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的夏天，在老同学杜立云、杜隶军、杨建彬、杨金钢等筹划下，我们几十个老同学相聚到了吴忠。一个个都热泪盈眶、感慨万千。老了，确实老了。当年童真的脸庞己被皱纹盘据，乌黑的头发己变成了花白。好多己成了爷爷奶奶，我们来到了金积镇，来到了当年的金积小学、金积中学，寻找着当年的模样……
　　 金积镇座落在吴忠市西南五公里处，这是个繁华的小镇，因为在历史上多次设县，故留下了很多建筑物。镇上服务设施齐全，有中、小学，医院、邮局、电影院、新华书店、还有门类齐全的商店和市场。最大的工厂就是氮肥厂和亚麻厂，镇上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水文打井队家属院、一三九队家属院还有南家属院，其他的就散居在街道上一些小家属院和自家的院落里。
　　 虽是个小镇，但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有影响的还是清未陕甘回民不满清政府的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清政府派兵镇压，起义首领马化龙在金积筑城堡顽强低抗了数月。现在镇上还留有城堡的痕迹。
　　 这个小镇属于银川平原的一部分，离黄河很近，周边分布着很多大湖小湖，还有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湖里有成片的芦苇，这里是各种水鸟的天堂，也是我们孩时戏耍的战场。会游泳的便在湖中心游泳，运气好的话还能摸几个野鸭子蛋，不会游泳的也可在湖边钓个鱼。到了秋末湖水减少时，还能在湖边挖一些此瓜吃，样子和味道很像荸荠，真是鱼米之乡。
　　 金积小学和金积中学就座落在镇子的南边，靠东的是中学，靠西的是小学，两个学校中间只隔了一道墙。
　　 学校虽在塞北，但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大部分老师都是五十年代末支援大西北的上海老师，他们的教学水平都是一流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号角将我们聚在了一起，从此我们有了个共同的名字叫“同学”。
　　 班主任郁老师是上海人，一九五八年随丈夫一同来到了这个塞上小镇，丈夫左老师在中学任教，她在旁边的小学任教。
　　 郁老师三十岁左右，中等体形，留短发，长的很漂亮。她对学生们很是爱护，同学们也很喜欢她。后来文革结束后她在吴忠市一重点中学当了校长，真是桃李满天下。
　　 我有幸踏进了学校的门就遇上了她，她对我的人生影响很深，她不仅教我文化，还教我做人，真是终生难忘。
　　 中学体育老师叫康培青，也是上海人，名副其实，好象苍天让他降临人间就是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他也不辱使命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
　　 我进入初中后，喜欢看高中学生打篮球，球场上有一个大哥哥球打的太好了，一打听知道他叫余克雄，而且己入选自治区青少年篮球队，难怪球打的那么好，（他弟弟余克洪是我的同班同学）当然了这里面少不了康老师的功劳。
　　 康老师在体育方面很有一套，他从初一开始选拔一批有体育天赋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当初以初一学生为基础组建了学校的射击队、排球队。后来这两个队都成了自治区少年队。我们班的杜立云、王大庆都是主力队员。多年后杜立云当选为吴忠市体委主任，王大庆也成为银川市某学校的体育老师，多次带学生参加全国的比赛。
　　 咱们的语文老师韦求生，他是上海人，听说以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一九五八年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被发配到宁夏我们这个小镇上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韦老师中等个儿，略瘦，戴一付近视眼镜，留着背头，宽大的前额是智慧的像征。他写了一笔好字，凡是学校搞什么活动都是显示他书法才华的战场。至于教学水平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大编辑当一个初中语文老师应该绰绰有余吧！
　　 韦老师家在上海，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儿子，己参加工作了，他只身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逢星期天就显得孤单。我记得好多个星期天都是我陪他度过的，他手很巧，找一根三米长的竹杆，再用8号粗的铁丝做成三个头叉子，将三个头磨尖绑在竹杆的一头，然后带上一个尼龙网兜，约上我来到学校附近的稻田或者湖边，用他那特制的工具，一会儿就捕捉了十几只田鸡(青蛙)，将这些战利品放到网兜里，我俩就欢欢喜喜地回到了学校。一会儿的功夫那些战利品就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们吃着田鸡品着小酒还真有点逍遥自在。这是我一个地道的北方人第一次享受了南方人的生活。
　　 我们家开始住在邮局对面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住了四家人，其中三家都是一三九队的家属，那一家三口兄弟俩人，哥哥叫李文华，弟弟叫李保华，李文华比我高一级，在学校学习非常好知名度很高。他妈在镇上废品回收站工作，那个年代每家生活都不富裕，我时常也捡一些废铜烂铁拿到回收站去卖，几毛钱的收入就成了我额外的零花钱。我记得有一次我捡了一些废电线，用火把外面的胶皮烧掉后，自作聪明找了一块废铁然后用铜丝把那块废铁包了起来，拿到废品站去卖，李文华他妈将那包铜丝往称上一放皱了一下眉，我心里一下就跳了起来，知道我的那点小伎俩被识破了，正在我很窘迫的时候，他妈却对我微笑了一下将那块废铜扔到了专门放废铜的货架上，然后给我付了钱，我红着脸低着头迅速回家了。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经常在脑海中闪现，我很感激他妈没有当场揭穿我，给我保留了一个儿童时期的自尊，现在想起来当时如果我被当场揭穿很有可能会影响我的人生轨迹。
