嘎”声，清脆而响亮，压抑的笑声彻底转变为肆无忌惮的大笑，笑声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像一群受惊的鸭子在人群中扇着翅膀乱跑，引得大家纷纷侧目，原本肃穆哀伤的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变得滑稽起来。
　　 住持丧礼的老头“噌”一下站了起来，踮起脚尖瞪着眼睛朝人群里张望，大声喝斥道：“谁！谁在笑？谁这么不懂事！”
　　 男人堆里的臭锁看出来了，是自己妹妹，便又羞又恼：“嗨，你个穷妮子，笑什么笑，不看什么场合，你还笑！还笑！”边吆喝边跑过来要打，他妹妹边躲边笑：“哥，不怨俺，俺实在憋不住。”
　　 “你个不懂事的傻妮子！”哥哥扬起手来，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们在旁边拍手叫好：“打！打！打呀！”兄妹俩你追我逃，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追悼会经他俩一折腾，变成了一出闹剧。
　　 听说到了下午，追悼会之后又开了群众大会，批斗坏分子刘成贵，理由是他教唆子女破坏庄严的追悼会，已经从富农蜕变为革命对象。
　　 群众大会是在村中央的戏台那儿进行的，这个戏台春天唱戏，平时就用来开群众大会，主要是批斗会。干巴瘦的刘成贵因家里有十几亩地，被划成富农，本来家庭成份就高，现在闺女又在革委会主任追悼会上明目张胆地笑，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消息传到他的耳朵，已经吓的半死。此时他站在台子上，像犯了弥天大罪似的低着头，浑身瑟瑟发抖！有人把一顶用旧报纸糊的高帽扣到他头上，那顶帽子呈圆锥形，有点像现在道路上放置的塑料隔离礅，戴到脑袋上显得格外滑稽，台下的人轰一声大笑起来。
　　 下面的节目就是喊口号：打倒坏分子刘成贵！砸烂刘成贵的狗头！把刘成贵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口号声如山呼海啸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刘成贵双腿一软瘫倒在地，马上有两个民兵把他揪起来，来了个“喷气式飞机”的造型……一个多小时后，批斗会才结束，主持群众大会的干部宣布：罚刘成贵每天给村里扫大街，以观后效！
　　 我家后面就是村里的大街，那年冬天，外面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大清早我赖床不起，把被窝裹成一个圆筒，然后蒙上头，像条蚕缩在蚕茧里似的，贪恋被窝最后的温暖。这时候，房屋后面总能传来“刷啦，刷啦“的扫街声，声音缓慢而滞涩，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最后归于沉寂。
　　 奶奶听见了，便叹口气，小声说道：“唉，这老头也挺可怜，七十多岁，一条腿瘸了，为这点事还被戴了帽儿，天天大清早扫街，早晚累死，造孽呀！”
　　 奶奶的话一语成谶。
　　 第二年刚入冬下了一场大雪，大清早，人们在雪地里发现了刘成贵的尸体，发现的时候尸体早已僵硬，扫帚压在身下，一只手抬着，指向街的那头。根据姿势和雪地上的痕迹，人们推断他在扫雪时摔了一跤，想爬起来，可是没有成功，向前爬了几步后失去了知觉，没人及时发现，所以就冻死了。
　　 又过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按照政策，村里陆陆续续给戴帽儿的摘了帽，刘成贵因为死了，所以就没有人提，那场追悼会的事也没有人提。再后来，那位死去几年的革委会主任被定成“三种人”之一的打砸抢分子，政治上由红变黑，这才有人重提当年的追悼会。说不该给他开追悼会，虽说他给村里办过一点好事，但那也只是一星半点肉汤，肥肉都让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吃了，他们的子女因为革委会主任招工的招工，提干的提干，一个个都进了城，吃上了商品粮，普通老百姓沾了什么光？不但没沾光，因为开个追悼会，还整死了刘成贵，真是多余啊。说这话的人脸上现出愤愤的样子。
　　 那时候的我依然懵懵懂懂，大人们说的话我听不懂，也没心思听，虽然我已经上小学了，但是心思也没放在学习上，放了学仍旧到田野里疯跑，翻跟头、捉蚂蚱、逮蟋蟀，追赶浑身长满斑点的小蜥蜴，只是再也没有为不认识的人戴黑袖章，村里再也没有为谁开过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