　　 我们班有三个同学不是父亲就是母亲在学校当老师，雷学锋的父亲是高中部的语文老师，叶军的父母都在学校当老师，王大庆的母亲是音乐老师，能歌善舞，弹了一手好琴。学校在她的组织下，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那个年代主要是演唱八个样板戏，我们班的贺琴、王金莲、王大庆是骨干队员。王金莲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贺琴是李奶奶、王大庆是王连举的扮演者。他们演唱中的形象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杨建彬家住街道市场的西侧，他父亲是镇上公安派出所的所长，有一天他约我到他家去玩，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出于好奇心，我提出要看他父亲佩的枪，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他父亲的枪，我拿在手里做出描准的姿势尽兴的玩了一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手摸到了真枪，没想到十年后我也当了一名警察。
　　 大约是一九七一年，我们家由邮局对面的院子搬到了东门的农中家属院。班里的孙逞滔同学住在离我家约一百米的一个高墙大院里，大家都叫军官家属院。从此我俩就一起上学，放学后他必定要在我们院子里跟我一起玩泥巴补锅的游戏，有时用毛笔蘸稀泥练写毛笔字，直到尽兴后他才回家。多年后他当了吴忠市疾病控制中心的一名医生，2OO8年汶川地震后，年近五十的他披挂上阵到灾区救灾。多年后他谈到救灾的场景和灾民渴望的眼神时还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东门附近住的还有张青、崔建华、张元柱三同学，我们住的比较近，晚上吃完饭就来到张青家。张青兄弟三个，他大哥那时己到亚麻厂当了工人，书看的多满肚子都是故事。每天晚上我们几个都围座在他大哥身边听故事，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让我们听的聚精会神。
　　 故事听的多了，就对书有了渴望，那个年代好多书都是禁书，就是拿钱也买不到。有一天突然得知，新华书店在一三九队家属院一废弃的大食堂内存放了很多书，经过一番侦查发现食堂内存放的书堆的很高，离食堂大厅上方的天窗不足一米，只要上到房顶顺着天窗就踩到书堆上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和崔建华、张元柱三人带着麻绳来到了一三九队家属院的食堂后面，张元柱、崔建华个子高体质好几下就从旁边的一棵大树上跳到房顶上了，然后他俩用麻绳把我吊上去。进入房内后，借着手电光看到用牛皮纸打包好的成捆的书堆了满房子，用小水果刀割开几包后发现都是教材，又打开了两包发现是小说《红旗谱》，再打开一包发现是《高玉宝的故事》。我们三个用准备好的书包装了二十几本《红旗谱》和八、九本《高玉宝的故事》然后原路返回。第二天班里好多同学都有了这两本节。干了这件事后，好长时间心里都忐忑不安，几年后看到鲁讯的短篇小说孔乙己里有这么几句话：“窃书不能算偷……”这才算自己把自己安慰了一下。
　　 说到崔建华就想起了崔建华他哥，那时他己经是氮肥厂的工人了。他的武术很好，身手不凡，我们几个小屁孩每天跟着他学武术，什么大红拳、小红拳、长拳、棍术等，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接触了武术。现在的小孩想学武术恐怕得交学费了。
　　 我的同桌叫马占华，这家伙是班里有名的调皮鬼。有一天早上第二节课上数学课，我在书包和课桌的抽斗内怎么都找不到书，急得我满头大汗，突然从我左后方扔过来一本书，我一看正是我的书，扔书的是班里新转来不久的女生董兰萍，这一举动搞的班里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我也好尴尬，当然了我也清楚这是我同桌搞的恶作剧。几十年过去了，我跟同学们有过两次大的聚会，都没见到这个同桌，心里很是遗憾。
　　 党继园和雷学锋家在西门附近，去他们家玩要路过一片果园，园子里主要是一些梨树和枣树。春天是花的海洋，夏天是纳凉的好去处，当然秋天就是硕果累累了，即便就是冬天也是我们孩时娱乐的好天地。我们睁大眼睛，仰着脖子寻找树稍上留下的果子，虽然很少只要采到都会欢天喜地。
　　 班长韩立新家在学校的东南角，他家附近有一座铁塔，可能是气象观测用的。空闲时班里很多同学都去那里登高望远，我有恐高症，只能在下面看着他们玩。老班长喜欢运动，篮球打的也好，现在六十多岁了还在篮球场上奔跑，真叫人羡慕啊。
　　 说到这里该说一说老同学杜隶军了，这家伙小时候长的小巧玲珑，精灵气十足。我俩关系处的很好，多少年了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当年他没我力量大，但这家伙聪明，我记得咱们学校门口有一个大水塘，夏季男生经常在里面游泳，他想欺负我了就把我骗到那水塘里，我不会游泳他水性好，他乘我不注意就把我拉到深水区用水淹我，让我求饶，没办法我只能按他说的办。我一直想报这一箭之仇，看来这辈子是没有这机会了。
　　 高尔基的童年是苦难的，而我的童年是幸福欢快的。因为我的脚下是美丽的塞北江南，我的身边是可爱诚实的同学。
　　 同学们里有四个人是最该感谢这片土地的，他们分别是张青、王红琴和徐春来、胡春芳。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也寻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让我们祝福他们吧！